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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老北京-- 公园乃是新事物(1) --

  百度一下

  为什么先谈太庙?它在天安门的东侧,与西侧的中山公园正好对称。按照中国“左右相比,左为上”的传统,所以先谈。它本来就是明王朝的家庙,正殿中供着明代各位皇帝的牌位,肃穆而宁静。清军占领北京,把这里改成自己的家庙,而把明代君主的牌位移送到白塔寺东面的历代帝王庙中,让朱元璋和他的儿孙与李世民、赵匡胤等做伴去了。清君主每年在这里举行五次祭奠:大年初一、四月初一、七月初一、十月初一和十二月二十九。每当战争获得胜利,也在这里举行庆典,让重要的战俘在这里排列成行,给已经驾崩了的皇帝看。但,1911年11月26日,同样是在这里,清朝的摄政王和清政府的诸位王爷在袁世凯的监督下,向已故皇帝的牌位叩拜,发誓永远放弃他们的皇位与权力,接受新议会的十九项条款,即将帝制改为议会制。清亡国后,太庙的大门仍然关着,并没有立刻向公众开放。说到它的大门,请不要误会成今天那个开在长安街上的大门。实际上,太庙的正门与社稷坛(即中山公园)的正门,原来都开在天安门内,皇帝从午门出来,向东可以进太庙,向西可以进社稷坛,这两处是他的私产。天安门一关,老百姓根本别想进来。后来,中山公园首先向社会开放,为了老百姓进入的方便,在天安门西侧开了大门。为了对称,也顺便在东边给太庙开了正门。虽然开了正门,但依然没有公开开放。我在本书开头讲过的太庙灰鹤,长期以来非常准确地来去北京,来时通常是三月初,走则通常是阴历七月十五前后。在这些日子里,它们在太庙上空飞来飞去,从中南海里捞小鱼给它们的孩子吃,飞在空中时的叫声很大,仿佛北京就是它们的湿地。如果是平时的祭祀,它们丝毫不回避前来的亲王与官员;如果是皇帝亲自出马,这些灰鹤不知如何获得信息,则早几个小时离开。当义和团刚兴起时,皇帝命庆亲王到太庙祭奠,灰鹤不像平时那样飞走,而是盘旋在天空,大声叫了一个多小时,这才向西飞去而没有回来。一直等到西太后与皇帝从西安返回北京,这些灰鹤才重新进入太庙。一个西方人在1933年写成的《古都旧景》当中记录了这件事,他不禁在发问:“难道不奇怪么?羽毛动物对未来事情的认识比高明的政治家还清楚呢!”

  再说西边的社稷坛改成公园的事。1913年,清隆裕太后去世,在太和殿上治丧,因为当年是她在清室退位的协定上签字,所以一时还有不少人说她有“让国之德”,于是让市民随意由西华门和东华门进入太和殿上行礼。国民政府交通总长朱启钤负责现场照料,朱总长顺便从端门进入太庙、社稷坛诸处一走,发现荒凉不堪,所谓“不堪”者,包括在如今水榭的地方喂养了牛羊!他激动了,遂生重新修复并开辟为公园之思。一有此思,行动便也快捷,各处发起捐款,共计募得五万余银元,朱氏自己与杨度各出资一千元。后公布账目,宣布凡捐款五十元以上者为董事,共计董事三百零三人。凡董事者,以后入园可不买门票。正式开放后,还果真有“天天都来”的董事。此后在朱氏的主持下,把荒废处逐一修复,利用拆除天安门前千步廊所得的旧木料,先后增修了唐花坞、六方亭、投壶亭、来今雨轩、董事会、春明馆、绘影楼、上林春等。1914年9月初筹划在天安门西侧开大门,到10月10日就正式开放,这种速度实在惊人。随后堆出西南角的大假山,挖了荷塘,建造了水榭,修建最晚的是进门两边的长廊。在西树林区域修了许多茶座,从南到北的顺序是春明馆、长美轩、柏斯馨,当中一条大路。开放之后,一度游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来这里“坐茶座”。这三个茶馆各有特点,最南边的最传统,当中一个算过渡,最北边的最摩登。来的人也与其风格相应。著名学术前辈谭其骧回顾说:“春明馆是老先生们聚会的地方,我自觉身份不够,不愿意去。曾在那里遇到林公铎(损),座无他人,被拉坐下。他张口之乎者也,讲几句就夹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蒙文通、钱宾四(穆)、汤锡予(用彤)三人常坐在一桌,我跟蒙老熟,认识钱老而不熟,汤老我认识他,他不见得认识我,也就不上去打招呼了。夏天坐公园可以从太阳刚下山时坐起,晚饭就在茶座上叫点心吃当一顿饭,继续坐到半夜甚至后半夜一二点才起身,决不会有人来干涉你。”因为这三家茶馆当中有一条走道,所以坐在走道两边的茶客特别有眼福,可以在无意中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就像看电影似的。在公园中,还是最东边的来今雨轩最高级,喝茶兼吃饭,价格最高,来的人的身份也最高,甚至还举行一些民间最高级的集会,这在许多名人日记中都有记载。前边的西树林茶座,则绝对是自发而又充分能够得到休憩的场所。但人以群分,在知识阶层的眼中,不同等级的人应该坐到自己应份的场合中才合适。在这些茶座或兼饭馆中,都有很好的美食,如包子就有多种,价钱不贵,但质量非常之好,能让人吃过一次而记一辈子。为什么(中山)公园在北京各公园中独得青睐?位置好,景色好,茶座好,吃食好,总之一句:消闲好。结果这闲也消了,而该自己干的活儿(指文章的构思,甚至文章的写作)也完成了。鲁迅、齐寿山翻译的德文本《小彼得》,就是在中山公园茶座上完成的。公园中都是平地,没山而有水(后河),但时时能让文人们涌现故国之思。这里的小景不少,文人偏能够小中见大。公园中心的五色土当然是最重要的景致,它也与当时中华民国的五色旗相映成趣,但文人似乎对此失去了兴趣,他们在小小的公园中实现了视野的大。就这一点说,是很不容易的。

  再说北海。1924年北海公开开放,它里边有山有水,水而且很不小,可以划船,因为水面比中山公园后河的水大出许多,所以划船中的乐趣就远胜他处。划船中时常能碰到荷叶,北海遍植荷花,增加了风景,也为市面的肉铺增加了包熟肉的“纸张”。那时,“荷叶包”与“盒子菜”是同一个概念。今天琼岛南侧仿膳饭庄的地方,曾经是好大一片茶座,从里边卖到了外边,结果呢,越外边的茶座人越多,里边的地方反倒经常空着。对面五龙亭当中的三座,也同样开了茶座。每逢夏季下午三四点钟,客人最多,为了防止西晒,在搭天棚后,再在每根柱子底下垂直挂一块蓝布遮阳。漪澜堂和道宁斋两家,都是廊子里和廊子下,各设一排桌子,每张桌子又配上四只大藤椅。大约能有五百名茶客,坐在这里喝香片,嗑瓜子,吃着玫瑰枣等茶食……在北海白塔背后的山顶上,面对整个北海的海面,还有一个茶座揽翠轩,茶客喝茶每人水费一角,茶叶用小纸包包着,另算钱。等沏过茶,那张包茶叶的纸,就反转过来卷个卷儿,插进茶壶的嘴儿里。各个茶桌上都是这样壶嘴儿里插进纸的壶,倒也是一种“风景”。北海茶座之多,体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消闲状态。到了冬天,北海水面结冰,漪澜堂、道宁斋前又开设了溜冰场,大中学的学生都来溜冰,特点是他们的装束,让今人感到不可想象:多是穿着棉袍或蓝布大褂,女同学腿上一双丝袜子,男同学脖子上一条长围巾。更有一些在冰场席棚外边划野冰的人,着中国装束,划的式样也是中国的“土溜冰”,可以把武术或京戏的动作搬到滑冰中来。邓云乡《燕京乡土记·溜冰篇》有记:“三十年代在北京做过学生的人,大概都有一点溜冰或看溜冰的经验。那时一到冬天,北京大约有三四个冰场,一个在中南海新华门内往东湖面上;一个在北海漪澜堂、道宁斋前;一个在北海五龙亭前。有的年代里,在北海的双虹榭前也开冰场。”现在的冬日渐行渐暖,京城里能上冰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今人已经习惯把过去的溜冰,叫做“滑冰”,少了些散澹的心情,却多了几份脚劲的“认真”了。曾经写过《旧京琐记》的民国闻人夏仁虎的六公子夏承楹,30年代在北平的《世界日报》任编辑,与弟弟夏承楣在北海的溜冰场以花式出名,号称北海的“夏六”、“夏七”。而夏承楹的太太,就是以一篇《城南旧事》而知名的林海音。那时,她在成舍我先生创办的北京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学习。“看溜冰的经验”中,对北海冰场上被人们指指点点的“溜冰健将夏承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最终成就了一对鸳鸯眷属。1925年在北岸的五龙亭开了一家仿膳茶庄,注意是“茶”而非“饭”。大师傅都来自故宫的御膳房,清王朝退了位,他们也跟着失了业。没办法,几个大师傅凑了些钱,在北岸租了几间房间,办起了茶座,卖茶,也卖些简单饭食,包括清宫的小点心。东岸的濠濮涧是个很幽静又很险峻的地方,建筑充满了奇气。但最近重新写出来的名字,不知为什么把“涧”字写成为房间的“间”。为这我重新查阅了旧书,上边写的依然是“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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