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会馆中的“六君子”
闻喜会馆中杨深秀——志士祠堂何处寻?
宣武门外,清末民初的赶驴市早已消失,赶驴市胡同与香炉营胡同合并后也大变模样。要想寻到当年赶驴市1号——闻喜会馆(最迟建于康熙年间)犹如痴人说梦,但记者的行走之梦里岂能没有一点儿期盼?
毫不夸张地说,60岁以下的人很少知道有个赶驴市,尽管100年前的鲁迅曾在这里租驴去郊外踏青。而香炉营胡同也仅剩一块街牌,茕茕孑立于相邻大厦的街角儿。
“六君子”中,惟有杨深秀(1849年至1898年)一人是年近半百之人。
围着一大片待迁未迁的古老胡同民居转了一圈又一圈,也不知问了多少行人、多少住户,愣是没有人知道杨深秀,没有人知道闻喜会馆中的杨深秀故居以及祠堂(由乡贤祠改换)。他的被捕之处——那会馆南跨院中的“虚声堂”,更是在飘渺的历史岁月中销声匿迹。
记者用相机拍下了香炉营胡同(已变成大街),也拍下了残存的民居。显然,这里被志士英魂所渗透的地气,一种浩然之气,是不会因建筑物的更替而改变的。乍暖还寒的空气中,体味到清明时节所特有的凛冽的温情。恍然间,感到致力变法的监察御史杨深秀仍在说话,变法百余天,奏折17件,带着他那故乡——山西闻喜的口音:
“欲变法自立者,宜早为计;欲保国自立者,宜勿依人。”
其狱中题诗,表现了他挺身为被囚的五位变法青年仗义执言,并为家国计、为民族计,舍生忘死敦请慈禧撤帘归政的一片豪情:“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位于宣武门大街南端车子营胡同的福建会馆(又称财盛馆,建于1877年)——即林旭故居,也同闻喜会馆的命运一样,荡然无存。福建会馆原有房屋130余间,林旭曾在此组织“闽学会”。他发表演说时,300余同乡洗耳恭听。好在车子营胡同尚在,但令人倍感遗憾的是,它似乎也到了告别历史舞台的时刻。
“六君子”中,惟有林旭(1875年至1898年)一人是年方弱冠的青年。
年仅24岁的林旭(福州人),便于1898年9月5日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与谭嗣同、刘光第、杨锐一起被授予四品卿衔,为军机章京(军机处办事员),参与新政。被朝中贤明赞为:“才识明敏,详究古今,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于交涉、商务,英年卓荦,其才具实属超群……”也是他,曾将光绪皇帝的密诏带给康有为。现存遗著有《晚翠轩集》。
“六君子”中,杨锐(1857年至1898年)和刘光第(1859年至1898年)两人是四川人。
这俩人真是有缘。他们曾一同住在菜市口路南的菜市口胡同(原丞相胡同,更早为绳匠胡同),一同被湖南巡抚陈宝箴(其子陈三立,其孙陈寅恪)向光绪皇帝保荐,一同在这里的寓所被捕,又一同走向全无法律程序的刑场。
如今菜市口胡同已经被新拓展的菜市口大街所取代。胡同中杨锐居住过的伏魔寺、刘光第宅第——29号也不见了踪影。
——但他们,“戊戌六君子”的国士人格、赤子襟怀、俊杰操守、英雄行为并未远去,仍与胡同与会馆与后人思念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