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郊太平路24号院：工兵司令部的趣事回眸

 

我是1953年9月在南京工兵学校第一期毕业后分到当时的开国上将陈士榘为司令员的军委工兵司令部军训处的，从这时开始我就住进了太平路24号院，和我同时分到工兵司令部的还有其他几个同学。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所有的军兵种领导机关陆续迁到了当时叫“新北京”的复兴路一线地区。工兵司令部是1952年的5、6月间搬到太平路24号大院的，这地区又叫“沙窝村”，要是刮大风，刮起的小石粒砸在玻璃窗上“当当”直响，工兵大院与炮兵大院、装甲兵大院、总后大院、总后营房部大院、总参通信兵部（现为总参信息部）大院相邻，再往东就是空军和海军大院、训练总监部（后改为总参训练部）大院。工兵大院和炮兵大院的“后门”是对在一起的。炮兵大院是坐南朝北，大门是面朝复兴路，工兵大院是坐北朝南，大门面朝太平路。两个大院最初是相通的，没有砌隔离墙，是后来才砌的，工兵大院比炮兵大院要小一些。

 

 

工兵司令部机关的工作人员年轻人多，单身汉多，最早成家过日子的主要是科团以上干部。年轻人在一起相处，感到十分快活。我们军训处的单身汉住在二号宿舍楼一层西头，三到四人住一间房子。我和朱良宴、张志贤，都是军训处部队训练科参谋，三人住在一起。张志贤是和我一块从工校毕业的，为人忠厚、老诚，后成为拿国家津贴的爆破专家，可惜前几年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们三人，工作在一起，吃住在一起，亲如兄弟。我们都在大食堂就餐。食堂规定，先一天要定好第二天的菜。菜分甲、乙、丙三样。甲菜不是鱼就是肉。因我们三人把吃饭的钱放在一起，定菜时甲、乙、丙各定一个。

军训处的年轻人十分活跃，精神状态也好，有文体细胞的人不少，机关开晚会或组织文艺会演，军训处的话剧那是有些名气的，自编自导自演，自己动手做道具。机关组织篮球比赛，军训处不是冠军就是亚军。处里不少人会一两件乐器。晚饭后，大家聚在宿舍西头走廊吹拉弹唱，很是热闹。年纪大一点的佟延庆参谋小提琴拉得好，和我一起从工校毕业的张民保吹小号，幽默洒脱的曲文丑打架子鼓，处里的笔杆子李恩荣拉手风琴……架子鼓一敲，小提琴、手风琴、小号，一起吹拉起来。每次都是《步步高》开头。演奏了一曲又一曲，引来不少热情的观众。在观众中有现在称呼的“粉丝”，他们主要是打字室、幼儿园、卫生部门、小卖部里的部分单身姑娘们。“演奏家”们只要不出差，总会聚在一起开“音乐会”。

年轻人在一起，想方设法取乐。一天晚上，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正看得入神，忽然“呼啦”涌进来以院校科参谋王庆顺为首的七八个人。王庆顺军龄、级别都比我们要长、要高，“小字辈”的我们称他为“大参谋”。人长得也精干，办事干脆利索，唱起京剧来音正腔圆。他好闹，打扑克，爱耍赖，大家给他个爱称“王赖皮”（王庆顺后来调到长沙工程兵学校任校长）。在这帮人中有俄语翻译叶岱毓，他手里还拿着绳子，王参谋把手一挥，其他人像商量好了似的，有的按头，有人按脚，不由分说，把我捆了起来，扣在床头架上，王参谋又一摆手，有的拿刷子，有的拿鸡毛掸子，拿我取乐。他们把我“折腾”完，都打着哈哈走了。我被捆着动弹不得，故意放开嗓子高喊“救命啊！……王赖皮！赶快给我松绑……”我只听他们还站在走廊里哈哈大笑。

那时大院的年轻干部们，好的精神状态不仅体现在业余生活上、工作上，干劲和责任心也很强。晚上十点多了，大多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不管你推开哪间办公室的门，人们都在加班。这里，我要着重说一说军训处编译室的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全室20多号人，多数是俄文翻译，也有英文翻译。俄文翻译又以笔译为主。当时提的口号是“向苏军学习”“以苏军为蓝本”。要把苏军工程兵的所有条令、教范和许许多多的教材翻译过来，编辑出版，任务就相当重。有人曾问过苏联顾问：“苏军工程兵到底有多少条令、教范、教材？”顾问用俏皮话回答：“你们中国汉字有多少我们苏军的教令、教范、教材就有多少。”

该室还负责翻译、编辑、出版一本叫《工兵译丛》的杂志。所以他们的工作量相当大，拼命加班都干不完。到底出版了多少教令、教范、教材，我没有统计，我是搞工程兵部队训练的参谋，工程兵的九大专业所需的条令、教范、教材都出齐全了，这对工程兵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工兵大院的体育活动开展得也不错。篮球运动开展得比较活跃，有一次，军训处爱好篮球的同志们分成两个队进行友谊赛。开始是球打得好，又懂规则的曲文丑当裁判。他吹了一阵，手痒痒了想上场露几手，下场当球员。他下场前找了几个同志接替他当裁判，这几个同志怕吹不好不愿干，最后找到李凯参谋，他勇敢地担起裁判“重任”。

其实他根本不懂篮球规则。李凯是四川人，对人对事都很热情，敢说敢当。他一“上任”，吹的第一声哨就出了笑话：江汉平参谋是个篮球高手，人家带球上篮，做的是三步上篮的动作，江汉平刚跨了两步，李凯吹哨了，拖着四川腔喊道：“江汉平犯错。”他不说“犯规”说“犯错”，江汉平抱着球莫名其妙，问：“凯子，你胡吹什么？”李凯理直气壮：“跑起步投篮只能跑一步，你为啥子跑两步？”他话一出，打球的、看球的都哈哈大笑，有的还喊：“换裁判！”换裁判？李凯不管三七二十一，硬着头皮胡吹他的，球员们也不听他的哨，把他晾在了一边。这时，高度近视眼的俄文翻译小葛，不知是谁不小心把他的眼镜打落在地，他怕把眼镜踩坏了，就连连喊：“裁判！停！停！我的眼镜！”他边喊边在地上摸他的眼镜，这时“李裁判”不知道该咋处理了。

还有一次，工兵大院的女篮和炮兵大院的女篮进行友谊赛。工兵大院的女篮是刚刚拼凑起来的，连运动衣服都是五花八门的，她们赛球谈不上有什么技战术。人家炮兵大院的女篮还像个样。裁判开赛哨音一响，满场尽是摸爬滚打，把观众乐得前仰后合。在工兵大院女篮中，就数晒图员、后成为张志贤夫人的穆清珍凭她个高、有力气，抓住球还能往篮筐里扔，就是扔不进球。赛完，记分牌上，炮兵女篮得了十多分，工兵女篮得了个大鸭蛋。

 

 

工兵大院最初没有礼堂，听大报告，看大型演出，都到总后大院礼堂去。后来，自己建了个“礼堂”。说是礼堂，其实是个半地下室的“竹棚子”——从“礼堂”大门处开始，按一定的坡度往地下挖了一个带斜坡的大坑，作为“礼堂”的下半部，上半部是用竹子编的墙，“礼堂”内有座椅，有舞台。这个“礼堂”，受到凡是来看过的首长们的夸赞：艰苦奋斗是工程兵的传家宝！现在忆起来这个“礼堂”，仍然怀有很深的感情，感到自豪！我现在一看报上揭露的某某贫困县，贫没有脱，面子工程却干了不老少，我就想起那个可爱可敬的“礼堂”。

相声大师侯宝林曾来这个不起眼儿的“礼堂”说过相声，笑声差点把“竹棚子”掀翻；清华大学马约翰教授也在这里作过报告。他的现身说法的“健身”经验，使大家受益匪浅。故事片《雷锋》中，有一个雷锋给小学生作报告的镜头，是在这个“礼堂”拍摄的，听众是由五一小学的学生扮演的。雷锋，是原沈阳军区工程兵工兵十团的战士。

说到大院当初同志间的关系，可以用“以诚相待”来概括。谁有什么好吃的，不独吞，“有福同享”。那时，军训处的参谋和其他人员，经常出差，不少同志回来时，都带回点好吃的东西让大家分享。苏联总顾问的第一任翻译，军训处编译室的王勇是个绝顶聪明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出差经过郑州火车站时，买了只符离集的烧鸡。他回来的当天中午，把烧鸡带到食堂让兄弟们尝尝。他刚从包装里拿出烧鸡，有一个平时就好闹腾的人，为了好玩，喊道：“先下手为强！”这一嗓子，其他人立刻一窝蜂似的争抢起来，有的抓到鸡翅，有的抓到鸡脖子，有的抓到鸡腿……不知是谁，没有抓到鸡，却抓到王勇拿鸡的那只手的大拇指，使劲扯，王勇痛得大叫：“哎哟哟，别扯！那不是鸡腿，是我的大拇指！”大家静下来一看，立刻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这件事，以后成了军训处的“经典笑话”。

后来成立了工政文工团和体工队，偌大的一个太平路46号院，加上西院和南院住得满满当当的了。

藏族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到工兵大院进行慰问演出让我记忆深刻。她来演出时，我在司令部直政处任副主任，分工我在后台服务。才旦卓玛不但歌唱得好，为人也非常谦逊朴实。偌大一个礼堂座无虚席，还有不少观众站着，才旦卓玛上台唱了一曲《北京的金山上》，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才旦卓玛又唱了一曲，曲终，仍是掌声经久不息，才旦卓玛笑着又唱了一曲《青稞美酒献给毛主席》，观众还是“不依不饶”。才旦卓玛一一满足了大家的要求，一下又唱了四支歌，我瞧这阵势，才旦卓玛看似一时下不了台，我赶忙跑到门诊部，找医生要了一些润喉的药片，赶忙回到后台，这时，才旦卓玛正在后台喝水，台下的掌声一阵高似一阵，我把润喉片递给她，她匆匆把药片吞下后，抖抖精神，又出场了……就这样，她一连唱了八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