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与北京的坛

地坛

天坛

    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等坛是明清两朝历代皇帝祭祀天、地、日、月等神祇的地方，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在不同地方祭祀不同的神祇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些有名的坛最初却不是这样的，之所以形成今天的形制，要追溯到明朝的嘉靖皇帝。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最初，天地是分祀的，太祖建圜丘于钟山之阳，方丘于钟山之阴，分别祭祀天地。洪武十年，太祖认为，“人君事天地犹父母，不宜异处。”（《明史·礼志二》）天地犹如父母一般，哪有分开祭祀父母的。因此下令在南郊建造大祀殿，天地合祀，遂成制度。

    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建北京城，仿照故都南京规制，祭祀制度也完全照搬太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京都建成大祀殿，也称天地坛。就这样平安无事地过了一百多年。公元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病逝，武宗无子，其堂弟朱厚熜即位，为明世宗，年号嘉靖。嘉靖皇帝想将自己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遭到大臣们激烈反对，朝野对立严重，史称“大礼议”或“议大礼”。这场争论最终以嘉靖皇帝的胜利而告终。与此同时，嘉靖皇帝为了巩固统治，使自己更加名正言顺，实施了一系列变革，其中就包括祭祀制度变革。

    嘉靖九年（1530年），嘉靖皇帝想天地分祀，召集大臣询问理论依据，大臣们引经据典，这个说可以分祀，那个说不能分祀，吵得不可开交。嘉靖皇帝只好让大家表决，表决结果是主张分祀者82人，主张分祀而谓成宪不可轻改者84人，主张分祀而以山川坛为方丘者26人，主张合祀而不以分祀为非者206人，还有198人不置可否（《明史·礼志二》）。分祀获得压倒性胜利。

    于是，在南郊天地坛处建圜丘，祭天；安定门外建方泽坛，祭地。几经兴建，成为今天的天坛、地坛。

    洪武十年，礼部提出祭祀日月，太祖批准；洪武二十一年，太祖取消了日月祭祀。嘉靖九年，嘉靖皇帝认为“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大明坛当与夜明坛异。且日月照临，其功甚大。太岁等神，岁有二祭，而日月星辰止一从祭，义所不安”。（《明史·礼志三》）遂建朝日坛于朝阳门外，西向，祭日；夕月坛于阜成门外，东向，祭地。几经兴建，成为今天的日坛、月坛。

    除了兴建天、地、日、月四坛外，嘉靖皇帝还新建了先蚕坛。明朝本未把蚕神列入祀典。嘉靖九年，嘉靖皇帝对礼部说：“古者天子亲耕，皇后亲蚕，以劝天下。自今岁始，朕亲祀先农，皇后亲蚕，其考古制，具仪以闻。”（《明史·礼志三》）于安定门外建先蚕坛，后因路途遥远，皇后出入不便，于嘉靖十年迁西苑。今日之先蚕坛在北海公园东北角，是清乾隆七年（1742）兴建的。

    这些坛的方位各有定制，以南向属阳，所以祭天于南郊；以北向属阴，所以祭地于北郊。一南一北，一阳一阴，互为对应。此外祭日于东郊，祭月于西郊。天地日月、社稷、先农由皇帝主祭，先蚕坛由皇后主祭，这是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在典章制度上的反映。跪拜的方向，天坛向北、地坛向南、日坛向东、月坛向西，最重要的天坛和地坛实际上是向着京城跪拜。坛的形制多采用象征手法，比如天坛和地坛，分别采用圆形和方形以象征“天圆地方”，分别采用蓝琉璃瓦和黄琉璃瓦以象征“天谓之苍，地谓之黄”，石构件的数目分别采用奇数和偶数以象征“天为阳，地为阴”。

    除了兴建新坛，嘉靖皇帝还对社稷坛和先农坛的礼制进行了变革，至此，以嘉靖九年“更建四郊”（《明史·世宗纪》）为标志的祭祀制度变革完成。北京诸坛的布局在此时大体形成，并由此形成的北京坛文化传承至今。

    （马泽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