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吸烟的嗜好
2012年02月29日
在老北京人中抽烟的习俗十分普遍。烟草在明代由菲律宾吕宋岛传入中国，在全国各地都有吸烟的人。烟叶有轻度的麻醉性，可以刺激人的神经，吸烟能起到一些解除疲劳的作用，日久会上瘾。烟叶中含有尼古丁，对人体有害。吸烟有东北地区很盛行，以至于有不少大姑娘也叼一杆烟袋吸烟。旗人进入北京后，自然会把这种风俗带入京城。
城里的烟铺经营烟叶、烟丝，以关东烟的烟力最大，有“顶上拣选关东烟”、“顶高关东烟”、“中关东烟”、“顶高叶子烟”、“原把台片烟”、“叶子烟”等品种，适合于烟瘾大的人吸。初学吸烟的人大多选白叶子烟和杭州香奇烟、金塘叶烟、白香奇烟吸，一些文明人士和妇女则选吸渐烟。另外有一种带香味的兰花烟，适合妇女和老太太吸，俗称老太太烟。
吸旱烟用的烟具包括烟锅、烟嘴和烟杆。烟锅用黄铜制成，烟嘴有玉的、翡翠的，也有用料做的，烟杆有乌木杆的，也有用细斑竹的。烟杆一般的长度为一尺二到一尺五，个别有长到五、六尺的。烟袋荷包是用来盛放烟叶的，荷包口可用绳系紧，吸烟时将烟锅插入荷包，盛上一锅碎烟叶，用火柴点燃后将烟嘴放入口中吸烟。那些喜欢用长烟杆的山东店铺里的掌柜要让学徒给点烟，一是烟杆太长，自己点烟不方便，二是为了摆谱。那些私塾里的教书先生手中的烟杆还能当教鞭用，哪个学生不听话，脑袋上挨上一烟锅，也会疼痛难忍，起个大包。
除了旱烟袋外，另有一种水烟袋，全是铜制的。烟嘴细长带有弧度，下口接水壶，水壶前边插着烟锅，后边是盛烟的盒，旁边插火纸捻，水壶里只能放半壶水，吸烟时烟锅里装满烟丝，吹着火纸捻后将烟嘴插进嘴里吸烟，会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普通水烟袋有一尺高，另有一种仙鹤水烟袋高达四五尺，吸烟时要仆人跪在地上点烟。
清末北京城里流行起卷烟，售价也很便宜。上等的卷烟一盒内装10支，售价三大枚铜钱，普通卷烟一大枚铜元买10支，还有一大枚买20支的廉价卷烟，此外还有每盒装5支的。卷烟的品牌有很多，像红锡包、老刀牌、金枪牌、人顶球牌、云龙牌、孔雀牌、长城牌、飞艇牌、品海牌、小鸡牌、蜜蜂牌、燕子牌、秤人牌等等。这些卷烟都是软纸平装，附有蜡皮纸烟嘴。还有20支卷的卷烟，像双刀牌、大前门、大粉包和高档的大三炮台牌、加立克牌、土耳其牌。高档香烟的售价每支折合1斤面粉，只有富贵人家才能享用。高档卷烟装在一个圆桶形的铁皮盒内，上边有盖，盒内附有印制精美的画片，如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等。卖烟的小贩手里托着盛满烟卷的铜盘，往来于集市、庙会、戏园等处高声叫卖，从高档的红炮台、白炮台到中档的大前门、哈德门、小粉包，还有低档的大婴孩、小婴孩、老刀牌，应有尽有，甚至还有“快手公司”制造的假烟，是将街头路边捡来的烟头中的烟丝重新卷上纸制成的，沾有许多细菌、唾液、尘土，以较低的价格卖给那些染上烟瘾的穷人。卖烟小贩忙碌一天也只能买上几斤玉米面，蒸上一锅窝窝头。
北京人还有吸鼻烟的嗜好。鼻烟有洋烟、土烟两类。洋烟的售价非常昂贵，进口量极少，所以市面上出售的洋烟差不多全是假货。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曾有对洋鼻烟的描述，洋鼻烟瓶上画有带肉翅的婴孩，应是小天使安琪儿的画像。真正的洋鼻烟瓶讲究的是金花玻璃瓶，每只空瓶也要卖一二十块银圆。
国内生产的鼻烟，是用烟梗磨成粉，经过茉莉花、桂花窨制而成，装进鼻烟壶内，用时用手沾上一点鼻烟末送到鼻子里一吸，具有提神、醒脑的效果。北京城里最负盛名的鼻烟铺是大栅栏的天蕙斋，当年谭鑫培等京剧界的名角都是天蕙斋的主顾。
闻鼻烟必须用鼻烟壶，这是一种小瓶子，有水晶的、玛瑙的、玉制的、瓷制的、料制的。造型有圆桶形的、坛子形的、扁圆形的，在壶壁上可以绘制各种图案、人物、山水、动植物。画在内壁上的叫做内画壶，以古月轩制作的鼻烟壶最为珍贵。这些制作精美的鼻烟壶作为一种工艺品可以供人欣赏、收藏，却不再用来装鼻烟，因为一装上鼻烟，画有内壁的绘画就要受到损坏。
过去还有一些北京人染上了吸鸦片的瘾，成了烟鬼。鸦片是从尚未成熟的罂粟果实中提取的乳状液体，干燥后制成的一种毒品。鸦片有止泻、镇痛、止咳的作用，久服后容易上瘾。中国早在宋朝时就种植罂粟了，国人也知道罂粟籽的药效。吸鸦片的风气则是在康熙末年从印尼爪哇传入的，逐渐从沿海向内地蔓延。康熙、乾隆、道光等皇帝虽然一再下谕禁止，后来在道光年间还决定对吸食鸦片者处以重刑，但是收效不大。一些英国商人见贩卖鸦片有利可图，就从印度大量走私鸦片，贩运到广东沿海，卖给中国人，导致大量中国白银外流，也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的体质，终于导致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并且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鸦片战争以后，禁烟的规定无人遵守，吸鸦片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风气。
清代北京城里有不少秘密开业的鸦片烟馆。烟馆中设有许多客房，室内四壁设长炕，炕上冬天有被褥，夏天铺凉席，炕边放着长方形的烟盘，盘内放有一盏烟灯，还有烟杆子、灯花盒子、烟枪、烟斗等用具。吸鸦片时顾客侧卧在炕上。烟馆有上、中、下等之分，上等烟馆家具讲究，环境清雅。下等的烟馆只有土炕、草席、劣质烟土。旧时在饭庄、妓院里也设有吸鸦片的床榻和烟具。在自己家里吸鸦片的人就更多了。
大烟馆
鸦片在刚进入中国时价格昂贵，吸鸦片成为显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一种方式，达官贵人、富豪阔商纷纷吸食，对社会各阶层起着表率作用和示范作用，逐渐成为流行的时尚，引起许多国人竞相仿效，以至于蔚然成风。不仅官僚、贵族吸，富商、士大夫吸，连平民百姓也以吸鸦片为荣，以至于在牵线拉媒时，媒人也往往问上一句：“贵公子能吸几两烟土？”吸食不同品牌、等级的烟土成为不同的消费档次、社会地位、身份的象征，最上层的人士吸进口鸦片，一般的官僚、富商吸云土，下层市民吸川土。
与喝酒带来的头晕、发烧等感觉不同，吸鸦片之后使人感到一种无忧无虑的平静，可以排解痛苦、郁闷的心情，可以赶走空虚、寂寞的感觉，可以产生一种怡然自得的闲情逸致。在雅室之中，横卧在床榻之上，手握一杆烟枪吞云吐雾，已成为一件雅事，给人以悠哉游哉、飘飘欲仙的感觉，与老北京人特有的闲适、慵懒的生活方式正好吻合。
请别人吸鸦片也成为一种社交应酬方式。主客登榻对卧，以烟会友，气氛融洽，兴致倍增。清代就有“食烟之人必两两对卧，邂逅谈心”的说法。大烟馆不仅是烟民吸烟的场所，也是他们进行社交活动、交流各种信息的场所。
清朝中晚期，中国社会已陷入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中，政治腐败，外敌入侵，经济凋敝，人口过剩，使中国人在精神上备感痛苦、压抑和疲惫。于是不约而同地用吸鸦片来麻醉自己的神经，获得短暂的解脱。过去医疗条件差，人们得病后，为了减轻痛苦，也经常吸食鸦片以取得镇痛、麻醉的疗效，其结果是鸦片烟瘾越来越大，病却没有治好。因为鸦片只起镇痛的作用，而不能医治疾病。
旧时北京人吸鸦片的很多。曹禺先生的话剧《北京人》中的主人公曾文清就是一个瘾君子。他懒惰成性，既没有职业，也缺乏谋生的技能和勇气，整天躲在家里混日子、吸鸦片，成为一个“活死人”。曾文清是北京人中的鸦片烟鬼的代表。
清朝官员吸鸦片的人也很多，他们进宫的时间一长就会犯鸦片烟瘾，产生一种十分难受的感觉。这些官员为了得到一两个烟泡，只得暗地里以高价向太监索取鸦片，太监借机大敲竹杠，以端茶送水为名悄悄将烟泡送到官员手里。太监开的价钱因人而异，当年有个外省的大官进京，被西太后赏赐入宫看戏，一看就是好几个时辰，既不敢告退，烟瘾又犯了，于是央求太监几次送上烟泡，竟然一下花去了几千两银子，后来此人被知情的同僚讥讽为“天下第一喝阔茶之人”。
宫内太监吸鸦片的也很多，清廷虽有明令禁止，太监们依然在暗中吸食。在皇帝眼皮底下的太监都敢吸鸦片，北京城里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除了烟馆之外，旅馆、饭馆、澡堂、妓院等场所也摆设床榻、烟具，以招徕顾客。不仅男人吸鸦片，一些妇女也吸鸦片。
清末民初时又有一些北京人吸上了白面。白面即吗啡，是从鸦片中提炼出来的毒品。吸的时候将一支卷烟的一头磕空，倒上一些白面，点火吸入。或者将白面倒在一张锡纸上，划根火柴烤锡纸的背面，白面受热化为烟雾，瘾君子张开口鼻吸入肺中。此外还有将白面注射到血管里的，俗称“扎吗啡”。白面的毒性大，价格比鸦片高几十倍，每30克要卖到将近100元。吸白面成瘾的人将家产变卖一空之后就去偷窃、诈骗、抢劫、贩毒，结果不是因吸毒变得如同骷髅，就是因刑事犯罪被判刑。
日寇占领北京期间，城里有不少日本人、韩国人开的白面儿房。一些北京人上瘾之后为了吸上白面，将家中财物全部当尽卖光。许多人沾染上吸白面的恶习之后最终都被折磨得形销骨立，精神萎靡，穷愁潦倒，一些人最后断送了性命，勉强活下来的也变成了行尸走肉。毒品对昔日北京人的危害实在是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