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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涉外秘闻:被强暴中国女大学生泣不成声 美国大兵太强壮

2012年05月31日

        娜丽丝离开屋子后,我也不好立刻不辞而去。等了一会儿,马克尼和戴维斯从门外闯了进来,后面还跟了一个美军模样的人,却不见依德兰和娜丽丝。当时,我有些 怕,有些紧张,忙说:“我正要回家,请各位转告娜丽丝小姐,以后再来看她,告辞了。”当我快步走到门前时,马克尼立刻跑到我前面,用左手挡着我的去路,右 手摇晃着酒瓶说:“亲爱的兰峦小姐,我们早就是老朋友了,今天请你留下,和我们坐坐,喝点轻度酒,谈谈英语,让你好好领略一下美国朋友的好客精神。”另外 两个美国佬发出叫人恶心的淫笑。我这时被吓傻了,推开马克尼就往外跑,那个叫戴维斯的美国佬双手从后腰把我抱住,把我拖到另外一间屋子里。我急了,用劲挣 扎,已无济于事,大喊救命,也没有任何反应。他们把我丢在床上,三个人全进来,关上了门,只听马克尼说:“兰峦小姐,你不要怕。我们都爱上你了。你不要回 去了,跟着我们,会比在你家里舒服得多。”听了一些下流话,我急哭了。我一面大叫娜丽丝,一面尽力推开他们。当时哪里会有娜丽丝的回声,哪里还有力抵抗三 个美国佬。我就这样上了他们的圈套……
         第二天,我要他们放我回家,他们不理。约在上午8点钟左右,马克尼和另外一个美国军人架着我的双臂,堵上我的嘴,用卡车把我载到了天津。几天后,戴维斯和 另外两个军人也到了天津。他们几个人像野兽一样糟蹋了我十多天。在天津我苦苦哀求让他们放我回家。他们包括马克尼在内根本不理我,整天饮酒作乐,一句人话 也没有。当时,我的伤势已经很重了,已经不能动了。我感到已经绝望了,曾几次找机会自杀,由于他们轮流看得紧,都没死成。
          我偶尔听到马克尼和戴维斯说,他们就要由天津乘军舰回国。这时,我自己暗暗在想,他们不肯放我,无非是怕我回北京闹事,为此他们在回国前,有可能偷偷把我 打死,杀人灭口。如果他们要打死我,正合我意。我已经被他们弄得半死,已经没脸再活在人世,不如一死了之。然而,这几个野兽般的美国兵不仅不杀我,也不让 我自己死。他们要在回国前灭绝人性地折磨我。等调防时间一到,他们便登上军舰,一走了之。
  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这天,在我不知身在何地,又不知道外界发生什么事的情况下,马克尼等人登船离开了天津。他们临行前,和往常一样,把我反锁在屋里。
          第二天,小屋的门打开了。进来一个中国人,估计是房屋管理人员。他发现我躺在墙角下,以为我已经死了,便破口大骂:“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是心甘情愿地 让人家糟蹋。这好!人家走了,你也被弄死了。这就是当吉普女郎和妓女的下场。”说着,他走到墙角踢了我一脚,才发现我还活着。
          我挣扎起来,忙说:“这位好人快救救我!我是被美国人马克尼绑架来的。我是好人。”
         “还活着,在这里跟美国兵鬼混的不是妓女是什么?真丢人!还说是好人呢!一个姑娘家堕落到这步田地。”
         “不是的,我是北京的女学生。好心人,求你救救我吧!放我回家。”
         “凡是跟美国兵鬼混的女人都这么说。我怎么救你?我还是把你送到桂花院,让他们去救你吧!”他接着又说,“这样的事也不止你这一起。我只能这么办。哪里来,就往哪里去。这是给你找个出路。否则,你死在这里也没有人管。”
         就这样,我被此人推推拉拉地送到了桂花院。
         桂花院掌柜的还算有良心,对美国兵糟蹋中国姑娘就很有气。当我被推进桂花院时,老鸨就已经猜出了我的遭遇。老鸨发现我的病很重,还破口大骂了几句美国佬。 当我跪在地下、求她给我爸爸发封信,并告诉她,我家会有黄金给她。这老鸨发现我已病得很重,又听说可以获得黄金,便发了善心,才把我写的那个小纸条邮寄了 出来。
           这个事件就讲到这里。
          王司令看大家还没有什么大反应,便接着说:这是一件比沈崇事件还要惨的惨案。有人会问,案情如此悲惨,为什么不告发?
          回答很简单,告谁?谁告?像这样一个无头案,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受理吗?靠美国打内战的蒋介石政府敢向美国提出交涉吗?政府不为民做主,作案人又逃之夭夭,告发又有什么用?
         全国还没解放,人民还没翻身,能怎么办。我看,先把这个天变了再说吧!我们这些搞新闻、搞外事的,只能牢牢地记住这件事,或许将来能有用。
         王司令讲完这个故事后,在座的各位还是目瞪口呆地等王继续讲,似乎这个事件还没有完。
         王司令又发话了,他说:“没听够?等吃完午饭,下午我带你们去见一位沈阳老住户许先生,让他给你们讲一个在沈阳发生的涉外事件。”
         这时,我争先表态:“今天的聚会收获不小。王司令讲的涉外事件,我很感兴趣。我将把这类涉外事件的细节,一一记录下来,说不定以后会有用。下午我一定去。”
         当天下午没找到许先生。王司令决定先把事件的梗概向我介绍一下,他说:“许先生跟我讲的这个涉外事件,就发生在他身边。”
         许说:1945年冬天,我住在沈阳小南门里的一个筒子楼的楼下,左邻右舍全是为生活奔波的普通老百姓。没过多久,隔壁搬进来一家新户,是母女两人。母亲约 有50多岁,沉默寡言,对人和善;姑娘约有20岁左右,是个正在读书的女学生。这姑娘长得很美,也很活泼,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很有礼貌地点头打招呼,走起 路来总是蹦蹦跳跳,嘴里还不停地唱着歌。可能是我们要做新邻居,彼此很自然地就产生一种信任感。当天晚上,这姑娘还主动到我家来,和我妻子聊了很久。从此 以后,我妻子也到她家看看她母亲。她母亲虽然情绪很低沉,寡言少语,但对我妻子的关怀,十分感激。就这样,我们两家一开始就相处得很融洽。
        从接触和交谈中,我得知,她叫风琴,原籍山东。她父亲在1945年东北光复前几个月,经商赔了本得大病死了。母女二人靠原有的一点积蓄维持生活。
         风琴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姑娘,每次学期考试中,她都是名列前茅。从日常接触看来,她还是一个很孝顺的姑娘。
        风琴年纪不大,很懂事,她为人和善,心地善良,对邻居一向和睦,友好热情。
        我们两家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相处,关系较为密切。她母亲也不时到我家来串门。逢年过节,甚至遇到偶尔的需要,两家还相互送一送好饭菜;有时还一块去逛逛商店,看看电影;有时还聚在一起聊聊天。
          当时中国,外患刚去,内战又起。社会状况混乱不堪;经济局面更是一言难尽: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一捆钞票买不上一包火柴;工厂停工,失业倍增。
        一天,风琴非常伤心地告诉我,她们母女的生活已经有些难以维持。为了养活妈妈,她决心放弃升学计划。
         风琴的苦衷、我很理解。当时,全城的百姓都在死亡线上挣扎,叫苦的何止风琴母女二人。我对她只能说几句同情的话和感慨的话,除此之外,我也无能为力。
         没过几天,风琴一个亲戚把她介绍到美国人大院( 院内有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美孚石油公司等美国驻沈阳常驻机构 )去当事务员。这份工作虽然紧张一些,但月薪还不算少。因此,升学深造一事只好以后再说。
         从那时起,我发现她母女的生活状况略有稳定,风琴的情绪也略有好转。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已过去了五个多月。在一个月光明亮的晚上,风琴不知为什么,直到深夜还没回家,她母亲有些着急了,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趟一趟地到大门口,看看路头上有没有女儿的影子。
         大约在夜里1点左右,我们都被楼外的车声和捶门声惊醒了。我很奇怪,我们那个小陋巷,从来就没进过什么车。没多久,就听到楼下开门的铁链声和皮鞋声。我们 一听到皮鞋声,都吓坏了,好像鬼子又来了。我们这些老百姓当过亡国奴,当年,我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统治下,一听到日本鬼子的皮鞋声,就吓得心惊胆战。 此刻,听到皮鞋声,谁都不敢出门。我们立在自己的屋门旁,只听到一个男人的重脚步跨进了风琴屋门,还听到风琴母亲的惊叫声和风琴的呻吟声,接着就是那个男人离开风琴家、走出楼门的皮鞋声。我已按捺不住,想出去看个究竟。我妻子拉住我不放。我妻子当时说,风琴有灾你去也救不了,无灾你去也没有用,究竟是否有灾也还难说,先不要匆忙行事。我觉得妻子说得有道理。
         第二天,风琴病了,没去上班。早晨,我们去看她时,她还没起床。我们从她母亲那里也没了解到风琴生了什么病,估计是工作太多,把她累坏了。既然她妈妈不愿多说,我们也就不便多问。看到风琴已平安无事睡在家里,我和妻子也就放心上班去了。
         晚上,我去看风琴,使我大吃一惊。她的面孔显得很憔悴,一双大而无神的眼睛,完全消失了过去的健康活泼。说起话来,有气无力。坐在旁边的她母亲,不多说 话,一双眼睛也哭红了。在这情况下,我对风琴的病情和昨夜发生的事,也没敢问,仅对她身体不适,说了几句关心的话。从此,风琴的清脆响亮的声音,再也听不 到了,她那天真活泼的样子,再也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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