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合院的文化
2012年02月23日
作家刘心武在小说《钟鼓楼》中谈到:“至于四合院的所谓‘合’,实际上是院内东西南三面的晚辈,都服从侍奉于北面的家长这样一种含义,它的格局处处体现出一种特定的秩序、安适的情调、排外的意识与封闭的静态美。”
在研究者认为:“四合院是伦理秩序的建筑形式。其建制的形成,有功能性的,亦有伦理原则出发的考虑。四合院更是传统文化和合境界的象征体现,因而《四世同堂》写祁家宅院的非标准化,不妨认为含有全篇内容(‘四世同堂’式家庭的式微)的象喻。”(赵圆:《北京:城与人》)
四合院的文化内涵是十分丰富的,简单概括地讲有四条:
一、封闭意识。四合院的封闭性是显而易见的,一座四合院四面都是屋墙和院墙,只有东南角上有一座门与外界相通,平时大门也是紧闭着的。紧邻胡同的南房的南墙一般都不开窗,或者只有比人还高的小窗,通风、采光都很差,作为居室是很不舒服的,但是为了整个院落的安全性和封闭性,也不惜舍弃居住的舒适性。大门之内至少设有两道门,可谓层层设防。为了防止外人窥视院内,在大门内设有影壁,内院门里设立屏门,而且一般的来客只能在外院的客厅与主人见面,无缘进入内院。
这种封闭性源于很强大的防范心理。中国各地的房屋虽然造型布局各有不同,但是在封闭性上倒是十分一致的。像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与北京四合院有异曲同工之处。江浙一带的民居也是采用“口”字形布局,所不同的是所占的面积比北京的四合院更小,四面的房屋紧紧相连,严丝合缝,中间的一块空地小得不宜再称为院子,只能叫做天井。福建、广东的客家人的民居呈现一个巨大的圆环状,一个大家族系统内的数十户人家共同居住在一幢四五层的环状大楼内,外墙为一米多厚的夯土墙,不开外窗,形同一座堡垒,土楼的底层是厨房、杂用房、牲畜栏舍,二层是谷仓,三、四层是居民住房,中间的圆形内院中央设有宗祠。客家土楼这种特殊的民居样式显然与客家人特殊的生活环境有关。客家人原是中原地区的居民,为了躲避战乱,移民到福建、广东地区。当地山多田少,当地土著与客家人之间因争地引起的矛盾十分尖锐,甚至爆发大规模的械斗。客家人为了保护自己采取了聚族而居的方式,修筑了堡垒式的土楼。客家的土楼是个特例,但是在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安徽等南方各省的民居普遍采取了房屋四面围合的布局形式(云贵地区称为一颗印式住宅),只是当地人不把这些房屋称为四合院罢了。
自我封闭意识是出于人类的自我保护心理和安全上的需要,是人类童年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修建过城墙、城堡,以防御外敌的进攻。在中华民族的建筑史上,这一特点就更为明显。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喜仁龙在他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书中写道:“我发现中国北方几乎每一个村子,无论规模之大小,历史之长短,它的草房和马厩都至少有一道土墙或类似土墙的东西围住。无论一个地方如何贫困、偏僻,一间土房如何简陋,无论一座庙宇如何残破,无论一条道路如何肮脏、泥泞,在那里总能看见墙垣,而且这些墙垣往往比乡镇或村子中其他建筑物保存得完整些。我经过中国西北部几经兵燹、饥馑蹂躏的城市,那里的房屋全部倒塌,空无人居。但那里的土城、城门和望楼却依然如故,它们比其他城市建筑更能经受火灾和洗劫的摧残,这些幸存下来的建筑成为昔日盛况的陈迹,在一片凋敝荒凉之中显得格外触目。”
北京城内的居民显然具有很强的封闭意识和防范心理。北京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战争,金朝末年金中都在蒙古铁骑的攻击下,化为一片废墟,明朝时北京城也先后遭受过瓦刺、俺答、后金军队的攻击,如果不是高耸的城墙的保护和军民携手顽强抵抗,早不知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1860年的英法联军,1900年的八国联军两次攻入北京城,京城居民更是惨遭洗劫,生命、财产的损失难以估量,除了战乱之外,小偷强盗也不可不防,据史书记载,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北京城内盗风日炽,而满清政府直到20世纪初才设立巡警厅,在北京城内的治安状况日趋恶化的形势下,居民的防范心理更加强化。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用道道围墙、层层大门把自己封闭禁锢在狭小的天地里。四合院正是适合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要和安全防护的实际需要,体现了北京人的生存智慧和策略,对于维持社会稳定、改善社会治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合院的封闭性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十分明显的。它造成人们只愿消极自守、不愿积极进取的心理。终日沉溺在平静、安稳的家庭小环境中,浅吟低唱,自得其乐,不知道也不关心外面的世界,不敢到外面的社会中去闯荡。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就是一位四合院中的老北京人。当他听到日本人打进北京的消息后,首先想到的是存上三四个月的粮食、咸菜,并用一个装满了石头的大咸菜缸顶住院门,他以为这样一来就是已度过了难关了。这种躲进小院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策略虽然显得有些幼稚可笑,在当年的北京人中却是很有些代表性的。不要以为祁老人是在开玩笑,他是郑重其事地选择了这种办法的,这就更加深了四合院文化的喜剧色彩和悲剧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