东交民巷：西洋景，中国事儿

夕阳为古老的东交民巷染上一抹亮色，两个年轻人正在拍婚纱照。“这地方多好啊，有洋楼有教堂，去了上面的中国字不就是外国吗？省的花钱出国了。”这对璧人恐怕不知道，如今这片静谧安详、洋味十足的地方，曾是冒险家的乐园，埋着一触即发的政治导火线，东交民巷外表光鲜华美的西洋袍子底下，密密麻麻布满了历史的风云和伤痕。“亡其国必先亡其史”，不知道200年前龚自珍的振聋发聩，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好心情。

京最长的胡同：外交中心700年

 北京的胡同里难得有几棵树，夏天阳光直烤地面，冬天小风一刮，再飘点雪花，显得分外冷寂。但东交民巷不同，这条北京最长的胡同，从西到东1.5公里，一棵接一棵的法国梧桐隔绝了烈日和风雪。“要说帝国主义也办了件好事，就是留下了北京胡同难得的宜居环境。”市公安局的退休职工陈阿姨坐在梧桐树下，身后就是她的家——1958年以前，那里是苏联大使馆。

东交民巷的居民结构比较独特。北京的老胡同里，四世同堂很常见，五六辈人甚至更多代世居于此也不新鲜。但在东交民巷，即使是陈阿姨这样最老资格的居民，也不过住了50年。也难怪，这里本来是使馆区。

提起东交民巷，世人脑海中多半会浮现出《辛丑条约》和那段“弱国无外交”的屈辱近代史。其实，东交民巷作为中国外交中心的历史早在元朝就开始了。那时东、西交民巷还叫做江米巷，因为这里是南粮北运经运河卸船进京的第一站。现在新侨饭店的位置，在元、明、清三代都是税务司和海关。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作为内贸中心的江米巷，因地利之便成了外贸、外交中心。东交民巷700年前就留下了不少外国人的踪影，其中最有名的是马可?波罗，他的游记中多次提到“文明门内江米巷”，指的就是700年前的崇文门和东交民巷。

明代，在大致相当于今天天安门广场的位置修建了国家行政办公中心——棋盘街，被拦腰截断的江米巷自此有了东、西之分，主管外交事物的礼部和鸿胪寺就坐落在东侧，后来礼部还在巷子里设置了会同馆，因为主要接待来自安南、蒙古、朝鲜、缅甸等4个藩属国的使节，又称“四夷馆”，清代改名为四译馆。清乾嘉时期，开始和西方强国打交道，巷子里修建了“迎宾馆”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最长只能住40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规定外国使节可长驻，东江米巷更名东交民巷，500年的平等外交，变成了不平等外交。

解放后，东交民巷结束了“国中之国”的历史，但依然是外交中心，只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使馆上空飘起了社会主义兄弟和亚非第三世界兄弟的国旗。1958年后，这些使馆陆续迁往日坛地区新建的第一使馆区，留下的馆舍被新进驻的各大机关用作办公和宿舍区。原日本使馆如今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原意大利使馆成了对外友协；原德国使馆挂上“红都服装店”的牌子，在很长一段内是国家领导人订做服装的指定地点；原法国大使馆1951年改建为迎宾馆，接待过当年访华的几乎所有外国元首，因国内政变而多年有家难回的西哈努克亲王，就曾前后在这里度过了十余年难忘的岁月，1972年周恩来曾亲自批示，在此地为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兴建游泳池和羽毛球馆。上世纪70年代后期，钓鱼台新建了国宾馆，东交民巷彻底失去了外交中心的地位。

法国邮局：隐身着一个时代的落魄

迎宾馆所在的东交民巷中段，当年是法国的地界。离法国使馆和圣弥厄尔教堂不远，路北有家“静园川菜馆”，普普通通的一排法式折衷主义小房，半旧不旧，青铜的灯盏、插销和门把手还算精致。在此用餐的老外颇多，服务员小姑娘很愿意用不太流利的英语跟客人介绍“这里从前是法国邮局”，但细问里面的故事，她们却只会笑着摇头了。从墙上毛体的“人民邮电”4个大字，可以判断出这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还延续了它的旧日使命。

老北京人好玩收藏，法国人在东交民巷开办邮局，不仅客观上促进了旧中国邮政事业的发展，还在漆木瓷石这些老藏品之外，为那个年代的北京人提供了起源于西方的一个新选择——邮票。很快，以法国邮局为中心，一群玩家在东交民巷创办了华北邮票社、环球邮票社等“玩票”的地方，一时间以邮会友，不亦乐乎。

当年在这儿看管邮品的差役，也大有来头，是上世纪30年代以“神速飞马、驰骋华夏”著称的棋王那健庭。像其他落魄了的旗人一样，这位那三爷白天穿着件蓝大褂在各大茶馆与人饮茶对弈，杀遍四城无敌手，尽管大褂破旧褪色，但也斯斯文文。天一擦黑，他就脱了大褂跑到东交民巷，先是抄起车把“拉晚儿”，晚饭过后便在邮局值起了夜班。您要问了，这位那三爷在哪儿不能挣碗饭吃，干嘛非要跑到东交民巷？还不是因为旗人好面子，出入东交民巷的不是真洋鬼子就是假洋鬼子，不会碰到熟人，也就不会丢人了呗！

正金大楼：满纸尽是张恨水

从台基厂往正义路方向前行不远，便是一座红白相间、混搭了和式风格的古堡式建筑，在周边一群四四方方的罗马式大楼簇拥下，颇有几分妩媚。日本侵华期间，在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直接指挥下，时为日本正金银行的这座大楼里，进行过无数从中国孱弱不堪的经济肌体上大肆吸血的罪恶勾当。解放后这里也长期作为银行业的办公机关，建国初期是中国的钱袋子——中央财政委员会的驻地，如今进驻的华融集团也扮演着相似的角色。鲜为人知的是，解放前3年，这座吞金吐银的大楼还曾给当时的北平人提供精神食粮，这和一个名人有关——张恨水。

日本战败后，连横滨的正金银行总部都被麦克阿瑟勒令解散，北平东交民巷的分行更是成了无主的买卖。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大后方的新民报董事会决定建立北平分社，他们看中了宽敞明亮的正金银行大楼，感觉正适合大报风范，当时即聘著名报人、作家张恨水为北平社的经理、总编，率团队进驻正金大楼。1946年4月4日，北平《新民报》在这里正式创刊。

当时，张恨水亲自主管的3个副刊最受读者喜爱：《北海》连载小说，《鼓楼》刊发新旧诗歌，《天桥》则汇集八方言论杂文。少年成名的诗人邵燕祥就是从《鼓楼》走出来的。多年后邵老回忆起当年上东交民巷领稿费的情景，还是激动不已：“那时我十四五岁，第一次在报馆遇到张先生，他还以为我是替家里大人跑腿，后来听说是我自己的作品发表，还鼓励我。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但没好意思告诉先生：我之所以自己跑来报馆取稿费而不是邮寄，就是想亲眼见一见这位心中的偶像。”

在那个年代，“张恨水”三个字就意味着读者号召力，有他本人长篇连载的《北海》为报纸培养了大批粉丝。更有痴者，为了早知后事如何而来不及听下回分解，不惜跑到报馆贿赂编辑和排字工。著名的《八十一梦》、《五子登科》、《夜深沉》、《魍魉世界》等都是张恨水在经理室的大班台前写就并刊载于《北海》的，这一写就是几百万字，直到1948年底，张恨水从《新民报》辞职，结束了40年的新闻生涯。此后不久，北平《新民报》也结束了短暂的辉煌，被新成立的《北京晚报》所取代。
 

阿东照相馆：红星从这里照耀中国

东交民巷的东段曾是德国人的地界。德国人以严谨精密闻名全球，当年的德国医院如今仍然是北京数一数二的好医院——北京医院，只不过主体建筑早已被21世纪兴建的现代化大楼所取代，只留下一圈古朴的德式围墙。

毗邻北京医院的一座不起眼的德国小楼，曾在摄影领域颇有威名。这座二层小楼延续了当年楼上居住、楼下开铺的旧有格局。一楼的小卖部、鲜花店和美发店是一水儿的外地小伙计，压根儿不知道这里曾经有过什么故事，只有最西头生意最冷清的寿衣店里那位上了点年纪的老北京，在喝完茶后冒出一句：“就算这里以前是著名的阿东照相馆，又怎么样？现在连中国照相馆都比不上那些影楼了。”

1933年，德国女青年海达.哈默从慕尼黑摄影学院毕业，为了实现用镜头记录历史的梦想，她应聘来到万里之外的北平，成为东交民巷阿东照相馆的经理，在这儿一住就是13年。其间她的身份由一个从事管理和商业摄影的照相馆经理，演变成了一位游走全中国、特别是关注老北京风土人情的自由摄影家，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外国人之一 ——莫理循博士的儿媳。

在海达女士主持下，从孙中山的临终留影，到北平沦陷至光复的影像记录，许多在历史上有影响的照片都出自阿东照相馆，最有名的当属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系列。1936年10月底，作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斯诺带着他在陕甘宁地区采访的30个胶卷、十几本日记、笔记，以及一大捆共产党报纸、杂志和文件，悄悄回到北平。从前门下了火车，他就直奔东交民巷，把30个胶卷交给了海达。由海达亲手冲洗出来的《毛泽东在陕北》，也就是毛泽东42岁那年头戴八角帽的黑白标准像，在建国后人民教育出版社任何一版的历史课本上都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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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东交民巷

“孙子，有种晚上咱东交民巷、同仁医院后门单挑！”当年，不知多少北京孩子曾把东交民巷当做宣泄青春荷尔蒙的地方，因为这里幽静，不容易被逮到。如今，虽然地处北京中心地带，西边连着天安门广场，北边是热闹的王府井大街，东交民巷仍然出奇地安静。被义和团火烧过的圣弥厄尔大教堂铁门紧闭，空留天使像的影子在墙壁上被午后的阳光拉得长长的。沿街的商铺没有惯常的喧哗，平均几分钟才会经过一个路人或是一辆板车，偶尔有辆汽车，也会自动放慢节奏，更不会按喇叭，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甚至可以安心地在路中央玩网球。

暂时抛开历史的沉重，享受一下在梧桐树荫下散步的惬意，走累了，在法国邮局改建的静园餐厅尝尝川菜，或者在圣米厄尔教堂里静静坐一会儿。巷子东头是50年的老店新侨饭店，一楼的三宝乐西餐厅在老北京人心目中的地位不逊于“老莫”。三宝乐的罐焖牛肉是一绝，黄油扇贝以个大黄多著称，生牛肉片的口感也不错，吃饱喝足还可以去旁边的面包房买点儿西点带回去慢慢品。

原花旗银行大楼现在是北京警察博物馆，里面的陈列可以满足警匪迷或《越狱》粉丝的好奇心，某些凶案的展示比较考验心脏。还可以演练一下枪法，只是要注意，博物馆凭预约是免费的，但要过打靶的瘾，花费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