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国史馆

武英殿

    故宫西华门东南一隅，站在武英殿东西廊房下，红墙外街道边传来的蝉声悠扬，让人酷热顿消，加上游人稀疏，看殿内挂满的书画，静静地寂寞地绽放，竟也有了些凉意。“本不应如此”，我在心里不断地重复这个呓语：在我伫立之地，百余年前，满目尽是穿梭往来于各部、寺、府、院、监、处办文的史官，青灯孤影下审查核对文档的总校、提调、总纂，还有浩如烟海的各种史籍。除去帝王在这里短暂的斋居、召见、祭祀；皇后千秋、命妇朝贺在这里举行仪式；李自成在这里草草的登基；摄政王多尔衮在此处理政务等等，都无法遮盖武英殿作为清代国史馆的光华，而清代国史馆之于后世的影响已经很难用时间去进行消弭。

    国史馆作为纂修清朝历史的专门机构，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式设立，到宣统三年（1911）被北洋政府接管，200多年间，先后纂修各朝纪、志、传、表及《大清一统志》、《皇清奏议》等史籍数十种，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修史制度、编纂程序和管理方法以及数以万计不同类别的档案。其严密的组织，有序的管理，斐然的成绩，一直为人所称道，直到今天，对史学研究和地方志编纂都不无裨益。

    康熙二十九年三月，山东道御史徐树谷奏请纂修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国史”，得到清圣祖的批准。四月，正式开设国史馆，地点就设在武英殿东西廊房。由此，拉开清朝修史的长卷，当时大学士王熙为监修总裁官，设总裁、副总裁、满汉纂修官、提调、收掌、誊录、翻译等官员。康熙朝的国史馆前后开设了二十余年，主要为开国功臣作传。雍正元年（1723年）十一月，另派纂修官，重开国史馆，以弥补康熙朝有功诸臣列传的不足，因建置和工作机制的原因，纂修国史的成绩不够理想。乾隆元年（1736年）三月，议准礼部左侍郎徐元梦的奏请，续修国史。这次纂修国史，实际以编撰太祖至世宗的“五朝本纪”为主，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五朝国史编成，国史馆再次关闭、停止修史活动。这一时期，国史馆初步修成天文、时宪、地理、舆服、卫、礼、乐、兵、刑法、职官、选举、食货、河渠、艺文等十四志；编辑了顺治元年（1644年）至乾隆九年的《皇清奏议》，可谓成绩初显。在这次闭馆十六年之后，乾隆三十年，清高宗再次开设国史馆，这次编修，把列传正式纳入正史，并确立了纂修国史列传的准则。高宗提出了“功过不隐、以备一代信史”的撰著宗旨，确立了修史的指导原则和国史的基本体例，初步形成了督察制度，是清代国史馆走向成熟的基础。至嘉庆朝，扩大了列传的门类，儒林、文苑等传的纂修方法有所突破。在全面恢复帝纪、十四志编撰的基础上，发展了《皇清奏议》和画一臣工列传的工作，同时承担了《大清一统志》的修撰。这一时期的国史馆，人员和机构设置有较大幅度增加，体制机制更为健全，是清代国史馆的成熟时期。道光以后各朝，国史馆仍然基本上沿袭前朝形成的定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各项纂修活动，直至清朝灭亡，国史馆的例行工作从未间断。

    纵观清代国史馆几经关停，但又一直运行不辍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发展脉络，同时也可以清醒地认识到编史修志一直是历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今人所编《北京志》，尽管内容不同，但组织形式、编纂程序和方法则大体相近，这也算是清代国史馆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之一吧！（资料引自《北京志·中央机构卷·中央机构志》）

    （郭晓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