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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北京最早的个体包子铺 裕丰饭馆藏身隆福寺

2015年11月12日

宝字幕
 
“瞎说八道。”王洪恩说。
这段对话想必发生在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王洪恩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离开了隆福寺畔连丰胡同39号的家。五年后他回到家里,跟他1961年出生的儿子王春友一起,到处做临时工。出身不好,当时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但王春友和父亲王洪恩之间有了一种隔阂。父亲离开那五年是最苦的五年,母亲带着独生子的自己,忍受着他人的欺负熬过了文革;这五年里,父亲几乎是音讯皆无,更别提给照顾家里了。
改革开放,1980年,一家人在连丰胡同39号办起了一个小饭馆。今天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个体饭馆是“悦宾饭馆”,在翠花胡同。当年个体户们打破思想与经济的枷锁,带领社会走向了自由的时代,悦宾饭馆的故事至今已如传奇。
然而,若不是和王春友大叔聊,我想我们几乎都没有机会知道——
“我大概记得,我家拿营业执照,比悦宾饭馆还要早几天。但是,确实是悦宾饭馆最先开业了。”
别见怪,这只是聊天。任何人都无意去否定悦宾饭馆的地位。悦宾饭馆之所以至今都能称为传奇,也是因为它一路走到了今天。而王洪恩、王春友父子的“裕丰饭馆”只干了四年。
“这些改革开放初期的个体户,基本上都挣着钱了,算是占着政策的便宜了。”王春友说。80年代初,他家已是“万元户”。只是他与父亲因文革留下的隔阂,却并没有因为富足的生活而解开。
1995年5月的一个晚上,68岁、罹患肺癌的王洪恩已到弥留之际。医院病床前,他把王洪恩叫到床前,“儿子,我对不起你。”
从此,父子释然。第二天,王洪恩离开了人世。
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连丰胡同里这段故事。
1980年10月7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鞭炮声中,位于隆福寺对面的悦宾饭馆,在鞭炮齐鸣中开业,打响了改革开放后餐饮个体经济的第一炮。当年的北京晚报便进行了报道,这个日子的35周年纪念日也即将迎来,猫儿胡同将进行回访,不过咱们今天不多说它。
个体经济对于曾经的集中型经济的冲击,直到今日我们才算基本看清。当年人们还搞不太懂,为什么不去吃国营的饭馆,非要自己去开饭馆做买卖。然而,从悦宾饭馆开业之后的报道看,确实是火爆,确实是受欢迎。
紧接着,1980年10月11日,北京晚报又有一篇报道:
晚报报道
又有四家个体饮食户领导执照
到昨天,本市城区又有四家个体饮食户领取了营业执照。他们是:东城区连丰胡同39号的王洪恩、小牌坊胡同32号的杨奎英、南剪子巷7号的何玉江、灯市口西街24号的薛佩林。其中王洪恩准备经营馅饼、包子为主,其它三人准备以经营烤、煮白薯为主。
目前,他们正在盘灶盖房、置备原料,争取近期开业。(达人、勋超)
这报道简直让人感动,连住址都有,这么详细的记述。出发吧。
然而很意外。灯市口西街24号早已扩路改造。
小牌坊胡同32号,就在银河soho下面,被衬托着一种朴质的美。向老居民打听,大家却说,从未听说这里有个杨奎英,并且当时院子里似乎从没有人做过煮白薯、烤白薯的生意。
32号
 
右边的红色院门就是小牌坊胡同32号。来自腾讯街景地图
南剪子巷7号确实有一家姓何,后来搬走了。尽管老大婶说不确定是否名叫何玉江,但他家1980年前后的确在张自忠路口卖烤白薯,90年代初已经搬走,年代久远,老街坊们已经失联。
连丰胡同
 
35年后回访的希望,骑车转悠20分钟就已经失败一多半。只剩下连丰胡同了。
连丰胡同就在隆福寺北边,胡同南侧已经拆迁半条街。走了一圈没找到39号,好在一打听,有街坊给指出来了。到跟前一看——
门帘
好大一个门脸,甭管合不合老北京的规矩,反正看上去弄得挺古朴。大门紧锁,往里一看,影壁墙上有介绍,好像是个云南菜馆。这家伙,当年的小饭馆发展成了高档餐厅啦。
既然锁着门,那就敲敲旁边那个小院吧,也许能找到伙计啥的。旁边的小院明显是个后来开的随墙小门,一位大叔走出来。
“你找谁?”
我说,我找王洪恩。
“您什么事儿?”
听见这句话,我顿时狂喜。做过一些这种时隔二三十年的回访,要知道,这开门的人回答“您什么事儿”的话,基本上就是找对了人了。
镇静一下,拿出手机,给大叔看当年的报道。35年前,北京晚报曾经报道过他开买卖的事情,我想进行一个回访。
“哎呀,我就是王洪恩的儿子。快进来吧,欢迎。”这便是王春友,他生于1961年,今年54岁。
39号
 
门牌号在院子里呢。
小院子不过是六七平方米,只有一扇门通往屋里,根本不是敞亮的四合院或是大院子。那旁边的那个云南菜门脸——
“那不是咱家的啊,咱原来的饭馆就是现在这间屋子。”
铁门
 
画面左边铁门、铁柜的位置,就是曾经的裕丰饭馆。蓝色衣服的是王春友大叔。
屋子里挺大,一个完整的、10米见方的屋子,分成了五间房,一进门算是个小客厅,旁边是小厨房。往里是摆着沙发电视的起居室,再往里是两间卧室。
从头聊起。
报道上说的王洪恩老爷子,也就是王春友的父亲,祖籍山东德州,生于1927年。家里人是回民,在德州和北京开饭馆买卖。8岁的时候,王洪恩来到了北京,到亲戚开办的、位于灯市口的回民饭馆做学徒工。
至公私合营,王洪恩到王府井的四季青水果店任职,负责水果进货。王春友说,父亲算得上是王府井大街上的大角,说句玩笑话,“王府井三爷”喊句话,这条街的买卖得掂量掂量。并不是因为父亲能打架,只是因为父亲业务方面确实做得不错。
王府井
 
今天的王府井食品商场,据说其前身就是“四季青水果店”。
接着就发生了咱们开头说过的那一段,因为开会时候,说到苹果个头的问题,父亲顶撞了领导,文革的时候吃了瓜落,被定为右派。事实上也许并不止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因为王春友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脾气耿直的人,不高兴的话,说话跟你绕圈子,但一定能听出那是在骂你呢。尤其是“专跟头儿干(仗)。”
1961年,王春友出生。他本来不是家里的独子,但当时条件差,另有兄弟病死了,只剩下了他一个。
文革时期父亲被下放,剩下孤儿寡母守在连丰胡同39号的家里,挨过不少欺负,玻璃被砸、自己被骂的事情数不胜数。也正是因为如此,从上学的时候开始,王春友的性格中便有彪悍的一面,加上当时社会动荡,教育本身已不成体统,“想想我上学那时候,就两件事儿,拍婆子、打架。”
1978年,王春友高中毕业,下放五年的父亲此时刚刚回到家里。文革已经结束,有人介绍工作给他,去东来顺当厨师。但政审没有合格。
他只能和父亲一起做临时工,所谓“大工小工”,盖房、木工之类的手艺,他和父亲都能做得来。
当时有街道城建科的人来到他家,要求拆除外侧的平房,理由是这些平房建筑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属于违章的地震棚。王春友一怒之下抄起菜刀要砍人,“那房子,60年代我记事儿的时候明明就在那里了。”
由于政策已经稍稍放宽,而建筑工临时工实在太累。三中全会后,“国家提出了四放四不放。”这个政策的原文我没搜到,大概意思是,个体经济就要适当放开了。对于这对文革中受欺负,文革后仍然受影响、找不到正经工作的父子来说,这是个好消息。
隆福寺a
清末的隆福寺。图片来自老北京网。
父子随后开始在隆福寺一代,推车摆摊,做水果生意,冬天也曾去过内蒙进货牛羊“下货”即下水。这些都是王洪恩老先生的本行,生意做得挺不错。至1980年下半年,王洪恩老爷子的朋友、在工商局工作的一位老先生传来消息,餐饮行业即将放开,让王洪恩一家有所准备。
当时的隆福寺只有两家饭馆,即隆福寺小吃店和白魁。也正是因为早早接触到了个体经济,餐饮行业即将放开这个消息,给父子的感觉,并没有今天咱们谈起那些创业故事时候那么震撼。
王洪恩家里做饭馆餐饮的买卖更是老本行,于是,家人准备手续,本来营业执照打算写王春友的名字,结果突然传来消息,有人给王春友介绍在公交公司上班做电工。于是,小店仍然以王洪恩为“照主”。也是因为与工商部门相识,王春友印象里当时家人提起过,他们是“第一个”拿到营业执照的。
王春友干了不多的日子便办理了停薪留职,主要还是打理家里的生意。
“干个体,前途如何,没人知道。所以,当年去申请执照的人应该也并不算多。”
王春友赶到东坝,用平板车拉来了砖头、沙子。几乎一夜之间,一间小饭馆在家里平房原有的基础上被建设出来,晾了一个星期,挂匾,准备开业。就在开业筹备过程中,消息传来,悦宾饭馆开业了。这个消息当时也并没给家里人带来什么感觉,因为大伙无意去争这个“第一”。
开业的日子王春友已经记不清,反正就在悦宾饭馆开业之后没过多久。“哎呀,放没放炮啊……好像是放了。”亲朋好友到来祝贺。
饭馆的名字叫做“裕丰饭馆”,简单地取了两个吉利字,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的朋友们,通过这个名字基本也能判断它产生的时代吧。其实开业之前,王洪恩老爷子本来打算将饭馆起名叫“义顺和”,这是王家祖辈在济南开办饭庄时候使用的字号。但工商部门没有批准,可能考虑到这个名字还是带有“四旧”的色彩。
北京的老字号大都也是在80年代恢复的,文革时期,那些大饭庄也都改过左派的名字。
当年饭馆的格局,王春友回忆,大概是下面的这个样子。
平面
里面只不过是四张小桌,一旁是柜台,一个汽油大桶改巴改巴就成了烙馅饼的炉子。王洪恩老爷子的手艺,那是正宗回民饭馆出来的,当然很不错,王春友也跟父亲学到了很多本领。一般情况下,父亲在大桶旁边烙馅饼,王春友蒸包子。母亲和另外雇的两个亲戚帮厨、干杂活,五个人支撑起这个饭馆。
饭馆只有三样饭菜:馅饼1毛1一个,包子1毛,还有粥。包子馅随季节变化,秋天瓜馅儿,冬天大白菜。都是有肉的。
生意出乎意料地好,很快饭馆对面搭起一个简单小棚,卖炸油条等简单的早点。全家人凌晨四点起床和面,伺候完早点伺候中午饭。当时来这里吃饭馆的人,北至雍和宫,南至崇文门,大都是上班的人,于是,饭馆其实并不供应晚饭,下午1点半卖完中午饭,便打烊歇业,反正晚上不会有什么客人。但是,全家人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准备,往往又要忙到晚上11点。
当时人艺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来这里吃饭,韩善续便是家里的老朋友。
韩善于
韩善续。图片来自网络。
以前看到的悦宾饭馆的故事中,都提到过物资紧缺,想尽办法搞原材料的事情。而王春友记忆中,裕丰饭馆的原材料虽然紧张,但并不是那么严重。原因可能是悦宾饭馆炒菜之类的好菜多,而裕丰饭馆则简单多了。
相关部门严管缺斤短两的行为,“一个馅饼要用一两面,两个挺够个儿的包子也算是一两。”供应个体户的粮票不够用,只能去市场上找倒买倒卖的搞一些来。算上早餐炸油饼的消耗,一个月要用400斤油,整汽油桶那么大的家伙往回搬。
“老北京人管饭馆叫勤行嘛,太累了。”
那么能挣多少钱呢?一天的流水,大概是三四百块钱。其中利润大概有100块,也就是说,这五个人干的小买卖,一个月收入3000块钱。“没再缺过钱。”
1983年的一天,中午,王春友的母亲帮助店里倒腾买卖,下午说抽空给老爷子缝棉袄。然而下午5点的时候,母亲突然倒在了家里的地上。
送往医院,本来就有高血压的母亲因脑溢血,过世了。
“买卖做得挺好,可是,我妈没享着福。她是累死的。”
从此王春友对买卖心灰意冷,自打老太太过世,裕丰饭馆也就没再开业,这家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的饭馆之一,从此便画上了句号。但故事还没完。
1983年的隆福寺还有几件事儿:北京晚报报道,当年2月份,隆福寺小吃店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豆汁,结果一天就卖出1000多碗。10月份,隆福寺街东口的过街天桥建成了。
社会复苏,正常了。
歇业之后,父子又在隆福寺一代做了一阵水果生意,相当成功也相当累。父子跑遍全国进货,整车整车地批发、零售水果。当年交通不发达,赶着马车来送货的人很是不少,他家的水果店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商铺。
接着,王春友决定回单位上班。自己已是婚育的年纪,但当时个体户很难找对象,因为干个体,即便再有钱,给人的感觉也是不如在单位上班稳定。
但是开店、做买卖这些年,他并没有明显感觉到当时人们对个体户的歧视,也可能是在街坊、主顾眼里小店人缘不错。
有人给他介绍了对象,1987年,二人结婚。买了近4000块钱的夏普21寸大彩电。1988年,女儿出生。
王春友大叔
 
王春友大叔。
从一起做小生意到开饭馆,这么多年,王春友与父亲王洪恩的隔阂却始终没有消除。王春友坦言,确实后来还有一些家庭矛盾,但是,若不是文革父亲走了五年留下了心里的阴影,很多家庭矛盾可能根本不会出现。而父亲的表现,则是对这个独生儿子非常的不信任。
结婚后不久,王春友再次离开单位,至1988年底,与父亲一起在逐渐兴起至火爆的隆福寺夜市,开办了一个小吃摊位。老爷子做回民小吃的手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炒焖子、奶油炸糕、炸回头、凉粉等小吃颇受欢迎。
隆福寺小吃街照片
网上找到的隆福寺小吃街照片,年代不详。
“人们的生活习惯变了,开始有夜生活了。”从只做早上、中午饭的买卖,到做这个晚上5点半开门、九十点钟歇业的夜市,父子俩走过了改革开放的头十年。
夜市的营业执照
这是隆福寺夜市的营业执照。
王春友保存着一本1989年11月份中国民航的杂志,当时大概是飞机上才能看到的、繁体字印刷的杂志,上面有几张北京小吃的配图,其中便有一张王洪恩老爷子,右手拿炒菜铲子、左手端着小盘子,站在摊位前笑呵呵的照片。
餐饮工作照
这也是家里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餐饮工作照”。
隆福寺的买卖一直很好,从早年间的庙会,到当年北京的四大商场,便是隆福寺人民市场、百货大楼、西单商场、东安市场,这地方有人缘,有氛围。直到1993年8月12日晚上,那场大火。
大火北京晚报
第二天这场大火北京晚报当然有报道,是晚上6点多着起来的。晚上8点,王春友和妻子在家附近目睹了大火的场面。
本以为隆福寺就此会发生改变,但王春友说,着火之后的隆福寺,依旧非常热闹。
王洪恩搬出小院住了一段时间,直至后来王春友将父亲接回连丰胡同39号院。父亲病了。
可能与老爷子晚年被骗有关。当时有人跟老爷子说,想要大量进货网兜。老爷子跑来了20大包,价值几万块钱的货,但要货的人没有了音讯,老爷子不得不自己上街到处送货推销。也许是老爷子心气儿高,结果“心里存住气了。”
网兜,上一个时代很常见的生活用品。
肺癌,也可能与抽烟有关——一天三盒天坛雪茄。尽管文革后到此时,父子之间留下了数不尽的隔阂,但王春友还是选择,尽了儿子的责任。弥留之际,父亲留下了开头说的,那一句道歉的话。
隆福寺的衰败,也是一个传奇故事。据说隆福寺修牌楼的时候,挖走了刘伯温埋在地下的一对大龟,破了风水。从不迷信的角度说,恐怕只有东城区的商业管理部门,算得上是这个说法的受益者吧。
1997年,隆福寺夜市摊位的流水额,从每天1000元下降至100元。后期实在让人没干劲儿,王春友直接将摊位租了出去。2001年,隆福寺整治,夜市、小吃摊从此消失,夜市营业执照被官方收回。同年,他在裕丰饭馆所在的位置,开了一家小副食店,主要由妻子马婶来打理,王春友则在1999年,第三次到公交公司上班,在123路车队做技术员,直到现在。
王春友大叔举
王春友大叔举着1989年那本印有王洪恩老爷子照片的杂志。
若不是被下放五年,王洪恩老爷子可能一辈子守着王春友,在连丰胡同39号这个平凡的小院里度过余生。若不是文革时候遭受了冲击,改革开放之初仍然受到排挤,可能这对父子一辈子都不会开店干个体、做生意。若不是隆福寺大火之后的兴衰,可能至今我们还能在小街旁吃到改革开放最初的味道。
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辛苦开饭馆,早早成为了万元户,生活富足。做水果生意的时候,海南8万块钱包一亩西瓜地,运气好的话春节瓜熟到北京转手就是60万块。那一年挣的钱,够现在买几套房了。就在连丰胡同那一面不起眼的墙后,曾有过一段北京人命运跌宕起伏的浪潮。
王洪恩老爷子的一寸照片
 
王洪恩老爷子的一寸照片。
这就是裕丰饭馆的故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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