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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士胡同,说说那“故事里的事”

2012年02月02日

礼士胡同,说说那“故事里的事”[墙根网]

 

胡同
 
从驴市到礼士
 
早在六百年前永乐帝修北京城那会儿,礼士胡同就已形成了现今的格局。明代这里隶属东城黄华坊,清代是镶白旗驻地。但正如不少富贵人家的少爷起个“贱名”以图好养活,这个上风上水的好地段却顶着个不雅的大号——驴市胡同。
 
如果时光倒流几百年,在礼士胡同里你能看到什么?一根根竖着的木桩,拴着驴啊骡啊的。卖者在一旁伫候,买者在牲畜间徘徊挑选。有人掰开驴嘴侧着脑袋观察牙口。路旁有钉铁掌的,墙根下还有给牲口瞧病的地摊兽医,来回串游叫卖皮革制品的贩子……清代《顺天府志》记:“东城驴市胡同有驴市交易,亦称骡市。以西有马市、猪市、羊市、百鸟市,以南有菜市、米市、柴草市、估衣市、杂货市以及灯市。”现在的人简直无法想象,在离皇帝住的紫禁城大概不到几里路的地方,竟是驴鸣马嘶的“农贸市场”。
 
清末宣统年间,驴市胡同改作礼士胡同,而庞大的驴市也迁到了如今海淀的驴市口。礼士既与驴市谐音,又有“礼贤下士”之意。这一胡同名的改变,也是对北京一步步脱离小农经济,走入现代文明之路的见证。
 
如今到了礼士胡同,依然有不少青砖小楼伫立在胡同东半截,而当初他们的主人都是买卖家。把着胡同东口的5号、8号两座小楼,原先是天德永米面铺,居住其中的郭栋梁老太太正是创办人孙庆荣的儿媳。“我公公哥俩是民国初年从山东老家来北京学徒的,凭着自己双手攒了点钱,终于在日本投降前一年盖起来这座小楼。”今年已是87岁的老人家回忆道,“我们这粮店旁边的房子是药店,对面是布店。胡同东口靠近当时仓库集中的朝内小街,所以买卖家特别多。”
礼士胡同,说说那“故事里的事”[墙根网]
 
 
名宅
 
“刘罗锅”故居:皇上轿子进不了门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慢说是老人家,现在就连礼士胡同小学的小朋友,都以天天沾中国最著名的罗锅的仙气儿为荣。刘宝瑞的《君臣斗》和李保田的《宰相刘罗锅》尽管都是故事里的事,但刘墉住在礼士胡同却是正史。
 
据清末震钧《天咫偶闻》记载:“刘文清公(刘墉)故第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是。其街北一宅改为食肆,余幼时屡过之,屋宇不甚深邃。正室五楹,阶下青桐一株,传为公手植。街南墙上横石,刻‘刘石庵先生故居’七字。今屋皆易主,北宅久坼,横石亦亡矣。”而现在的胡同西头只剩南侧还有两个小院,虽然已成杂院,但也是绿栅红窗颇为整洁。一位热心的大爷还直往房上指:“这样的戗檐一般人家可没有,得是刘罗锅这个级别的。”而北侧如今连“食肆”都没了,取而代之的是地震后重建的二层水泥小楼。
 
别看当初这儿是个乱哄哄甚至臭烘烘的集市,一般人想住?没戏!纪晓岚、潘世恩都是一等一的重臣,对不起,汉人再大的官也得给你请到南城窝着去。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当初住到这里,敢情还是皇恩浩荡特批的。
 
虽说享受到了特殊待遇,但老刘中堂却深知做人低调的道理,特别是在门槛一个比一个高的内城。乾隆三十八(1773)年十一月的一天早晨,刘统勋逝于上朝的路上。《啸亭杂录》记述,乾隆皇帝亲临驴市胡同刘宅祭奠时,因刘家门庭矮小,轿子抬不进去,只好将轿子顶盖拆下才抬进刘家。
 
此后,驴市胡同大学士府的主人就先后变成了刘统勋的儿子刘墉和孙子刘之,但大学士府也依然是大学士府。这爷俩也先后于乾隆中期和晚期入仕翰林,刘墉还创造了一门两宰相的佳话,而他的侄子刘之虽然书读得不错,但执政能力却比祖父和叔叔差了点,嘉庆年间他好不容易爬到了一品大员,却因为渎职被扒了马褂,老刘家也从此败落。
 
不过,礼士胡同西口终归因刘罗锅而出名了。但要说到礼士胡同东口,43号宅子虽不如刘府有名,却也不遑多让,原来这里同样是一门两学士的大学士府。比起西头基本成大杂院的刘府景象,敬信、墨麒父子的学士府保存相对要完好得多。门前有两座上马石,质朴大方。大门为最高规格的广亮大门,门前一边一个汉白玉抱鼓石。院内房舍高大宽敞,有大家气度。几套四合院相互勾连,青砖细腻齐整,灰瓦坚韧洁净,虽然如今也是居民众多,拆掉了部分装饰结构,但依然不失大学士官邸宏伟大方的气质。
 
“刚解放时这所大宅院相当完整、精致。”一位住在43号对面的热心阿姨介绍说,“那时大门对面,还有一座大影壁。院内是几重院落,二门是一座垂花门,三院里是彩绘游廊。后来先是被部队接管,然后成了社科院的宿舍,后来又成了财贸夜大的校舍。前几年整修时,我们还看见了不少旧琉璃瓦被拆下来。”
 
李善人华府:七老爷的《大宅门》
 
行之胡同中段,数株来自南国的绿树掩映下,便是整条胡同精华之所在。这座礼士胡同129号大院即便放到任何地方,都堪称气派非凡。此院落的临街大门为三间,规模浩大,大门两边为一道八字形屏墙,屏墙和长长的街面围墙上部雕刻着极华丽的砖雕花。这种装饰墙在北京几乎独一无二。就是门外的便道上,也设有精美的石礅。只是如今这里的主人挂起了谢绝参观的牌子。“要说也可以理解,当初在这里拍电视剧《大宅门》时,胡同堵得乌泱乌泱的,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我要是主人也受不了。”对面小卖部的店主笑道。
 
遗憾归遗憾,但所幸在礼士胡同居委会提供的一本有关该胡同名宅的画册里,我们能一睹这所“豪宅”的庐山真面目。而这不禁又勾起了我们对《大宅门》庭院深深的回忆:二道门同样华美异常,门为中国古典式垂花门。垂花门两边墙上,镶嵌着带西洋味的十字形、飞雁形什锦窗。两石狮子以里,是两座并列的四合院,房舍讲究,均为磨砖对缝,两院之间有回廊相通。园内有花厅、水池,花草树木点缀得体,整座府邸堪称怡然幽静,古拙秀美。
 
它的官宅气势,让不少人甚至是胡同里的老居民,都认为这就是宰相刘罗锅的府邸。
 
其实不然,据《北京文物胜迹大全》解释,“其实此为清末武昌知府宾俊宅。其子锡琅败家,将宅出售,后被投机米商李彦青所得。”只是在那个时候,129号院远没有如今的规模与华丽。直到上世纪30年代,此院的主人变成了盐商巨富、“天津八大家”之一、号称“李大善人”的李家第四代李颂臣。李大善人买来后,请原民国内务部总长、大营造家朱启钤的学生重新设计,建成今日规模。但好景不长,如此华府李善人家也没能享受很久。
 
解放后,此处曾作过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对面64号如今作为中唱总公司的二层苏式小楼,就是50年代建起来的使馆武官处,后又为中国青年报社社址。“文革”期间,该院为“四人帮”手下、时任文化部长的于会咏所居。此后改为广电部电影局。“周总理、郭沫若、张春桥、包括赵忠祥,不少老人都看到过这些名人出入过129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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