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北京最早的个体包子铺裕丰饭馆藏身隆福寺

2015年11月12日

“瞎说八道。”王洪恩说。

这段对话想必发生在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王洪恩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离开了隆福寺畔连丰胡同39号的家。五年后他回到家里，跟他1961年出生的儿子王春友一起，到处做临时工。出身不好，当时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但王春友和父亲王洪恩之间有了一种隔阂。父亲离开那五年是最苦的五年，母亲带着独生子的自己，忍受着他人的欺负熬过了文革；这五年里，父亲几乎是音讯皆无，更别提给照顾家里了。

改革开放，1980年，一家人在连丰胡同39号办起了一个小饭馆。今天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个体饭馆是“悦宾饭馆”，在翠花胡同。当年个体户们打破思想与经济的枷锁，带领社会走向了自由的时代，悦宾饭馆的故事至今已如传奇。

然而，若不是和王春友大叔聊，我想我们几乎都没有机会知道——

“我大概记得，我家拿营业执照，比悦宾饭馆还要早几天。但是，确实是悦宾饭馆最先开业了。”

别见怪，这只是聊天。任何人都无意去否定悦宾饭馆的地位。悦宾饭馆之所以至今都能称为传奇，也是因为它一路走到了今天。而王洪恩、王春友父子的“裕丰饭馆”只干了四年。

“这些改革开放初期的个体户，基本上都挣着钱了，算是占着政策的便宜了。”王春友说。80年代初，他家已是“万元户”。只是他与父亲因文革留下的隔阂，却并没有因为富足的生活而解开。

1995年5月的一个晚上，68岁、罹患肺癌的王洪恩已到弥留之际。医院病床前，他把王洪恩叫到床前，“儿子，我对不起你。”

从此，父子释然。第二天，王洪恩离开了人世。

今天咱们要说的，就是连丰胡同里这段故事。

1980年10月7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鞭炮声中，位于隆福寺对面的悦宾饭馆，在鞭炮齐鸣中开业，打响了改革开放后餐饮个体经济的第一炮。当年的北京晚报便进行了报道，这个日子的35周年纪念日也即将迎来，猫儿胡同将进行回访，不过咱们今天不多说它。

个体经济对于曾经的集中型经济的冲击，直到今日我们才算基本看清。当年人们还搞不太懂，为什么不去吃国营的饭馆，非要自己去开饭馆做买卖。然而，从悦宾饭馆开业之后的报道看，确实是火爆，确实是受欢迎。

紧接着，1980年10月11日，北京晚报又有一篇报道：

又有四家个体饮食户领导执照

到昨天，本市城区又有四家个体饮食户领取了营业执照。他们是：东城区连丰胡同39号的王洪恩、小牌坊胡同32号的杨奎英、南剪子巷7号的何玉江、灯市口西街24号的薛佩林。其中王洪恩准备经营馅饼、包子为主，其它三人准备以经营烤、煮白薯为主。

目前，他们正在盘灶盖房、置备原料，争取近期开业。（达人、勋超）

这报道简直让人感动，连住址都有，这么详细的记述。出发吧。

然而很意外。灯市口西街24号早已扩路改造。

小牌坊胡同32号，就在银河soho下面，被衬托着一种朴质的美。向老居民打听，大家却说，从未听说这里有个杨奎英，并且当时院子里似乎从没有人做过煮白薯、烤白薯的生意。

右边的红色院门就是小牌坊胡同32号。来自腾讯街景地图。

南剪子巷7号确实有一家姓何，后来搬走了。尽管老大婶说不确定是否名叫何玉江，但他家1980年前后的确在张自忠路口卖烤白薯，90年代初已经搬走，年代久远，老街坊们已经失联。

35年后回访的希望，骑车转悠20分钟就已经失败一多半。只剩下连丰胡同了。

连丰胡同就在隆福寺北边，胡同南侧已经拆迁半条街。走了一圈没找到39号，好在一打听，有街坊给指出来了。到跟前一看——

好大一个门脸，甭管合不合老北京的规矩，反正看上去弄得挺古朴。大门紧锁，往里一看，影壁墙上有介绍，好像是个云南菜馆。这家伙，当年的小饭馆发展成了高档餐厅啦。

既然锁着门，那就敲敲旁边那个小院吧，也许能找到伙计啥的。旁边的小院明显是个后来开的随墙小门，一位大叔走出来。

“你找谁？”

我说，我找王洪恩。

“您什么事儿？”

听见这句话，我顿时狂喜。做过一些这种时隔二三十年的回访，要知道，这开门的人回答“您什么事儿”的话，基本上就是找对了人了。

镇静一下，拿出手机，给大叔看当年的报道。35年前，北京晚报曾经报道过他开买卖的事情，我想进行一个回访。

“哎呀，我就是王洪恩的儿子。快进来吧，欢迎。”这便是王春友，他生于1961年，今年54岁。

门牌号在院子里呢。
小院子不过是六七平方米，只有一扇门通往屋里，根本不是敞亮的四合院或是大院子。那旁边的那个云南菜门脸——

“那不是咱家的啊，咱原来的饭馆就是现在这间屋子。”

画面左边铁门、铁柜的位置，就是曾经的裕丰饭馆。蓝色衣服的是王春友大叔。
屋子里挺大，一个完整的、10米见方的屋子，分成了五间房，一进门算是个小客厅，旁边是小厨房。往里是摆着沙发电视的起居室，再往里是两间卧室。

从头聊起。

报道上说的王洪恩老爷子，也就是王春友的父亲，祖籍山东德州，生于1927年。家里人是回民，在德州和北京开饭馆买卖。8岁的时候，王洪恩来到了北京，到亲戚开办的、位于灯市口的回民饭馆做学徒工。

至公私合营，王洪恩到王府井的四季青水果店任职，负责水果进货。王春友说，父亲算得上是王府井大街上的大角，说句玩笑话，“王府井三爷”喊句话，这条街的买卖得掂量掂量。并不是因为父亲能打架，只是因为父亲业务方面确实做得不错。

今天的王府井食品商场，据说其前身就是“四季青水果店”。

接着就发生了咱们开头说过的那一段，因为开会时候，说到苹果个头的问题，父亲顶撞了领导，文革的时候吃了瓜落，被定为右派。事实上也许并不止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因为王春友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脾气耿直的人，不高兴的话，说话跟你绕圈子，但一定能听出那是在骂你呢。尤其是“专跟头儿干（仗）。”

1961年，王春友出生。他本来不是家里的独子，但当时条件差，另有兄弟病死了，只剩下了他一个。

文革时期父亲被下放，剩下孤儿寡母守在连丰胡同39号的家里，挨过不少欺负，玻璃被砸、自己被骂的事情数不胜数。也正是因为如此，从上学的时候开始，王春友的性格中便有彪悍的一面，加上当时社会动荡，教育本身已不成体统，“想想我上学那时候，就两件事儿，拍婆子、打架。”

1978年，王春友高中毕业，下放五年的父亲此时刚刚回到家里。文革已经结束，有人介绍工作给他，去东来顺当厨师。但政审没有合格。

他只能和父亲一起做临时工，所谓“大工小工”，盖房、木工之类的手艺，他和父亲都能做得来。

当时有街道城建科的人来到他家，要求拆除外侧的平房，理由是这些平房建筑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属于违章的地震棚。王春友一怒之下抄起菜刀要砍人，“那房子，60年代我记事儿的时候明明就在那里了。”

由于政策已经稍稍放宽，而建筑工临时工实在太累。三中全会后，“国家提出了四放四不放。”这个政策的原文我没搜到，大概意思是，个体经济就要适当放开了。对于这对文革中受欺负，文革后仍然受影响、找不到正经工作的父子来说，这是个好消息。

清末的隆福寺。图片来自老北京网。

父子随后开始在隆福寺一代，推车摆摊，做水果生意，冬天也曾去过内蒙进货牛羊“下货”即下水。这些都是王洪恩老先生的本行，生意做得挺不错。至1980年下半年，王洪恩老爷子的朋友、在工商局工作的一位老先生传来消息，餐饮行业即将放开，让王洪恩一家有所准备。

当时的隆福寺只有两家饭馆，即隆福寺小吃店和白魁。也正是因为早早接触到了个体经济，餐饮行业即将放开这个消息，给父子的感觉，并没有今天咱们谈起那些创业故事时候那么震撼。

王洪恩家里做饭馆餐饮的买卖更是老本行，于是，家人准备手续，本来营业执照打算写王春友的名字，结果突然传来消息，有人给王春友介绍在公交公司上班做电工。于是，小店仍然以王洪恩为“照主”。也是因为与工商部门相识，王春友印象里当时家人提起过，他们是“第一个”拿到营业执照的。

王春友干了不多的日子便办理了停薪留职，主要还是打理家里的生意。

“干个体，前途如何，没人知道。所以，当年去申请执照的人应该也并不算多。”

王春友赶到东坝，用平板车拉来了砖头、沙子。几乎一夜之间，一间小饭馆在家里平房原有的基础上被建设出来，晾了一个星期，挂匾，准备开业。就在开业筹备过程中，消息传来，悦宾饭馆开业了。这个消息当时也并没给家里人带来什么感觉，因为大伙无意去争这个“第一”。

开业的日子王春友已经记不清，反正就在悦宾饭馆开业之后没过多久。“哎呀，放没放炮啊……好像是放了。”亲朋好友到来祝贺。

饭馆的名字叫做“裕丰饭馆”，简单地取了两个吉利字，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的朋友们，通过这个名字基本也能判断它产生的时代吧。其实开业之前，王洪恩老爷子本来打算将饭馆起名叫“义顺和”，这是王家祖辈在济南开办饭庄时候使用的字号。但工商部门没有批准，可能考虑到这个名字还是带有“四旧”的色彩。

北京的老字号大都也是在80年代恢复的，文革时期，那些大饭庄也都改过左派的名字。

当年饭馆的格局，王春友回忆，大概是下面的这个样子。

里面只不过是四张小桌，一旁是柜台，一个汽油大桶改巴改巴就成了烙馅饼的炉子。王洪恩老爷子的手艺，那是正宗回民饭馆出来的，当然很不错，王春友也跟父亲学到了很多本领。一般情况下，父亲在大桶旁边烙馅饼，王春友蒸包子。母亲和另外雇的两个亲戚帮厨、干杂活，五个人支撑起这个饭馆。

饭馆只有三样饭菜：馅饼1毛1一个，包子1毛，还有粥。包子馅随季节变化，秋天瓜馅儿，冬天大白菜。都是有肉的。

生意出乎意料地好，很快饭馆对面搭起一个简单小棚，卖炸油条等简单的早点。全家人凌晨四点起床和面，伺候完早点伺候中午饭。当时来这里吃饭馆的人，北至雍和宫，南至崇文门，大都是上班的人，于是，饭馆其实并不供应晚饭，下午1点半卖完中午饭，便打烊歇业，反正晚上不会有什么客人。但是，全家人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准备，往往又要忙到晚上11点。

当时人艺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来这里吃饭，韩善续便是家里的老朋友。

韩善续。图片来自网络。

以前看到的悦宾饭馆的故事中，都提到过物资紧缺，想尽办法搞原材料的事情。而王春友记忆中，裕丰饭馆的原材料虽然紧张，但并不是那么严重。原因可能是悦宾饭馆炒菜之类的好菜多，而裕丰饭馆则简单多了。

相关部门严管缺斤短两的行为，“一个馅饼要用一两面，两个挺够个儿的包子也算是一两。”供应个体户的粮票不够用，只能去市场上找倒买倒卖的搞一些来。算上早餐炸油饼的消耗，一个月要用400斤油，整汽油桶那么大的家伙往回搬。

“老北京人管饭馆叫勤行嘛，太累了。”

那么能挣多少钱呢？一天的流水，大概是三四百块钱。其中利润大概有100块，也就是说，这五个人干的小买卖，一个月收入3000块钱。“没再缺过钱。”

1983年的一天，中午，王春友的母亲帮助店里倒腾买卖，下午说抽空给老爷子缝棉袄。然而下午5点的时候，母亲突然倒在了家里的地上。

送往医院，本来就有高血压的母亲因脑溢血，过世了。

“买卖做得挺好，可是，我妈没享着福。她是累死的。”

从此王春友对买卖心灰意冷，自打老太太过世，裕丰饭馆也就没再开业，这家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的饭馆之一，从此便画上了句号。但故事还没完。

1983年的隆福寺还有几件事儿：北京晚报报道，当年2月份，隆福寺小吃店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豆汁，结果一天就卖出1000多碗。10月份，隆福寺街东口的过街天桥建成了。
社会复苏，正常了。

歇业之后，父子又在隆福寺一代做了一阵水果生意，相当成功也相当累。父子跑遍全国进货，整车整车地批发、零售水果。当年交通不发达，赶着马车来送货的人很是不少，他家的水果店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商铺。

接着，王春友决定回单位上班。自己已是婚育的年纪，但当时个体户很难找对象，因为干个体，即便再有钱，给人的感觉也是不如在单位上班稳定。

但是开店、做买卖这些年，他并没有明显感觉到当时人们对个体户的歧视，也可能是在街坊、主顾眼里小店人缘不错。

有人给他介绍了对象，1987年，二人结婚。买了近4000块钱的夏普21寸大彩电。1988年，女儿出生。

王春友大叔。

从一起做小生意到开饭馆，这么多年，王春友与父亲王洪恩的隔阂却始终没有消除。王春友坦言，确实后来还有一些家庭矛盾，但是，若不是文革父亲走了五年留下了心里的阴影，很多家庭矛盾可能根本不会出现。而父亲的表现，则是对这个独生儿子非常的不信任。

结婚后不久，王春友再次离开单位，至1988年底，与父亲一起在逐渐兴起至火爆的隆福寺夜市，开办了一个小吃摊位。老爷子做回民小吃的手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炒焖子、奶油炸糕、炸回头、凉粉等小吃颇受欢迎。

网上找到的隆福寺小吃街照片，年代不详。

“人们的生活习惯变了，开始有夜生活了。”从只做早上、中午饭的买卖，到做这个晚上5点半开门、九十点钟歇业的夜市，父子俩走过了改革开放的头十年。

这是隆福寺夜市的营业执照。

王春友保存着一本1989年11月份中国民航的杂志，当时大概是飞机上才能看到的、繁体字印刷的杂志，上面有几张北京小吃的配图，其中便有一张王洪恩老爷子，右手拿炒菜铲子、左手端着小盘子，站在摊位前笑呵呵的照片。

这也是家里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餐饮工作照”。

隆福寺的买卖一直很好，从早年间的庙会，到当年北京的四大商场，便是隆福寺人民市场、百货大楼、西单商场、东安市场，这地方有人缘，有氛围。直到1993年8月12日晚上，那场大火。

第二天这场大火北京晚报当然有报道，是晚上6点多着起来的。晚上8点，王春友和妻子在家附近目睹了大火的场面。

本以为隆福寺就此会发生改变，但王春友说，着火之后的隆福寺，依旧非常热闹。

王洪恩搬出小院住了一段时间，直至后来王春友将父亲接回连丰胡同39号院。父亲病了。

可能与老爷子晚年被骗有关。当时有人跟老爷子说，想要大量进货网兜。老爷子跑来了20大包，价值几万块钱的货，但要货的人没有了音讯，老爷子不得不自己上街到处送货推销。也许是老爷子心气儿高，结果“心里存住气了。”

网兜，上一个时代很常见的生活用品。

肺癌，也可能与抽烟有关——一天三盒天坛雪茄。尽管文革后到此时，父子之间留下了数不尽的隔阂，但王春友还是选择，尽了儿子的责任。弥留之际，父亲留下了开头说的，那一句道歉的话。

隆福寺的衰败，也是一个传奇故事。据说隆福寺修牌楼的时候，挖走了刘伯温埋在地下的一对大龟，破了风水。从不迷信的角度说，恐怕只有东城区的商业管理部门，算得上是这个说法的受益者吧。

1997年，隆福寺夜市摊位的流水额，从每天1000元下降至100元。后期实在让人没干劲儿，王春友直接将摊位租了出去。2001年，隆福寺整治，夜市、小吃摊从此消失，夜市营业执照被官方收回。同年，他在裕丰饭馆所在的位置，开了一家小副食店，主要由妻子马婶来打理，王春友则在1999年，第三次到公交公司上班，在123路车队做技术员，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