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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老北京-- 放眼水系与城垣(1) --

  百度一下

 以上说的是最简约的北京建城经过。现立于广安门立交桥东北一侧的滨河绿地上建起的“蓟城纪念柱”,作为代表宣武区的一座城市雕塑,侯仁之教授所撰《北京建城记》一文也镌刻在柱前石碑上。“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礼记·乐记》载,孔子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在蓟之西南约百里。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蓟城核心部位在今宣武区,地近华北大平原北端,系中原与塞上来往交通之枢纽。蓟之得名源于蓟丘。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有记曰:‘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证以同书所记蓟城之河湖水系,其中心位置适在今宣武区广安门内外。蓟城四界,初见于《太平寰宇记》所引《郡国志》,其书不晚于唐代,所记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呈长方形。有可资考证者,即其西南两墙外,为今莲花河故道所经。其东墙内有唐代悯忠寺,即今法源寺。历唐至辽,初设五京,以蓟城为南京,实系陪都。今之天宁寺塔,即当时城中巨构。金朝继起,扩建其东西南三面,改称中都,是为北京正式建都之始。惜其宫阙苑囿湮废已久,残留至今者惟鱼藻池一处,即今宣武区之青年湖。金元易代之际,于中都东北郊外更建大都。明初缩减大都北部,改称北平,其后展筑南墙,始称北京;及至中叶,加筑外城,乃将古代蓟城之东部纳入城中。历明及清,相沿至今,遂为我人民首都之规划建设奠定基础。综上所述,今日北京城起源于蓟,蓟城之中心在宣武区。其地承前启后,源远流长。立石为记,永志不忘。时在纪念北京建城之三千又四十年。”后来,我有一次在侯仁之前辈家中与他闲聊,倒是闲聊中他的一个说法,我以为更实际。他大致是这样说的:“但凡一个城市,总得是位于几条来往大路的交叉点。北京呢,自古就处在三条大路的交叉点上,一条是东北来的,一条是西北来的,再一条呢,就是从北京向西南延伸,穿过了永定河(古时叫芦沟河),一直延伸到山西。最初,三条大路会合在芦沟河的北岸,按常规说在北岸建立城市是合适的。可这样的造城运动刚刚开始,人们就发现不成,因为每年夏天芦沟河总要发大水。大水一来,整个城市顿时就汪洋恣肆,人民的生命财产就会全都被吞没。最后人们被迫把建城地点向着东北迁移,于是才有了今天的北京城……”两者相比,我觉得是侯老的叙述更生活化,也更实际。

  下边,咱们就从忽必烈下令建设北京的时候往下讲。

  但凡地球上的重要城市,总需要在临近水系的地方建立。水,是养育生命所必需的,更是维持一个城垣的基本条件。在我国的北京小平原的这一块土地上,曾经有过丰富的水资源,既包括河流,也包括各样的湖泊、沼泽与湿地。当北京的原始人出现后,最早居住的地点是小河旁的台地--就在河的近旁,有着连续几个小小的台阶,每个台阶相距不远,一旦洪水来临,当淹没了低一级的台阶时,人们便早登上了高一级的台地上躲避。躲避过几次,人们也认识了自然的规律,究竟应该在哪个台地上建立永久的居住地,心里也就有了底。最早的北京人,在经历过几次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洪水之后,他们才猛然意识到:必须后退!于是他们在距今八百五十年之前,在如今北京广安门的西南,建立起第一个有史可查的城垣--蓟。

  再一点,中国古来的集市贸易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日午”,二是“井边”。前者是天气要温暖,后者要使得交易者能够随时喝水。等集市逐步发展到乡镇和城市时,“井边”就势必要变成临近“水系”了。等乡镇扩大到一定程度,自身就要具备一定的形状,一旦拥有足够的人群,在众多分散住宅的四周,就要筑城保护自身。城垣一出现就是有形状的。中国古老哲学提倡“天圆地方”,最早周王朝的城垣就是一个匀称的四方形。城垣里的最小单位,是统治者的院子,要有等级不同的住房,以及登高瞭望的堡垒。这两样一结合再扩大,就变成城垣的城墙与城楼。在此后的漫长时期中,城垣的形状都是正方形的。其后的秦朝一变,依照地势起伏建造了连绵几百里的阿房宫。到了唐朝,又恢复了周王朝的正方形。到元代大都建立时,采取了“三城相套”的格局。最核心处是宫城,外围些是皇城,最外围才是正方形的大都城。东、西、南三面都各开了三个城门,唯独北边只有两个,在北边的正中没有城门。这大约是中国都城成熟的标志:皇帝要面南背北,所以他背后不能开门,恐怕王气因此而泄漏。这更可以打一个比方,《三国演义》写诸葛亮防止自己死后魏延叛乱,就把一幅密令交给了自己“文臣”方面的继承人姜维。等到后来魏延果然不服将令的时候,大臣杨仪要魏连喊三声“谁敢杀我”,相约等第三声叫过再没动静,杨仪就向魏交权。结果等魏踌躇自得地喊到第三声时,在其身后果然就有人应声:“我敢杀你!”说话者乃汉将马岱,他手起刀落,杀了魏延,完成了诸葛临终前之托付。大概后世帝王从中借鉴,要防止身后有不轨之人埋伏,这或许也是“身后(也即是北方)不能开门(站人)”的深层道理。

  试问人类为什么要建造城市?城市的本质是什么?不妨这样回答:当人群具有了足够数量之后,他们需要获得一种安全感,于是就自己“画地为牢”,用一道城墙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从本质上说,城墙的本质是自我封闭,但城中和城郊的市场,却又与城墙本身相辅相成,市场的本质是开放和搞活。但是,人们有了城墙,就又得设立城门,以供人群的出进。再,一道城门或许还嫌不够坚固,于是又创造出在城门外再设立一道箭楼,并在箭楼与城门之间围绕起两道弧形的瓮城。不仅便于保卫,而且还可以把少量敌人引进来“关门打狗”。这一套城门、箭楼、瓮城本来都是为实用而产生的,后来慢慢“军转民”--北京各个城门在市民生活中派上了不同用场。明人史玄《旧京遗事》有记:“京师九门,皆有税课,而统于崇文一司。原额岁九万余两,今加至十万余两,例加也。各门课钱,俱有小内使经管收纳。凡男子囊袱骑驴,例须有课,轮车则计囊袱多少以为算榷。至于菜茄入城,乡民亦须于鬓边插钱二文,以凭经税小内使径行摘之,彼此不须相问,甚可粲也。鸡豚必察,不知何年经始历阶,今遂为司农正赋耳。又长安大城内宰猪,例于诸门外屠割入城,每猪税二十五文。终朝之入,坊巷闲民暗计用猪多少以占市事,垄断之用术不在商而在朝也。”此例沿袭到清朝,这种逢人纳税、遇路留钱的“世相”仍然盛行。清人查嗣瑮曾有诗云:“九门征课一门(按:崇文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至于这些零星盘削的税赋,多少用做了王宫内室的珍馐和胭脂钱,只有那些尽职尽责的税官们清楚了。比如说,处在北京正中心位置的前门,主要用于商业;崇文门连着旧日海关,供商人随时出入;宣武门外是宣南文化的发祥地,赶考之人出入比较多;西直门主要是为皇宫运送西郊的泉水;朝阳门担负从通州运粮食的功能;德胜门是军队出征的经由之地,等军队回归,则就要进安定门了。如此种种,日久天长,实用基础上又增添了审美价值。刘秉忠的贡献还在于,他为元大都设立了城市的中轴线,线的左右基本对称,重要的建筑物也需要左右对称,甚至连朝臣上朝,都要文臣在左而武将在右。这种种的设定,其背后的根据就是中国的古典哲学,以及自周之后历朝建设都城形成的规矩。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往往水系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例如元大都之前的金中都,位置在现北京城的西南,中都的中心位于今广安门西南。当时为中都提供水源的,是北京西南方的西湖,面积很小,水源有限。后来蒙古军队统帅忽必烈南下攻打金兵,就建筑了范围更大的元大都,水源则也改变,从西北方向上引入白浮泉、瓮山泊的丰富水源。但天公并不作美,地势上也为引入设置了巨大困难。水流从来就由高向低的,要想让北京西北郊的水源经过一个马鞍形的谷地进入北京,猛然一看,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但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采取如同今天三峡那样的船闸的办法,让水一段段地被逼高,等最后达到了足够的高度,再横向流淌到另一个可供正常流淌的高地。当时并没有足够的科学理论,但郭守敬却通过实践做到了。他应该是今天工程院中那类特别能实践的高人。还有,特别应该琢磨的是,这位郭守敬除了是水利专家之外,他同时还是天文学家。我在长江流域的一个城市中,看到了郭守敬在天文方面的创造。他在平地上建造了一道倾斜的墙壁,呈45度角向着天空,这斜面总有一百米吧。在斜面的尽头设置了一个仪器,在斜面的起点也有一个仪器。测算天文的人,就站在起点向着终端望去,望向那遥远的太空。而望的时间是有限定的:需要在特定的某年某月某日的某时某分,从这个角度才能望到他所需要看到的东西。我久久无言,这真让人叹为观止!他郭守敬能成就其水利一项就已经很可观了,还怎么能够成为如此的多面手呢?难怪今天在北京什刹海的北岸专门为郭修建了一个纪念馆,这实在是很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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