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直门：窗口与味蕾

2013年10月16日

　　“无数次从西直门坐公共汽车回北大，或从学校乘车回家，路过展览馆时总要抬头望望那颗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论是去展览馆看展览，还是去莫斯科餐厅吃一客冰激凌；不论是去展览馆剧场看苏联的芭蕾舞，还是看青艺的话剧《文成公主》，在我们那一代人心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是2004年北京展览馆成立50周年时，一位老北京的回忆。

　　而今从地铁西直门站西南口出，绕到西直门外，抬头就看见这座“蛋糕式建筑”——北京展览馆，它连接展览中心、莫斯科餐厅、北展剧场形成一片俄式建筑群。提起它们，往往勾起老一辈人的温暖情怀。

1954年北京展览馆建成

　　北展：

　　新中国最早的“世界窗口”

　　国庆节刚过，北京展览馆火热进行的“中国网博会”已经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爱玩游戏的小伙子们正拿手机对着新款网游扫描二维码，几个高中生围在cosplay人物装扮前久久不肯离去。一个北交大的学生说：“周末我经常来这儿转转，国际茶业展、国际金融展……都挺有意思，今年5月的餐饮食品博览会可让我这个吃货大饱口福！”

　　站在广场中心，头顶塔尖上是闪闪红星，两侧是由18根高大雕花立柱组成的半圆形的弧形柱廊，厚重磅礴的气势不减当年。

　　北京展览馆成立于1954年，原名苏联展览馆，是苏联专家设计的，也就难免留下浓浓的“苏式”味儿。广场上的老人说，塔尖那颗闪闪红星是内装128盏灯的不锈钢框架，直径2.5米，重750公斤。其实，这颗红星是1976年唐山地震后重新装上的，原来的红星远比它重，那颗红星也是丰台桥梁厂老工人们的骄傲。

　　最早施工时要把几吨重的红星吊上距离地面103米的高空，并安放到细细的塔尖上绝非易事，正当苏联专家们一筹莫展，丰台桥梁厂老师傅们就提议用滑轮滚杠的土办法吊装。苏联专家开始坚决反对，他们不相信没进过建筑学院的中国工人能解决他们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让他们试一试。没想到奇迹发生了：几吨重的五角星愣是在几个中国老工人的指挥下，用滑轮滚杠举上了高空，并稳稳地固定在了展览馆塔楼的尖顶上。

　　集结了全国20多个援建省、1万多名工人、6千多名解放军战士，修建耗时1年的北京展览馆于1954年9月10日建成。它的第一个展览于赫鲁晓夫访华同年10月2日举行——“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展出苏联带来的11500多件商品。后来又相继举办了“捷克斯洛伐克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展览会”、“日本商品展览会”，从此展览馆便成为北京人民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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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餐厅

　　老莫餐厅：大院子弟叫出来的“老朋友”

　　从展览馆西侧绕过北展报告厅就来到大伙儿熟悉的老莫餐厅：庄重的旋转门、华丽的大吊灯、锃亮的高脚杯、青绿雕花铜柱……在北京或许你再找不到一家像莫斯科餐厅这样富丽堂皇宛若宫殿，却如同一位老朋友般被人们称呼的西餐厅。曾经的“老莫”对北京人来说是一种向往，去一次得西装革履并且花上半个月工资，而今在人均消费200多元的莫斯科餐厅，年轻白领前来就餐还得排号叫座。几个拄着拐杖的老人缓缓踏上高台阶步入餐厅，他们说:“一到老莫，人就怀旧起来，就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

　　1954年10月莫斯科餐厅建成，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其与众不同：门口站的是军区部队调来的警卫，厨房请的是俄罗斯大厨，烧的是俄罗斯宫廷菜，餐具器皿都是银质的，用餐时耳边响起的不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红莓花儿开》，就一定是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或《悲怆》。

　　最初能来老莫的都不是一般人，须凭票进入。同年10月27日，中央民委在此宴请前来北展参观的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僧俗官员。1957年，餐厅主厨王兆忠迎来了朱德，还特意为他做了两个巨型糖花：一座克里姆林宫，一座天安门。

　　后来餐厅逐渐对外开放，有了针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对外赠券，老百姓有钱也可以去吃上一顿。作家吴欢笑着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去一次老莫了不得，恨不得半年都得说道说道！”那时候，身为一级教授的季羡林也爱去。他后来对媒体回忆，自己当时每月工资345元，加上中科院学部委员的津贴100元，共445元。而到莫斯科餐厅吃一次，约为1.5至2元，汤菜俱全，有黄油面包，还有一杯啤酒。

　　而“老莫”之名是在“文革”期间被北京军区大院的子弟喊出来的。就像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刘忆苦等大院子弟在餐厅中聚众海聊，在单调无聊精神空虚的日子里，这群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在“老莫”回味昔日时光，寻得些许精神慰藉。

　　民以食为天，味蕾总是能勾起人们怀旧的情愫，而老莫这一方小小的历史舞台，来过重要国家领导人，来过末代皇帝溥仪，来过《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来过《鲁迅传》的导演陈鲤庭和演员于蓝……它见证过太多人一生的起伏跌宕。

　　想起黄永玉1995年出版的一本画册序言中有篇《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他在文中写到1982年携妻儿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四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原来张伯驹夫人潘素生病了，那小方巾包裹的面包就是拿回家给夫人的。黄永玉说，要知道张伯驹是民国初年的四大公子之一，他曾用4万块现大洋购买《平复帖》，用170两黄金易得《游春图》，后来将8件国宝赠给国家，想不到竟节俭至此，为此他评价张伯驹：“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