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字胡同里藏王府
2010年04月12日
□张惠岐（北京 规划师）
中山路、中华路、解放路、人民路、北京路、建设路是全国著名的六个地名，在许多城市都有，而且多是各个城市的著名道路，但北京却没有。
这六条路，中山路和中华路出现较早，约在辛亥革命以后的20世纪20年代相继在广州、上海、青岛等地。中山路因纪念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而得名；中华路一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创立和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二是表现中华民族的博大。
解放路、人民路、北京路基本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分别是为了纪念全国解放或某一城市的解放、人民当家做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为首都等大事件。而建设路，则因全国都在进行社会主义基本建设而得名。
北京曾拥有过其中三个，它们是中山路、中华路和人民路。而解放路、北京路和建设路从未在北京的历史上出现过。
民国初年，天安门及东西长安门（今历史博物馆西北侧和人民大会堂东北侧附近）之间已开放，1928年为其中的道路命名为“中山路”，自中华门（在正阳门北）和天安门之间南北走向的街道定名为“天安道”，后来改为“中华路”。以后随着城市的改造和建设，东长安门和西长安门被拆除，于是将东单牌楼至西单牌楼的街道（包括天安门前的“中山路”）统称为“长安街”，“中山路”这一地名便逐步消失。而“中华路”也随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和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而消失。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也有人提议在北京命名几条解放路、人民路、北京路，但最终被否定。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北京作为六朝古都，主要街道的名称由来已久，一些地名有上百年的历史，如果重新命名难以让人们从称谓习惯上改变过来；二是全国的一些城市是经过激烈的战斗才获得解放的，城市破坏严重，需要重建，所以要重新命名。而北京是和平解放的，城市主体设施保持完好，建国初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建设，所以新建的主要街道也就很少，也就没必要进行新的命名。
■ 词语溯源
国旺、国兴、国祥、国盛四条胡同彼此相连或相互平行，均位于旧鼓楼大街东侧，北二环路以南。兴、旺、祥、盛———这几个字在汉语中一直指向人们对于未来的美好祈愿。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则使得它们更加深深地置入整个国家民族的“梦想”核心，成为国运隆盛、民族复兴的愿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语境（事关方向斗争和路线抉择）中，它们曾被置换为“共和”、“民主”、“科学”、“革命”、“现代化”等等不同的字眼。
这一组胡同地处明代的金台坊，清代属于镶黄旗，民国期间划归内五区。这四条胡同旧时分别称为“酒醋局”、“慈隆寺”（清代该寺被俗称为“高公庵”，胡同名也随之更改为“高公庵胡同”）、“锅腔胡同”、“碾儿胡同”，均得名于明代。除“锅腔胡同”于宣统年间取谐音雅化为“国祥胡同”之外，其他三条胡同的旧名均沿用至解放后，1965年北京整顿地名时改为现名。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六十周年大庆前后，每日早晨5点刚过，家住国旺胡同24号的赵德芳老人都会早早和老伴耿玉慧来到胡同口。老人踩上木凳，小心庄重地把一面国旗挂到门口上方，展放平整。紧接着，从西往东，整条胡同中的国旗便跟着一面面挂出来了，瞬间把满目青灰、不乏破败之感的胡同装点得分外红艳而妖娆。上午8点左右，从不远处的北二环城市公园遛弯回来，吃过早点，赵德芳和老伴换上首都治安志愿者的黄色T恤，抱着小马扎和邻居们一起在胡同里坐下来。
莫衷一是的酒醋局
对于这条曾被称为“酒醋局”的胡同，赵德芳并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在他的推想中，得名也许只是因为“这里有过做酒做醋的作坊”。对于历史资料中记载的曾经作为明代内府二十四衙门之一、有专门太监掌管的酒醋局（位于景山附近，所在胡同原来也称为“酒醋局胡同”，现已更名为“东板桥东巷”），以及设在这条胡同中的酒醋局外厂，胡同中的居民和赵德芳老人一样，大多都浑然不知。
倒是国旺西巷8号原有三个院子，前院山门前竖立木质牌楼两座，中院和后院大殿和东西配殿齐全，在“文革”期间被拆毁之前，还是一座不乏规模的寺庙，称为“真武庙”。有人推断，这里也许便是原来酒醋局外厂的所在地。但究竟如何，从资料和记忆中，都已经找不出任何依据。
赵德芳指着旁边的22号院说：这本来是个挺大的宅子，原来前门开在张旺胡同，后门就在国旺胡同，门楼高大开阔，在这一带非常显眼。听说这里原来是清朝大太监李莲英的宅子，慈禧太后都来过，有人甚至传说李莲英娶媳妇就是在这里办的喜事。现在院落已被分割成若干部分，拆改得面目全非的院落几乎看不出曾经的宅门气象。对于历史资料中记载的李莲英曾在“酒醋局胡同”置办宅第的事实，有人认为也不排除是在景山附近的另一条“酒醋局胡同”中的可能。
那王府门庭若市
在国旺、国兴、国祥、国盛这几条彼此相连或临近的胡同中，赵德芳老人能明确指出的、和旁边那些低矮的普通民房迥然不同的所谓“深宅大院”已经只剩下了那王府。这座院子曾经南北纵跨国祥、国兴和更南边的王佐三条胡同。
相关资料显示，那王府最早建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此前这里则曾是内务府大臣高恒住房的一部分。从1770年开始，此处被赐予蒙古超勇亲王策凌之后，代有增建，直到清末传与其第七代孙那彦图，因而俗称“那王府”。截至清末，那王府已经包括了宝钞胡同西侧的两组院落，共有房屋320余间，那王府西南侧建于明代的慈隆寺（俗名“高公庵”）也在民国初期被那王府收购。
1931年，为偿还巨额债务，那王府被转归西什库教堂，上世纪40年代后期又成为金城银行。解放后这个巨大的院落被分成几个部分，成为北京市人民银行、鼓楼中学（今北京市财经学校）和北京市第七幼儿园的所在地。那王府只在作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面向宝钞胡同的一侧留下一个不大的门脸和院落。曾作为那王府家庙的高公庵在建国后改为单位宿舍，尽管院内已拥挤不堪，但正殿、耳房、过廊仍在，前后二院的格局也还辨识得出。
如今，北京市财经学校和北京第七幼儿园的院落围墙从东到西绵延了大半条国兴胡同，只在胡同西侧两边有寥寥十几个门牌号码，因而看上去胡同颇为冷清而寂寥。
居民自发搭建民宅
上世纪50年代，赵德芳老人从河北老家来到北京，定居当时的酒醋局胡同时，这实际上也恰恰开始了这一带胡同变化最大的时期。赵德芳老人听说，他家旁边的2层楼房本来也是一个颇有规模的四合院，据说曾经作为溥仪的老师庄士敦的住所，解放后一度改为印刷厂，他住进来前后，就拆除四合院建成了一家标准件厂。
“厂房紧挨着我们的院子，他们一天24小时三班倒。厂子里机器开动的时候，我在家里桌子上放的茶杯都能给震动得溅出水来。”
家住赵府街47号的97岁老人王者臣从上世纪30年代就一直在附近居住。他记忆中，这里虽然有几座深宅大院，但到底属于旧北京城的城墙根地带，因此居住的也大多是穷苦的百姓，“最多的就是人力车夫，另外还有些做些小手工活儿”。
“那时，这儿的人也不多。国旺东巷后边那一带还是一处垃圾场，倒满了炉渣等杂物。再往北的玉阁胡同那儿是一批荒凉的洼地。听说这两个地方都是挖土烧砖建房留下来的，所以也被称为‘前坑’、‘后坑’。其他地方的平房是老百姓自发添建的，不规整，也没有多少看得过去的宅子。”
上海大楼里的异乡口音
王者臣记得大批人进入这里定居下来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一个是抗日战争期间逃难进京的外地小地主、小商人和普通农民。另外一个便是建国初期，附近陆续添建了许多楼房，作为工厂厂房和单位宿舍，把几条胡同从一个单纯的平房区变成了一个混杂地带。这种变化显然不只是视觉印象，也包括新的人员的进入，最典型要数上海企业迁京之后为安置他们而建成的“上海大楼”和居住在里面的“上海人”。
赵府街20号的后墙在国祥胡同，里面有两栋50年代初建成的宿舍楼，主要用来安置进京的上海企业职工的。“当时只有干部或者高级技师才有资格住进去。那些人一嘴上海话，这儿的老百姓根本听不懂，所以来往也不多，只是很快开始把这两栋楼叫成‘上海大楼’，看人看楼，都觉得很新鲜。后来这个院子几次转手，换过好几个单位，现在‘上海大楼’这个名字也很少有人再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