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隆福寺盐店大院胡同说起

2012年01月14日

　　隆福寺街是一条笔直的大道，两旁却也延伸出不少分支。很多依附在隆福寺街的胡同，把口都还在头顶上立着不知什么年代的铁栅栏。上边写着它们极具北京特色的名称。其中一座锈迹斑斑的铁栅栏上写着“盐店大院”。

　　盐店大院南起东四西大街，北至隆福寺街。清代之盐店当在大街上，字号无考。据《乾隆图》记载本无此巷，由此可推测此处应为盐店旧址形成聚落后所辟，时在清中叶以后，今犹名盐店大院。

　　盐店大院是条胡同，胡同中的二十四号院保存着清代官盐店老房，是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盐业在古代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

　　早在战国时，秦商鞅变法后就置盐官，实行食盐官营。

　　汉初曾允许私人经营，到武帝时期，外开边疆，频繁用兵，财用不足，仍旧将富商大贾谋取厚利的盐业收归官营。

　　在盐业专卖之下，“官盐”是政府经营，或者由政府授权私人经营，且交纳各种税费的盐。与之相对，私盐是违背盐业专卖法，个人经营且不纳税交费的盐。在实行盐业专卖时，贩卖私盐成为一个暴利行业。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都敢上断头台，何况走私贩盐呢？

　　梁启超先生说：“各国无枭而独产于我国。”这里“枭”就是盐枭。

　　在清代，私盐贩子们已经发展出势力相当强大的黑社会。

　　中国历代对私盐打击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汉武帝时，对私盐贩子“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钛左趾”是在左脚趾挂上6斤重的铁钳，“没其器物”是没收生产工具，煮盐的工具当年也相当值钱。唐代“自淮北置监院十三”，捕私盐者。

　　私盐贩子要杀头，连相关官员都要连坐。五代时，盐法最酷，贩私盐一斤一两就可以正法。

　　宋代略宽了一点，无非是杀头的标准放到三斤或十斤而已。

　　元明清以后，这种对私盐的打击和惩罚从未放松过。

　　读这些法律和案例，至今都可以感到血腥气。

　　历代盐商 富甲天下

　　这么严厉的打击为什么没能有效地制止私盐呢？

　　严厉的打击并不一定是制止犯罪的最有效方法。

　　对那些受巨大利益诱惑而不怕死的贪官来说，没钱比死还可怕。必须从制度上去寻找犯罪的原因，并从制度改革入手来消除官场腐败。私盐问题同样如此。

　　对政府而言，盐业专卖的确有必要。统治者要增强国力，又要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钱是少不了的。但封建社会经济不发达，税收来源有限，仅靠土地、人口税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横征暴敛又怕激起民怨。因此，对食盐这样的生活必需品进行垄断经营，不是最优，也是次优的选择。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盐业专卖带来的各种收入，总体上占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这还不包括官员们从中获得的利益。如此巨大的财源，政府岂可放弃？

　　有盐业专卖就必然有私盐，盐业专卖越严，私盐越好卖，利润越高。这是一个客观规律。

　　私盐泛滥首先是利润奇高，据私盐研究专家估算，盐的零售价格要高于产地价格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盐价奇高的原因之一是沉重的盐税负担。

　　康熙年间，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曾向康熙汇报，两淮盐政的浮费包括各衙门所取共计每年20多万两银子。

　　盐商除了以上支出外，还要用捐赠、捐官等形式向官府行贿。尽管这样，盐商仍然是天下最富有的。

　　乾隆七次下江南主要由盐商出资接待。盐商们固然为了巴结皇室而不惜工本，但也要有钱才能如此。盐商们经营官盐，做的是合法买卖尚且如此赚钱，如果非法贩盐，不用交各种正规与非正规费用，不用巴结官府皇家，这些钱岂不都留给自己了吗？由此可以推断出私盐利润之高。尽管风险很大，但与暴利相比，这个险还是值得冒的。

　　私盐的规模有多大呢？道光年间两淮盐政钟灵在奏折中指出“总计私盐倍于官额”。日本的中国盐业专家左伯富的判断是，“在清代，人民食盐的消费量基本有一半来自私盐。”可见私盐最少与官盐平分天下，甚至要大于官盐。

　　大刀阔斧 改革盐政

　　改革盐业较有成效的，莫过于清朝的陶澍。

　　到了道光十年陶澍擢升两江总督时，两淮盐务几乎完全瘫痪。一是官盐滞销、私盐猖獗。百姓买不起官盐，就只好买私盐。当时贩卖私盐的不仅有盐枭，更有官吏、官商、旗丁、船户，而且官吏、官商、旗丁等还受到特权保护。二是税收亏欠、库储全空。官盐卖不出去，年复一年，亏欠应该上缴的税银达四千多万两，而且把朝廷发下的一千多万两借本也花光了。三是盐价昂贵、民不聊生。奸商、水手等不仅抬高盐价，还在食盐中掺和污泥、皂荚、蛤灰。普通老百姓就成了盘剥的牺牲品。

　　盐政败坏已经危及清王朝的经济生命线。当时，清政府的税收白银，盐课约占20%以上，而两淮盐课又占全国盐课的一半以上。

　　陶澍受命于危难之际，提出了盐务章程十五条，包括裁减浮费、裁选总商等主要内容（《会筹盐务章程折子》）。接着，又在《筹议加斤减价、兼疏积引折子》中提出了“减价敌私”的经济手段，然后在淮北滞销口岸实行“票盐”，让每个老百姓都可以依法请票，贩卖官盐，彻底打破垄断。

　　他担任两淮盐政八年，到道光十九年因病重卸任时，两淮盐务出现了大好局面。一是盐销，官盐价格大大降低，开始畅销；二是课裕，不仅完成了每年征收上缴国库的盐课银，而且偿还了历年的积欠；三是民便，贫苦百姓买得起食盐，贫苦灶民避免了中间盘剥，不少私枭化为良民；四是商利，打破官商蠹吏的垄断，保护了普通商人的合法利益。后来，淮南、河东、闽浙等地的盐场，也实行票盐。

　　有专家则认为，综观历代盐政，极为繁复。其办理较有成效者，除春秋之管仲、唐之刘晏、清之陶澍外，几不多见。

　　昔日身居东四 热闹非凡

　　隆福寺大街盐店大院内的官盐店并没有遇到太多的尴尬。

　　北京作为清代首都，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有着中国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私盐的贩卖在北京得到了很有力的限制，北京的居民大多食用官盐。

　　而官盐店又处在当时热闹非凡的东四牌楼，更是无形中为自己提高了知名度。

　　《顺天府志》记：“（当时著名的市场）有马市、猪市、羊市、百鸟市，以北有长和大院、盐店大院”。当年，盐店大院里的官盐店相当于官府经营的盐业批发总店。盐店大院作为政府制定盐类销售政策的单位，在北京老百姓里有着很高的声望。

　　如此一来，可以想象盐店大院的豪华程度。可是，盐店大院却作为一条胡同保留了下来。这是一种很隐秘的贯通。很多人看到盐店大院狭窄的入口时，根本不会想到它竟然能延伸的那么多。坑洼不平的灰砖路两旁净是有着百岁以上的老房子。

　　一位1969年就搬到这里的林姓老人告诉我，她刚一搬进来时，这条胡同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恐怕已经没人知道盐店大院当年的风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