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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取灯胡同 曾有道观王府

2014年08月28日


大取灯胡同 曾有道观王府[墙根网]
弘旿府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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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惠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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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式辉
  取灯儿
  中国北方对火柴的俗称。取灯儿一般用用刨花制成。一指宽,约20厘长,一端削尖,涂点硫磺。人们用它取火点油灯,取灯儿由此得名。
  《辞源》记载:“华北地区旧时也称火柴为取灯儿。”后现代火柴传入中国,通常称“洋火”,取灯儿便叫洋取灯。
  从元代道观变身明代草场
  说起大取灯胡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的至元年间。
  当年,元世祖忽必烈曾在现在的大取灯胡同以北,为道教大宗师张留孙建起了一座崇真万寿宫,因忽必烈曾封张留孙为“天师”,故当时的老百姓又把崇真万寿宫称为天师庵或天师宫。当时元大都的崇真万寿宫与长春宫(即今白云观)齐名,同为元大都最著名的两座宫观。
  当时的崇真万寿宫到底是什么样,今天很难想象。不过按照方位说,它位于元大都皇城外的“艮”位,似乎有着宋代在汴梁建造“艮岳”的痕迹;又因为是道教正一派的宫观,体现了正一派道家的理念。主要建筑少不了山门、牌楼、御碑亭、上清宫、玉皇阁、七星坛以及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为主要景观的园囿,营造出仙境般的氛围。
  到了明代,象征着元代宗教权势最高级别的崇真万寿宫被改建为储存御马草料的“草料库”,可老百姓们还将这里惯称为“天师庵草场”,清代朱一新撰《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御马监辖有天师庵草场,旧都府草场,天师庵草场在皇城外东北角,正统间以张天师旧处改建,故名。”
  悄然兴建的大清王府
  明天启六年,天师庵草场失火,火势凶猛。大太监魏忠贤亲自督率官兵救火,三天后才把火扑灭。据说他还亲自端盆浇了水。而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这里大片的草场空地再次被派上了用场,一座规模宏大的大清王府在这里悄然兴建。
  在1750年乾隆京城全图上,取灯胡同以北的相应位置,描画着一座从大佛寺西街到东黄城根北街规模庞大的諴亲王府。在《宸垣识略》中有说:“諴亲王在大佛寺北路西”。諴亲王指的是清代康熙皇帝最小的儿子允袐,他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雍正十一年(1733年)被封为諴亲王。据记载,他是一位“秉性忠厚平和,有学识”的亲王。虽然早已被封为亲王,但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这位王爷才分到位于这里的府第。在当时的奏折中这样写道:“奏为十月初二日和亲王、諴亲王迁移新府,照例除派内务府总管一员,带领内务府官员送行,并预备桌张事。”
  在这里居住的允袐,可谓大有作为。在乾隆五年(1740年),他被授以镶蓝旗蒙古都统;乾隆十五年,被任命为“总管镶白旗觉罗学”;乾隆十七年被授为“盟长”;乾隆十八年五月,入宫管理御书房;乾隆二十八年,又被任命署理宗人府事务;乾隆二十一年,任玉牒馆总裁……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二月允袐逝世,享年58岁。
  諴亲王允袐死后,其长子弘畅降袭郡王,仍居本府。允袐的次子弘旿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被封为固山贝子,在王府的南端,也就是现在的大取灯胡同9号,另建了贝子府。
  而后弘畅郡王府这边却屡出事端。先是弘畅的长子多罗贝勒永珠,因犯事被夺去爵位,又因永珠没有子嗣,将弘旿之次孙绵勋过继为后代,并降袭贝子。
  同治年间,因绵勋贝子府是原王府的规格,早已超标。为了回避逾制之嫌,将王府的后半段切割出去,变为平民住宅,形成了后来的小苏州胡同,还将王府的西南侧切割出去一大块。尽管如此,仍然感觉作为贝子府还是有些奢侈。再后来,绵勋的后代再次递降爵位,无奈只能听从内务府的安排,奉命被安置在西城绒线胡同西口路北的位置。
  1965年,小苏州胡同被改名为阳春胡同,并延续至今。被切割出去的王府西南侧最南端形成了一条短小的兴隆胡同。
  居住遗老遗少而闻名的多公府
  諴亲王允袐的次子弘旿在大取灯胡同9号另立门户,给这条胡同带来了繁荣,但同时也拉开了这座府邸新的变迁史。
  弘旿,字卓亭,号恕斋,又号醉迁、瑶华道人、一如居士,其在仕途上一直坎坷发展,直到嘉庆年间才被封为奉恩将军,而在艺术上则成就斐然。他被人们誉为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书画家。他将自己的藏书楼命名为“静寄轩”,所藏书目有2000余种,多为明、清的文学作品,其中也有宋、元的刊本。
  有资料记载,弘旿的次孙绵勋过继给弘旿的侄子永珠,承袭了大取灯胡同北侧的王府,待弘旿过世之后,内务府将弘旿府收回,转赐给了康熙皇帝第十四子允禵的后代奕兴。而奕兴此时已递降为镇国公。待奕兴过世后,其次子载森继承了这里的房产,《京师坊巷志稿》“载森公府在取灯胡同”。不过此时的载森又递降为不入八分镇国公。载森去世后,其次子溥多继续在此居住,并于1894年,承袭了不入八分镇国公的爵位,直至进入民国,溥多一直在这座府邸居住,享受着民国政府对清朝遗老遗少的优待政策,使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多公府。
  清末民初,大取灯胡同北侧自东向西,分别编入了5个门牌。正对着胡同南侧照壁的多公府中轴线建筑被编为3号,其东侧为2号、1号,其西侧为4号、5号,胡同的西口路北为东黄城根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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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李石曾(左四)等与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左三)在北平研究院物理所实验室
دv+춺'-دv+nدv+چ上海人,1877年出生在一个传教士家庭,曾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回国后任圣约翰大学英文教授。1912年出任外交部次长,1920年8月,颜惠庆升为外交总长。1922年6月12日,颜惠庆任黎元洪政府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因屡遭国会刁难,不得不于一个月之后就宣布了内阁全体辞职。
  到了1926年5月,刚在大取灯胡同安顿下来的颜惠庆,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再度组阁,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从中作梗,竟然出现无阁员入阁的窘境,落下了“光杆内阁”的笑话,也是仅过了一个月,颜惠庆又一次被迫下台,离开了政治圈,除了保留在大取灯胡同的这处宅院外,另在天津购买公寓,专心投资实业。
  1933年1月31日,颜惠庆被任命为中国驻苏大使。1936年3月,颜惠庆辞去驻苏大使职务。6月11日,返抵上海,从此结束了职业外交官的生涯,回到大取灯胡同的家中,偶尔也到天津的公寓,一边经营实业,一边忙慈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已陷入日伪统治,他在大取灯胡同的家也遭到了汉奸的侵害。1938年3月,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总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总署督办的齐燮元“租用”了大取灯胡同3号颜惠庆的住宅。1939年冬季,迫于齐燮元在北平的淫威,颜惠庆不得不同意将北平大取灯胡同的房屋出售给齐燮元。抗战胜利后,大取灯胡同3号作为逆产由中央信托局北平分局接收。
  1945年9月,时任东北行营主任及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的熊式辉主持东北接收及对苏谈判工作来到北平,暂住在大取灯胡同3号。1946年初,颜惠庆委托律师想要索回大取灯胡同3号的房产,但苦于拿不出其房产在日伪时期被强行占有的有力证据,官司一直持续。
  1946年4月,熊式辉正式租用了大取灯胡同3号。
  1947年8月,熊式辉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离开大取灯胡同南下赴任。
  1948年11月,大取灯胡同3号改由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作为研究室、图书室租用。
  从北平研究院到科学出版社
  提起科学出版社的历史,还要从最初的北平研究院开始说起。
  1929年9月9日,国立北平研究院正式成立,其创始人李石曾任院长,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及其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声望, 为北平研究院争取到名分、院址、经费、人才等社会资源的同时,也力图按照自己的理念对这一国立研究院进行设计。国立北平研究院的成立成为我国科学建制化进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国立北平研究院下设天算部、理化部、生物部、人地部、群治部、文艺部和国学部,各学术部门又下设若干研究所,其中理化部购置了东黄城根42号及大取灯胡同的4号、5号作为其永久部址。理化部下设物理学研究所、镭学研究所、化学研究所、药物研究会和水利研究会。1935年,北平研究院取消了各部制,各研究所直属研究院院长管理。
  1945年冬,北平研究院从昆明迁回,物理研究所复原于东黄城根42号及大取灯胡同4号、5号,所长继续由严济慈担任,聚集了陆学善、钱三强、何泽慧、王大珩等一批精英人才为专任研究员,后来又有吴有训、赵忠尧、吴健雄等著名科学家加入。物理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围绕光谱学、水晶构造、压电现象、照相片之感光性、地球物理等几个方面开展研究,并设有金工场、光学工场等机构。
  由于人员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北平研究院又将大取灯胡同3号原多公府租下,在此开办研究室、实验室和图书室。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1950年2月上旬,中国科学院决定将中国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与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合并接收,组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
  1950年5月19日,政务院任命严济慈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陆学善为副所长。8月15日,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所址就设在东黄城根及大取灯胡同原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旧址。
  1954年中国科学院编译局迁入东黄城根的大取灯胡同前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旧址,同年8月在这里成立了科学出版社。
  在1958年10月8日,经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批准,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而后迁往海淀中关村,而科学出版社却在这里扎下了根。
  到了1965年整顿地名,大佛寺西街改名为美术馆后街。大取灯胡同门牌号也由过去的大排行分为北单、南双号排列,原大取灯胡同3号的多公府改为9号。原4号、5号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旧址被圈并到东黄城根北街老门牌42号,新门牌16号的科学出版社。
  站在大取灯胡同中间,遥想那早已不见踪影的天师庵,在地图上看看那座諴亲王府,抚摸着眼前弘旿贝子府的照壁,再向西看成立60年的科学出版社,忽而又隐约听到胡同东边路南那座乐家轩里传来的阵阵曲调……这就是北京!老的、旧的、新的,都融合在一起。融合在这条不长的胡同里了。 (本版文并供图/北京市档案馆 王兰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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