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旅店与庙寓

2012年03月10日

　　北京城从元代开始就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元世祖忽必烈曾下令设会同馆，专门接待各国使节和商人。明代北京的旅馆有接待外国使节和商人、国内少数民族的会同馆，也有专门接待国内商人的旅馆。清代的北京流动人口更多，北京的旅馆业也更加繁荣。鸦片战争以后，大批外国人来到北京，他们之中有外交官、商人、传教士、旅游者、军人、教师等等。国内各少数民族人士、进京赶考的各地举子、各地商人也很多。为了接待为数众多的暂居人口，北京的旅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

　　北京的旅馆可分为几种类型，有专门接待外国资本家、大商人和旅游者的大饭店和公寓，接待国内商人的商业旅馆，接待各地进京赶考举子的会馆，接待行商坐贾的客栈。民国以来接待大学生以及其他长期滞留京城人士的公寓，接待社会上层人士的旅馆，接待社会下层贫民、穷艺人的鸡毛小店，这些各不相同的旅店档次有高、中、低之分，其经营内容各有特点。

　　北京高档饭店大多建于清末民初，有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东方饭店，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崇内大街的德国饭店，王府井的迎贤公寓。著名的北京饭店位于王府井大街南口路西，初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最初是由两名法国人邦扎、佩拉蒂开办，后来由意大利人卢苏接手经营。1903年迁到现址。1907年卢苏将饭店卖给中法实业银行，先后由法国人麦义、获叶、罗斯谭和中国人邵宝元担任经理。最先建起的是一座五层红砖楼房，1917年法国人又在红楼西边盖了七层法式洋楼，成为当时北京城里最豪华、档次最高的大饭店。“七·七”事变后来北京的欧美人士急剧减少，北京饭店的生意十分清淡，中法实业银行作为经营者不得不在1940年将饭店的大部分股票卖给了日本人，并且改由日本人经营，但由于战争的原因，在其后的五年里北京饭店的营业仍然非常不景气。抗日战争胜利后北京饭店由国民党北平市政府经营，由于时局不稳，加上经营管理混乱，经理邵宝元于1948年辞职。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饭店经过两次扩建，成为当时北京城内客房最多、档次最高的大饭店。

　　北京城内的一些寺庙曾经兼有旅馆的功能，被人们称为“庙寓”。“庙寓”的历史大概很悠久，元代的著名剧作《西厢记》写的就是外人借宿在寺庙中发生的故事。北京城里的庙寓起码在明朝时就有了。清代北京城内设有庙寓的寺庙有30多处，有法源寺、慈云寺、华严寺、柏林寺、贤良寺、水月寺、太平寺、圆通寺、法华寺、兴胜寺、万寿寺、莲花寺、永兴寺、伏魔寺、保安寺、翊教寺、千佛寺、晋阳寺、高井庙、闻喜庵、毗卢寺、天后宫、圆通观、双关帝庙、四个关帝庙、地藏庵。以佛教寺庙为主，也有道观。

　　在庙寓里寄宿的大多是一些达官贵人。他们是封疆大吏，在北京城内没有住宅。按照这些高官显宦的财力，在北京买一所宅院不成问题，但是这样一来，又有窥测朝廷的嫌疑。

　　清代北京也有一些高档旅馆，不过这些旅馆内还设有戏园、茶馆、酒楼，常有富商在此设宴、办堂会。清廷又明文规定禁止二品以上的大员出入茶楼、酒肆、戏园，违犯者轻则惩俸重则谪降。再说住在旅馆也不得清静。

　　住在会馆里也不行，会馆里是进京应试的举从、进京的商人聚居之处，封疆大吏们与这些人是同乡，住进会馆后难免要叙叙乡谊，难免有人求他们找个差事，代为推荐、请求救济，不管于情面上说不过去，管又费事费力，弄得不好还会被扣上“聚乡党讽议朝政，通商贾为官谋利”的罪名，会馆里的会董们还会拿出化缘册子来要钱，不得不看在乡亲的面子上破费一笔钱财。

　　封疆大吏进京也不能住在在京任职的同乡、同学、旧友的私邸，因为这样一来，会被御史们安上一个“钻营嘱托，交通贿赂”的罪名，如果被他们找出一些蛛丝马迹，往皇帝那里奏上一本，就麻烦了。

　　比来比去，还是住在寺庙里最合适，寺庙里的建筑规模宏大，又有宽敞的院落，优雅的环境，院内有苍松翠柏、修竹，客房里窗明几净，斋堂内有素菜宴席，使吃腻了油腻荤腥的官僚换换口味。

　　京城内著名的庙寓有位于报房胡同西口北侧的法华寺，戊戌政变前夕，袁世凯就是在这里下榻。东华门附近的贤良寺，在庚子事变后曾接待过奉旨进京议和的李鸿章。

　　北京地区的一些寺庙还曾设立过皇帝的行宫，像西郊的卧佛寺、潭柘寺、万寿寺，东郊的慈云寺。万寿寺位于紫竹院西边，当年慈禧太后等从紫禁城出发前往颐和园时，常在万寿寺休息。东郊的慈云寺距离朝阳门十里，清朝皇帝前往东陵和承德避暑山庄时，路过慈云寺，常在慈云寺打尖休息。

　　寺庙里的庙寓最初是用来接待游方僧人的，后来变成了“外来官宦寄居之所”。有些寺庙如不大出名的兴胜寺，作为庙寓的客房竟有200多间，庙里老和尚虽然是出家人，却与王公贵族、达官显宦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之中有的人是王公贵族的替身，有的与宫中的大太监有金兰之交，与封疆大吏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像李鸿章每次进京总是下榻贤良寺，以至于有人说贤良寺“已成仕官行台矣”。

　　民国时期，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高档旅馆相继开业，1928年改为北平特别市后，达官贵人来京的人数大为减少。许多寺庙里停放着许多棺材，显得阴森冷清，没人愿意住在寺庙里。昔日的庙寓，改成了“殡仪馆”。

　　北京最低档的旅店是“鸡毛店”，这些小店大多位于天桥北边、珠市口南边、金鱼池西边的一小块地区。店里不预备被褥，只在土炕上铺一层厚鸡毛，以此物来御寒，所以名叫鸡毛店。这些店房屋低矮潮湿，屋内有一长条大炕，住店的头朝外一个挨一个睡觉，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冬天屋里寒风刺骨，夏天闷热难耐，蚊蝇成群，虱子、臭虫、跳蚤成灾，叮得人不得片刻安宁。再加上人身上的汗臭、脚臭，熏得人昏头涨脑。有一首咏鸡毛店的竹枝词写道：“纵横枕藉鼾齁满，秽气熏蒸人气暖。”正是鸡毛店内景象的传神写照。

　　鸡毛店的房客全是穷人，或者是来北京做小买卖的、做工的、耍手艺的，也有要饭的、捡破烂的、打短工的，还有小偷、骗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论年龄以小孩、老人为多，也有中青年人。鸡毛店的房费每天仅几个大钱。夏天不少穷人干脆露宿街头，到了冬天不得不挤进鸡毛店，总比冻死在马路上强点。正所谓“天明出街寒虫号，自恨不如鸡有毛”，鸡毛店是穷困描绘出来的最丑陋的一幅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