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老北京话（北京方言）
2012年02月28日
北京话的一大特点是谦虚有礼。例如北京话中有个第三人称“他”的敬语，念作“怹（tan)”，普通话里没有这个词，今天的北京人也确实不用这个词，大概全中国的方言里也没有第三人称的敬词。第二人称的敬词“您”至今北京人还经常用，大概是因为第二人称在现场，必须对之表示出尊敬的态度，而第三人不在场，敬词就免了。
《城市季风》的作者杨东平先生曾论述北京、上海两地人在这方面的语言差异：“上海人在其非人情化的紧张生活中，语言以简洁快速为特点。例如，第二人称并无‘您’的尊称，无论亲疏尊卑，一律简化为‘侬’；问年龄，不论老少，都是‘侬几岁了？’京白或北方方言，对长者须问‘您老高寿？’至少是‘多大岁数了？’，肖乾认为，京白最大的特点是‘委婉’，讲究分寸，没有那种简单生硬。北平的店主对顾客说：‘您来点什么？’或‘哪件可您的心意？’上海的老板则问‘买啥？’虽然可能也是和颜悦色的。骑自行车要行人让路，老北京人说‘借光’，会说话的再加上句‘溅身泥’，算为行人着想。上海人则大多是摇铃不断，嚷嚷‘靠边靠边！当心当心！’侯宝林在相声中将北京话夸张为啰嗦，它比上海话多的，正是传统人际生活中的那种礼俗、闲适，那份人情味。”（引自《城市季风》）
老北京人说话确实特别客气，向人要东西，不直接说“要”，而说“寻”。寻的东西大多是针头线脑等小东西。饭馆里的堂倌问顾客“您添几碗饭？”而不能说“您要几碗饭？”否则会使顾客产生误会，“你把我当成要饭的（乞丐）啦？”
北京人过年时要买一幅新的灶王爷像贴在灶上，但是不能说“买”而要说“请”，但是不花钱也“请”不来。
过去老北京人恭维别人爱说“您圣明”，“圣明”大致相当于“英明”，在封建社会，这个词基本上只有对皇帝才能用，“皇上圣明，臣罪当诛”嘛，但在清末民初，北京人将“圣明”二字大词小用了。例如：“您老人家有什么不圣明的。圣明不过老爷。”“我说萧老头儿，没您不圣明的。”（京剧《打渔杀家》）“赵大爷，真修沟？您圣明，自从一解放，您就说准得修沟，您猜对了！”（话剧《龙须沟》）但是也有反语，也有虚情假意的。例如话剧《茶馆》里王掌柜的一段话：“您圣明，我这儿现在光包后面的伙食，不再卖饭，也还没开张，别说八十斤大饼，一斤也交不出啊！”
过去北京人称呼他人为“某某爷”（仅限男性），称呼老人为老太爷，称呼成年人则是采用“姓氏加排行加爷”的办法，例如“赵大爷”、“常四爷”、“丁二爷”，如果不知道对方的姓氏、排行，则称呼“这位爷”。推而广之，连几岁的小男孩也称之为“小少爷”。话剧《日出》里有个旅馆的茶房王福升，第三幕里他跟着面首胡四去逛妓院，妓女翠喜对胡四说：“（指王福升）四爷，您引见引见。”胡四故意开玩笑说：“这是王八爷。”王福升赶忙解释：“王倒姓王，可还没有八。”（按：北京话里“王八”指妻子与他人通奸的男人，例如《红楼梦》里柳湘莲说：“我不当那个剩王八。”）
推而广之，当代北京人管能说会道的人叫“侃爷”，管蹬平板三轮车的人叫“板儿爷”，管倒腾小买卖的人叫“倒儿爷”。所谓“爷”用在这些地方，已经不是尊称，而是戏谑、调侃了。
长幼有序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北京人对人际关系十分注重，各种称呼因此也就十分复杂，比如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家严”，称自己的母亲为“家母、家慈”，称自己的兄姐为“家兄、家姊”，称自己的弟妹为“舍弟、舍妹”，称呼对方的亲属，则一律用“令”字，如“令尊、令堂、令郎、令嫒”，因为“令”有“美好”的意思。称自己的妻子为内人、拙荆、糟糠，称自己的子女为犬子、小犬、豚儿，总之不是小狗就是小猪，带有明显的贬抑色彩，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尊长抑幼的具体体现。
推而广之，中国传统文化将社会上没有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的其他人也类比为家庭中的一员，中国的儒家将君臣关系比喻为父子关系，于是就有“君父”和“臣子”的称呼。平民百姓将直接管辖自己的官僚称之为“父母官”，称颂清官、好官“爱民如子”，官僚们也将老百姓称为“小民”、“子民”。
推而广之，北京人将邻居、朋友按照年龄、性别的不同分别称之为大爷、大妈、大叔、大婶、大哥、大嫂、大姐、大兄弟，男人之间则自称为弟，称对方为“兄”，其实很可能对方比自己还小几岁，称其为“兄”有尊重的意思。这类泛伦理的意识和称呼一直流传至今。比如北京的男爷儿们仍将男性朋友（甚至是素不相识的男子）称为“哥们儿”，也有妇女互称“姐们儿”的，父母则让子女称呼长辈为叔叔、阿姨、伯伯、爷爷、奶奶。近几年来对妇女既有称“小姐”的，也有称“大姐”的，真可谓“中西合璧”。其实“小姐”的年龄未必就小，“大姐”的年龄也未必就大，全看用在什么地方。称“小姐”表示客气，称“大姐”表示亲昵。
类似的尊称还有许多，比较常见的有：贵姓、贵庚、贵体、玉容、玉音、玉体、玉貌、宝眷、宝号、宝地、尊夫人、府上、高寿、高见、高论、大作、大札、大著等等。
清代一些旗人文化水平低，又混迹于官场，乱用称呼，于是出现了“你的家大人”、“我的令贤弟”之类解释不通的称呼，让人发笑。
上述的各种礼仪用语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多显得有些陈腐、封建，不再为北京人采用了。但有少数仍在应用，例如“贵姓”一词回答：“免贵姓X。”“宝地”这个词在老舍的作品中也能见到，例如在话剧《茶馆》中就有北京市民提到北京城是块“宝地”。今天的一些文化人把到朋友家去称为“到府上拜访”，带有开玩笑、调侃的色彩。其它像“高见”，“高寿”，“大作”等词汇也常有文人使用。由此可见当年的一些礼仪用语至今仍有一定的生命力，可以作为传统文化流传继承的一个典型例证。不过其中的大多数用语已经死亡了，由此可见“五·四运动”以来文学革命的实绩。称呼的变化反映着文化的变革，五六十年代称“同志”，七十年代称“师傅”，八九十年代称“先生、小姐”，就是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