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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墙根街 北京胡同的『老爷爷』

2012年03月02日

◎坊巷钩沉◎

源于辽代的老墙根

老墙根是北京城中较为古老的一条街巷,

街名约起于辽代。叫老墙根是因为此街处于辽时南京城东垣的内垣,说白了就是在南京城墙根底下。据传上世纪三十年代时,老墙根街尚有古城遗址。据《燕京访古录》载:“宣武门外老墙根有半截废城一段,长一丈八尺,高九尺。城砖坚固,石基如新,平嵌一石……上刻隶书‘通天’二大横字,左刻‘辽开泰元年’五字,右刻‘北门’二字,均隶书。考此处为辽时内城东北隅也。”

明代时惜薪司南厂设在老墙根街,街之南

为葱厂,后来改称葱店,现在的荧光胡同即为葱店所在。

老墙根街之北不远,就是三庙街,此街是一

条东西走向、长约三百米、宽约四至六米的大胡同。据侯仁之先生考证,此街早在唐代就已经成型。辽、金时,三庙街一带是辽南京城和金中都的中心位置,是最为繁华的街道,就如同现在的王府井大街一样,堪称辽金时期的“金街”。可惜元军攻破金中都城时被毁严重。到了明朝,因街里有紫金寺,故又名为“紫金街”。从此街排到上斜街原有三座关帝庙,称为头庙、二庙和三庙,头庙和二庙在上斜街,三庙坐落在这条街里,故清代这条街又被命名为“三庙街”。“文革”期间曾一度改叫“立新街”,后来又恢复了三庙街之名,并一直沿用至今。三庙原址在三庙街23号,毁于上个世纪40年代。

◎发现城事◎

鲜为人知的感化胡同刑场和感化学校

感化胡同在老墙根街西侧,是一条东西向的

小胡同,早先叫窦家坑,老百姓却爱称这里是“斗鸡坑”。这条胡同与周围的胡同相比,没什么特别之处,普普通通,但是它却有过一段血腥的历史。

大家都知道清代的刑场在菜市口,清朝灭

亡后,刑场便由菜市口移到了老墙根街西侧的这条胡同里。

据居住在当地的老人回忆,刑场就坐落在现

在三晋宾馆之南,感化胡同的中段北侧。明清时期,刑场一般都设在大空场里,供人们围观,达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而民国时期,感化胡同里的这个刑场却是圈在一个大院子里,灰色的大院墙将刑场围个严严实实。刑场的大门向南开,是城门式的,前面还有两个卫兵站岗。刑场之内有几间房屋,还设有绑人的木桩和铸有各种鬼头的刀具。

那时处决犯人还未实行枪决,依旧用的是

砍头的方式。犯人被处死后,就从大墙西南角下一个不到半人高的洞口拖出去,拉到附近大坑,一埋了事。当时有许多革命者,也是被拉到这个刑场里处决的。

后来刑场移走,在此地又设立教育感化不

良少年的“感化学校”,巷名也就跟着改为“感化胡同”。

值得一提的是,感化胡同里还有香山慈幼

院第五校(职工学校)。香山慈幼院是由熊希龄先生主办的慈善学校,专收孤寒学童。慈幼院的小学毕业生在这几座工厂中做学徒,有师傅指导,学徒期间的伙食、服装由慈幼院供给,学徒期满后正式做工人,就可以直接领工资了。据当地居民回忆,当时的慈恒印刷厂就在感化胡同三号,这所工厂还曾秘密印刷过李大钊先生起草的传单。

善果寺引出顺治皇帝与旅庵和尚的一段往事

善果胡同东西走向,东起胜利三巷,西至广

义街。明朝称善果寺,清时称善果寺东西夹道,民国时又称善果寺。巷以寺名,沿用至解放后,1965年改称善果胡同。善果寺是京都名刹之一,寺院建造年代久远,据传建于五代的后梁乾化元年,初名唐安寺,寺到明初已是破败不堪。

天顺八年(1464),尚膳监太监陶荣到此,

见寺院颓败之景,颇为感慨,于是大发善心,施财重修。修好后,陶荣奏请明英宗赐额,英宗赐名为“善果寺”。在明朝善果寺曾几经重修。

明朝灭亡后,清朝定鼎中原。清朝入关后的

第一个皇帝顺治笃信佛教,甚至在清宫四大奇案中还闹出了“顺治出家”一案。不过,至于他是否真的出家了,后人不得而知,但是他痴迷于佛教却是事实。顺治皇帝曾多次邀请全国有道高僧进宫阐释佛法。并且他还拜在高僧名下为徒,甚至还起了法号。

顺治十六年七月,顺治皇帝招天童老和尚

进京。老和尚在应召入京时,把弟子旅庵也带到了顺治皇帝的身边,同另外一些入宫的和尚一起,为顺治皇帝宣讲佛法。不久,天童老和尚还山,旅庵继续留京。旅庵与顺治皇帝十分投缘,成为顺治皇帝极为信任的“朋友”。于是顺治皇帝决定为旅庵选寺驻锡,让他宣扬佛法。

顺治十七年(1660年)时,顺治皇帝驾临善

果寺。他看到寺内乔木森森,院宇宏敞,不禁叹为京师第一胜地。于是,他选定善果寺为旅庵驻锡之所,而且还拿出五百金将善果寺整修一新,以迎接旅庵。顺治十七年(1660)七月初十,顺治皇帝传旨送旅庵入院。十一日,旅庵自万善殿谢恩,乘上御赐的御马,出西华门,又乘肩舆至善果寺,慧善禅师、隆安和尚

及五城僧录司,皆奉旨恭送。旅庵大师此行轰动京城,一路上,道路两侧,挤满一睹大师风采的百姓。八月十七日,顺治皇帝深爱的董鄂妃殁逝,顺治皇帝悲痛万分,于景山做大道场,旅庵率僧徒入坛礼诵。董鄂妃去世后,顺治皇帝一直心情不好,身体也每况愈下,但是他一直想到善果寺看望旅庵。十二月二十七日,顺治皇帝刚刚觉得身体好些,就驾临善果寺看望旅庵,两人相见甚欢。

然而,就在两人善果寺相见不久,顺治十八

年正月初七,顺治皇帝就忽然驾崩了。孝庄太后下懿旨,召旅庵入乾清宫总理佛事。二月初一,顺治皇帝的梓宫移至景山。顺治皇帝临终前,曾对身边的僧侣特别嘱托,因为祖制是火葬,而且自己又信奉佛禅,所以希望火化。四月十七日,旅庵等僧人,为顺治皇帝举行了火化仪式。其后,旅庵和尚就上书新帝乞假南归,六月,得到批准的旅庵和尚就南归了。旅庵去后,善果寺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多次重修。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善果寺院被炮火轰损严重。

民国时,善果寺已颓废败落,成为停灵之

所。在1926年发生的“三一八”惨案中惨死的刘和珍和杨德群的灵柩,曾在此停放。

◎名人地缘◎

清代考据学鼻祖阎若璩之祠在储库营胡同

老墙根街往北不远就是储库营胡同,有明一

代被称作皮裤营,估计当时胡同里多为做皮裤的铺子。现在这条胡同的西段旧称悦生堂,实为一处义学,以学堂命街名,1965年并入皮裤营,统称为储库营胡同。

储库营胡同中会馆不多,但个个“掷地有

声”。四川会馆在胡同路北偏西,规模较大,门口一对气派的上下马石,就足以证明这里曾经的荣耀。从四川会馆往东就是太原会馆,太原会馆有东西两部分,东面是住房,西面就是清代大学者阎若璩的寓所。阎若璩字百诗,号潜邱居士,山西太原人,是清初著名考据学家,潜心研究,著成《古文尚书疏证》一书,被尊为清代考据学鼻祖。

我一直认为考据学是一门相当难学的科目,非

有大智慧者,不能得其要,而阎若璩被尊为鼻祖,一定是天赋异禀,自幼聪明过人;可是一了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阎若璩小的时候,并不聪明,却反而还有些傻。他书读千遍而不明其意,但是,阎若璩毫不气馁,依旧埋头苦读,直到奇迹出现。传说有一年冬天,阎若璩读书的房间奇冷无比,他在屋内凝神静

著名文人龚鼎孳和姬妾顾横波曾住善果寺附近

过去,善果寺一带一直景致绝佳,不仅被顺

治皇帝称赞,还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龚鼎孳就是其中一位。

崇祯十二年(1639),龚鼎孳奉诏入京做官,

路过南京时,认识了秦淮八艳之一的顾横波。顾横波不仅貌美,而且还通晓文史,工于诗画,尤其善画兰花。顾横波十八岁时,与李香君等人一同参加了“兰社”,时人因其姿容超群,艺压群芳,而推其为南曲第一(南曲,泛指卖艺不卖身的江南名妓)。

要找王渔洋就去报国寺

报国寺位于广安门内大街路北,白广路北口对

过。此寺乃南城巨刹,建于辽代,明初塌毁。明成化二年(1466)重修,改名慈仁寺。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又重修,赐额“大报国慈仁寺”,但老百姓还是喜欢称其为报国寺。

有关这座寺庙的修建,还有一段传说,明英宗的

周皇后有一日夜晚忽然做了一梦,梦到自小离家多年的弟弟周吉祥,在报国寺内当和尚,形容十分憔悴。第二天,周皇后就与英宗讲了昨夜的怪梦,没想到英宗昨夜也做了同样的梦。周皇后思弟心切,想请弟弟入宫共享荣华富贵,就派人到报国寺内去寻,国舅果然在寺里。但是,无论如何劝说,国舅仍不肯还俗。于是,周皇后就想为其建造寺院。英宗驾崩后,宪宗继承了皇位,周皇后被尊为了太后,成化二年(1466年),宪宗就以为母后祝寿的名义,从国库中拨出银两,在报国寺旧基上敕建新庙,并赐名“慈仁寺”,由国舅周吉祥任住持。

新修缮的慈仁寺金碧辉煌,内有七层大殿,纵轴

式布局,主殿采用黄琉璃瓦,所有规制无不显示出皇家寺庙的气派。明末清初,报国寺逐渐衰落,但是寺里

西院报国寺的西院是顾亭林先生祠。顾亭林

名顾炎武,号亭林,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激励过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名言,就出自顾炎武。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清易代之际。青年时期的顾炎武,曾经目睹故国被清军强占的悲惨情景,为此,他参加了江浙一带抗清斗争。明朝灭亡后,顾炎武拒绝朝廷的多次邀请,拒不为官。

思,竟因受冻而茅塞顿开,自此变得聪敏异常。这种传说听起来也太神了,不过这实际与阎若璩读书用功,勤于思考是分不开的,而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道理。不管这个传说是真是假,但是阎若璩确确实实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学有所成,成为一代鸿儒,当时的大学者顾炎武、许乾学、汪琬等,皆向其请教过学问。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韬光养晦的皇四

子胤肚,仰慕阎若璩的学识,就邀请他入其府第教授学问。阎若璩每进一书,胤肚无不称善。在胤肚府里,阎若璩受到热情款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然而,五月下旬,阎若璩忽患腹泻,于是他就向胤肚辞行。胤肚开始不允,阎若璩一再坚持,最后胤肚才勉强同意。由于当时阎若璩已经病重,不能起身,胤肚就让人抬着阎若璩用的大床,浩浩荡荡抬到他在储库营的住处。后不久,阎若璩辞世。胤肚十分悲痛,立即遣人帮助办理丧事,并亲撰诗文以祭之,赞曰:“读书等身,一字无假。”

后人于同治年间在广安门内报国寺为阎若

璩建有祠堂,后移置太原会馆内的阎若璩旧居。

顾横波在秦淮八艳中,以个性豪爽不羁,有男儿风著称。八艳中的柳如是,也是豪放之人,但顾横波较之柳如是,又多了几分任性嫉俗。

正是顾横波这种个性,使她独具气质,深深吸引

龚鼎孳,使龚鼎孳不惜散尽千金,也要为其赎身。崇祯十三年(1640),顾横波终归龚鼎孳,龚鼎孳为她取名善持。顾横波随龚鼎孳北上京城,他们在京期间,曾经住在善果寺附近,夫妻二人经常在离家不远的长椿寺,宴请宾客,还在长椿寺修建了妙光阁。

的庙会却热闹了起来。明朝庙会在西单牌楼迤西都城隍庙,到了清初就移至报国寺了。每月逢五,商贩就会聚在此出售图书、古玩等物。清朝初年,朝廷推行满汉一体的政策,开科举揽人才,使得南城会馆云集,文人荟萃。当时,报国寺内既有绝佳景致,又有奇书可寻,吸引众多文人墨客流连其中,当时的文人如朱彝尊、翁方钢等人常到此间,搜购古籍善本。要说光顾报国寺次数最多的,当属大诗人王渔洋。王渔洋的诗文成就,堪称清代文人之冠,而他又官居高位,所以一般人难得一见。但是王渔洋喜好古籍,因而常到报国寺书摊淘购古籍善本。据说当时许多人都想求见王渔洋,可是到府上拜访总不得见。有人告诉他们这窍门,找王渔洋别到家中去,上报国寺旧书摊准能找到他。后来这些人果然在报国寺见到了王渔洋。

名剧《桃花扇》作者孔尚任,与王渔洋一直交

好,他曾写诗记录此事:“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埽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孔尚任还特意注上:“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市购书,乃得一瞻颜色。”

顺治十五年(1658年),顾炎武来到北京,康

熙七年(1668)移住报国寺。他来到北京后,带着对故国的热爱,曾六次探访昌平,因为这里是明朝皇帝陵墓所在。顾炎武足迹遍及昌平各处,后来他写下《昌平山水记》一书,对昌平的建置沿革、风景名胜、文物古迹、自然地理、民间习俗等诸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为后人留下考据准确、梳理清楚的珍贵史料。这本书在史学界至今还具有十分显著的地位。顾炎武一生著述颇丰,涉猎甚广,经史百家、天文地理、国家典制、郡邑掌故等他无不研究,并颇有所得。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京学人何绍基、张

穆等筹划发起修建顾亭林祠。此倡议一提出,立即得到儒臣学士们的响应,大家纷纷捐款,在顾炎武寓居时间最长、著述取得重要成就的报国寺,修建了顾亭林先生祠。顾祠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春落成,有南中北三个院落。当年五月二十八日即顾炎武生辰之日,儒臣学士们在此举行隆重祭祀活动。此后,从道光二十三年到同治十二年间,每年的春秋佳日祭和生辰祭,还有许多不定期的特祭,几乎没有间断过。顾祠成为了儒臣学子们聚会、社交及讨论学术的地方。

同治二年(1863年)10月,顾祠又得到重修,

工程竣工后,公推御史朱琦撰写了《顾亭林先生祠记》一文,刻碑嵌于顾祠游廊东墙。

1900年,因义和团在报国寺和顾祠内设立神坛,

祠庙被八国联军轰损严重。民国时,顾祠已破败不堪,王式通倡议筹资重修顾祠。民国十年,顾祠修葺完成,前总统徐世昌亲自撰文《重修亭林先生祠记》,亦刻碑嵌于顾祠游廊东墙。北平沦陷时期,报国寺和顾亭林祠被日军占为军需库。日本投降后,又被国民党的河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用作粮库。

■文并摄影供图/王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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