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半城宫墙半城树

2012年02月29日

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紫禁城三大殿、神武门、景山、鼓楼、钟楼等等，也都突出着红·黄·绿这“三元色”。那时北京的建筑是平面发展，不仅胡同四合院之美要进入其内部朝平面方向欣赏，就是弘大的王府，光从外面看，也不过是青灰的砖墙厚些高些，必须进到里面，才会发现绚丽的色彩、精致的装饰、优雅的生活，原来都包含在了其中。

　　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家住得离隆福寺很近。这是我心中永远屹立的华美事物。我的小说、散文里不知有多少次写到它。现在我再一次写到它，心中仍溶溶漾漾地满是爱恋之情。父亲知道许多关于隆福寺的史料，比如他多次告诉我，寺里的毗卢殿顶部的大藻井，比包括紫禁城养心殿在内的所有京城古建筑的那些藻井都要独特精致，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但那时隆福寺已经从庙会场所开始变化为一个“新型市场”，殿堂都成了仓库不对外开放，父亲就始终没有进毗卢殿看藻井的机会，倒是我，用一点零食贿赂了父母在殿堂存货的同学，由他带我偷偷地进去看了那个藻井，那次的生命体验甚至可以说引领着我的一生，我铭心刻骨地意识到，什么是中华文明之美，并为自己是这一文明的后代而自豪。隆福寺和北京的城墙、城楼一样，湮灭于“文化大革命”。城墙与城楼好歹还残存了一点，隆福寺却荡然无存。现在那里有座上世纪九十年代翻盖的隆福商厦，在其楼顶盖了一圈象征性的寺殿。把无价之宝的真古董轻易毁掉，又花大价钱大力气来盖假古董，这令我黯然神伤。

　　新北京不是欧美化

　　我当然懂得，时代在变迁，生活在嬗递，同一空间里，会出现新的生命，带来新的欲望，新的趣味，新的创造，因此，旧的东西，包括城市里的旧建筑，有的势必会被改造、淘汰。但这种改造与淘汰，应是一种良性的，更进一步说，也就是更加人道的，更人性化的演进。我有三部长篇小说都以北京的古典建筑命名：《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这不是偶然的。我总祈盼新的生命，新的生活，能根植在传统文明的沃土之中。近二十多年，尤其是近十年，北京城市面貌变化很大。有人说真是非常地现代化了。究竟什么是现代化？那是不是就等于西方化，欧美化？前些天我到机场接来一位朋友，他带着生于加拿大的小儿子，我们从面貌跟西方一般机场别无二致的天竺机场出来，乘出租车沿高速公路前往他们预定的宾馆，那公路也非常地“一体化”，所有的标识牌的大小、颜色，上面所绘符号，跟加拿大没有任何差别，而且也都有英文，唯一区别也就是加上了汉字。一路上从车窗看到许多西方式的大楼房。到了那完全西方化的五星级酒店，进了甚至比一般加拿大旅馆更显出“与国际接轨”的标准间，朋友的孩子，也恰好是八岁，大声地叫“爹地，爹地”，神态令我想起八岁时在那人力车上的自己，他是怎样的心理呢？父亲问他，他倒说出来了：“爹地，我们什么时候到北京？”

　　北京毕竟还是北京。后来我陪朋友父子游北京，在紫禁城、雍和宫、东岳庙、颐和园、长城……他们看到了与加拿大绝对不同的北京。但这许多仍保持着传统北京风貌的地方，仿佛是些钢筋混凝土森林里的绿洲，被“世界一体化”景象围裹的“保留地”。我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人。对北京的旧城改造，特别是危旧胡同四合院的更新，我并没有站到“一点儿也不能拆”的立场上，我能理解那些危旧房屋里的平民改善居住条件的诉求，也能体谅社会生活组织者面对难题在求证与实践上的艰难；规划部门划定了二十三片胡同四合院为旧城保护区，这很好；在菊儿胡同那样的地方，由建筑大师吴良镛先生以“有机更新”理念主持了四合院改造的试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了褒奖，确实算得有益的尝试；近年来，更投资建成了皇城根遗址公园、菖蒲河公园、明城墙遗址公园……作出了将传统的北京与当代的北京加以融通的努力。好处要说好，难处大家想办法。

　　让传统在拆旧建新中延承

　　传统的北京也并不拒绝外来的事物，比如北海琼岛顶上的白塔，还有体量比它更粗大的西四白塔寺白塔，就绝非中国传统建筑，那是来自尼泊尔的阿尼哥主持设计建造的，不是早已和谐地融入了北京的城市画卷中，甚至成为亮点了吗？还有清末民初正阳门的改造，东边那座西洋式的火车站，因为在体量和色彩上努力与北京固有的建筑协调，在视觉上绝无“破相”的弊病；再如1916年正阳门箭楼的改建，当时请的是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Rothkeger）来主持，他并没有完全依照旧版拷贝，而是变通地加大了体量，增添了之字形阶梯，加了汉白玉护栏，还在楼窗上加了拱弧形罩檐，他还特别在下部侧面墙体上加添了一个巨大的水泥浮雕，那浮雕的样式是从西方文艺复兴建筑的语汇里演化来的，但他弄得与中国古典箭楼的固有风格非常协调，于是不但没有形成破坏，反而使其添彩，我们都知道从上世纪初就有种国产香烟叫“大前门”，那上面的图案从来不变，所画的前门箭楼虽然只是简单的线画，那下面斜壁上的浮雕总是要标识出来，这么多年过去，那浮雕再也不是什么外来的添加物，已经成了老北京的传统性符码了。我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北京是完全可以拆旧建新的，问题只在于如何使新旧能在传统中融合。

　　最近我参与了中央电视台纪录片组的《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摄制，我诉说的当然是北京，在家里用光盘看样片时，我儿子不禁啧啧赞叹，因为镜头里出现了在地坛拍摄的镜头：蓝天下，朱红的墙体，明黄的琉璃瓦，墙后是波涛般的古柏绿冠……但愿那一刻，他和我一样，也成为珍爱以红·黄·绿“三元色”为象征的，维护北京传统审美意蕴的，那个社会群体中的一员……

　　作者：刘心武

　　当代著名作家，四川成都人。1950年迁居北京。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后任中学教员15年。1976年后任北京出版社编辑，参与创刊《十月》并任编辑。1979年起任中国作协理事、《人民文学》主编等职。1987年赴美国访问并在13所大学讲学。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奖。后又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我爱每一片绿叶》（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小说，曾激起强烈反响。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班主任》、《母校留念》、《刘心武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中短篇小说集《绿叶与黄金》、《大眼猫》、《都会咏叹调》、《立体交叉桥》、《5·19长镜头》，中篇小说集《如意》、《王府井万花筒》、《木变石戒指》、《一窗灯火》、《蓝夜叉》，纪实小说《公共汽车咏叹调》，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风过耳》、《四牌楼》等，还出版有散文集、理论集、儿童文学等作品以及8卷本《刘心武文集》，刘心武先生对生活感受敏锐，善于作理性的宏观把握，作风严谨，意蕴深厚。近年来，刘心武又开始了关于城市建筑与地产文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