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坛庙会年年备受追捧 安定门外60年前又是什么模样？

清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全图》上的安定门图。

我童年时代的玩耍范围，是以安定门为中心画半径的。记得在安定门外不远，有一座木材几逢到春节前夕，要买炮仗兜里没钱怎么办?隔壁伙伴小铁出主意，到木材厂去帮叔叔们撬树皮。撬一天树皮，每人能挣一元钱，足可以买两挂响鞭呢。在安定门附近的护城河边，有一个大冰窖。三伏天时，我们在马路上玩“抽汉奸”，抬头一见运送冰块儿的马车来了，便收起陀螺，赶上去，用一只手臂撑在马车上，另～只手举着早已准备好的半头砖去敲冰块儿。冰块儿是脆的，一敲就碎，哗啦啦大块儿小块儿从车上掉到柏油路上，顽童们纷纷上前争抢。动静一大，车把式察觉，头也不回就向后面甩鞭子，当然是向半空中甩，有敲山震虎之效，无惩罚坏小子之意。孩子们也不怕，没有抢到冰的，再扒上马车去凿冰。抢到冰的，像吃嘎嘣豆似的大口嚼冰吃，要不就把冰块儿向脸上抹，凉凉的，真舒服。

在安定门前的护城河里摸鱼捉泥鳅最有意思了。河水不深，只能没到膝盖。河底淤泥滑滑溜溜，脚一踩就打趔趄，一群一米高的小人儿像醉酒似的，摇摇晃晃。只要你肯往深泥里插手，再加上一点儿耐心，泥鳅就逃不过你的手心。捉到扑棱棱的鲫鱼也不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它们很容易从你的掌心里逃跑，还用尾巴溅你一身水。小渔民很有经验，兜里带着盐巴、铁丝和火柴，捉到鱼和泥鳅，就在岸边的柳树下围坐，捡拾些树枝和干草，燃起篝火，吃露天烧烤。夕阳和篝火，把一个个小脸蛋照得通红通红。光有鱼没有蔬菜也不成，于是我们就跑进旁边的菜地，为了躲避坐在高高的凉棚上看菜园的老人，每个人都会装作摔跟头，等到爬起来时，肚子前的小背心里早已鼓鼓囊囊地藏进了西红柿和黄瓜。

那是在1957年，北京市政府决定在首都全面开展大规模地“除四害、讲卫生，改造环境，消灭蚊蝇孳生地，降低传染病发病率’的爱国卫生运动，东城区委区政府责成防疫站提出方案。

我毕业于河北医学院流行病学专业，那时就在东城区卫生防疫站工作，分管户外积水坑洼消毒灭虫工作。根据每年户外积水坑洼及蚊蝇孳生地消毒工作状况，我们确定安定门外是重点，选定了安外大街以西渣子坡办事处管界久大窑坑及白俄罗斯坟地以南、渣子坡以西上龙大院西北这一一片地区。当时这里是大面积的窑坑、明沟、苇塘、稻田、水洼等，到处都是死水坑，蚊蝇孳生。我们提出计划，想挖一个大的人工湖把死水变活水，把水害变水利，改造环境彻底消灭蚊蝇孳生的大本营，为降低大脑炎发病率及死亡率打下基础。

1958年1月阴历年除夕前，由指挥部的同志们一起完成了划线打桩、作好出土平填路线等准备工作，由财贸系统抽调20人做各工段的负责人，由养路队抽调10人负责工具准备工作。工程分成八个工段，市政二室调来3个工程人员加强对工程技术上的指导。区委决定在2月20日也就是大年初三开工，让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我记得那天来参加开工典礼的有当时的副市长王昆仑以及数名市领导，区委书记王宗涛、副区长张国良主持开工典礼。

参加挖湖的有工厂工人、商业人员、教师、学生、机关干部、当地驻军、宗教人士及群众等，每天都有三四千人在工地上紧张的劳动着。据后来统计，先后大约有50万人次参加了这项青年湖及柳阴湖工程的施工建设。那时虽然还是天寒地冻，但在挖湖工地上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到处飘扬着红旗、彩旗、单位旗与校旗。

工地的高音喇叭里随时播放着革命歌曲，报道着施工现场的好人好事，鼓舞着所有参加劳动的人们。许多文艺工作者也来到挖湖工地进行慰问演出，我们在工程指挥部的旁边搭建了一个大舞台，我记得深受群众喜爱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就曾来到劳动现场为大家说相声。那种热烈的场面我至今不能忘怀。

三月底，青年湖的形状已基本形成。防化兵的一个营把久大窑坑的各坑连通，小坑平填。出水口从闸门经安定门大街经暗沟到北护城河排出，工程由市政四公司完成。上游来水工程请北京军区支援，水是由北护城河经西城区人定湖通过炮兵司令部后(现在总政大院后)的沟通到久大窑坑(柳阴湖)，再由久大窑坑到炮司东南院内过黄寺马路到青年湖入水口，这样死水变成了活水。但是想不到雨季青年湖北岸的马路低，雨水排不出去，造成了一片汪洋。正好革命历史博物馆与人民大会堂正在施工挖槽，我们立刻与市政及市运输公司联系把那边的槽土平填到这条马路上来，平均填了1.5米高，这片低洼存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这就是现在青年湖北门前的马路。青年湖东岸小型坑洼填平后建成青年湖东里小区。

就在安定门被拆的那一年年初，笔者还有幸目睹了这座城门在晨曦中的美景。

当年为了战备的需要，学校纷纷组织小学生们去郊区拉练(半军事化的行军洲练)。那是1969年初冬，我们背着背包从安定门出城向怀柔方向进发，当队伍走上安定门内大街时，天刚蒙蒙亮，周嗣的景物仍处在一片模糊之中，在缕缕炊烟中，安定门城楼赫然映现在我们前方，尽管是朦胧的剪影，但却展现出了晨雾中占都北京的韵味，这一印象使我至今难忘。可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安定门。

城门中除前门外，唯独西直门和安定门，还把城楼与箭楼同时完整地保存到文化大革命中。

1969年夏，我在拍摄西直门拆除照片的时候，很快就想到了安定门的命运，于是叉立刻骑车绕到了安定门。沿着护城河的外侧，时而骑行时而下来，不断观赏幽静的护城河景色。河水清清，垂杨拂水，偶尔还有一些逍遥于文革之外的男女在河边坐歇。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未动手拆除，城楼、箭楼和大部分瓮城还在。待第二次来时，城楼已经搭上了拆除脚手架。第三次来，城楼已拆了一半，箭楼也搭上了拆除脚手架。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紧张‘战斗’和其他一些事情缠身，我隔了一段时间才又来，城楼已经无影无踪了，只好叹息一番。

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四百多年就座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一住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缘分：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十五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它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

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它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荫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　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杈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蜂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