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校场头条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听到这激昂的旋律，每个中国人的爱国之情就会油然而生，就会想到她的曲作者聂耳。您知道吗？国歌的曲作者聂耳，与宣武区校场头条胡同还有一段历史渊源呢。
校场头条，是宣武门外的一条小胡同。1644年，大清的铁骑踏入山海关、占领了北京城，把八旗制度也带到了北京四九城，给北京的街巷胡同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痕。
早在大明朝，宣武门外校场口附近就是军队操练的地方；有清一代，这里又成为八旗士兵操练习武的地方。后来，刀光剑影不见了，雄浑的厮杀声没有了，这一带慢慢地变成了民居。但是，教场口的名字却流传下来了，而且从一条到五条，形成了5条胡同。由于“教”与“校”通用，到了民国时期，就将“教场口一条”改称“校场头条”了。
校场头条3号（今17号）有个云南会馆，最早由乾隆年间的熊郢宣、蒋文祚两位云南籍官员捐资兴建的。
说到会馆，那话就长了。早年间，“会”的意思是聚会，“馆”的意思是宾客居留的房舍。会馆就是聚会居留的场所。会馆源自商周时期建在交通要道上供官员居住的馆驿。北京的会馆则兴起于明朝嘉靖年间，并逐渐成为举子会试期间居住的地方。
云南会馆原来建在北京朝内北小街。清朝在北京实行满汉分城居住的政策，原来位于内城的云南会馆，就只好迁到了宣外校场头条3号。之后，许多云南籍的学子涌入会馆。
校场头条的云南会馆，当年可是个风云际会的地方。当维新风潮席卷京师的时候，康有为的变法名言--“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挂在会馆显要位置。五四运动后，会馆曾住过许多革命先驱志士如王德三、王复生、王孝达等等。王复生还是“火烧赵家楼、痛达章宗祥”的猛将、云南革命的一位播火者。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殉难的范士融、姚宗贤两位烈士，他们的纪念碑也耸立在会馆院子中央。
在校场头条云南会馆中住过的云南人，最有名的恐怕就是人民音乐家聂耳了。
1932年8月11日12时30分，身穿西装、手提小提琴盒子的聂耳，随着摩肩接踵的人流，走出北平火车站，乘一辆洋车，来到云南会馆，住在云南会馆１号房间。虽然他只在北平住了3个多月，但他的生命经受了一次洗礼。他把“泛滥洋溢的热情与兴趣，汇注入巨流的界堤。”
到达北平的当晚，年轻好动的聂耳就和同乡游览了中山公园，晚上10点才回到校场头条云南会馆。自此一发不可收拾，20几天里，他的脚步遍及北海、中南海、万牲园（今天的动物园）、香山……
聂耳不是来北平游览的，而是求学来了。到校场头条云南会馆的第三天，他就用破木板做了一个乐谱架，搁在箱子上面，放上琴谱，拉起了基础练习。小屋又黑又潮，蚊子很多，琴声招来了许多蚊子。每天他的脸上、脖子上和手臂上，都有十来处蚊子叮咬的红痕。实在没有办法，他就到庭院的槐树下练琴。
9月中旬，聂耳报考北平艺术学院音乐系。在“党义”试题中，他写了《国难期中研究艺术的学生之责任》；在“国文试题”中，他写了《各自理想的精神之寄托》。充满抗日爱国思想的聂耳，他的答案自然不和国民党考官的胃口。聂耳名落孙山。
但聂耳没有灰心，他找到在北平的俄国著名提琴教授、曾经教过冼星海的托洛夫学习。由于聂耳实在负不起高昂的学费，只上了四次课，就退学了。告别的时候，托洛夫惋惜地对聂耳说：“你是一个顶聪明的孩子，你将来的提琴会拉得不错的。”
除了学习小提琴外，聂耳还几次到天桥，去听民间艺人的演唱，看过富连成班的演出。在天桥“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的环境中， 聂耳聆听劳动者的心声。他从下层苦难艺人身上，吸收营养，丰富自己的艺术积累。北平普通老百姓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呼声，深深地感染了聂耳，让他振奋，给他激情。
在朋友的引领下，聂耳还拜访了当时担任京华美院音乐系主任的老志诚先生。2005年已经95岁的老志诚，回忆起与聂耳初次见面时说：“他那时候是一个学生样子。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拉提琴，让我听。”
在北平期间，经上海剧联的介绍，聂耳结识了许多左翼戏剧家和音乐家，积极参与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音乐家联盟的演出活动，宣传抗日救亡，成了北平剧联的活跃分子。
1932年10月28日晚，聂耳与北平剧联的领导宋之的、于伶等人，参加清华大学毕业同学会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的演出。
清华大礼堂内，挤满了学生，气氛热烈，群情激昂。在老志诚的钢琴伴奏下，聂耳用小提琴拉起《国际歌》。《国际歌》的旋律，吓坏了晚会的主持人。他赶忙把聂耳拉回幕后，请他不要演奏这样的曲子。当聂耳重新回到舞台上时，《国际歌》雄浑有力的旋律又在礼堂中回响，所有的人都激动地站立起来，悲壮的乐曲冲出礼堂，飞向天穹。
在北平的十字街头，聂耳唱起曲调委婉的云南民歌。歌声使过往的行人停下了脚步。人越聚越多。这时，只见一个东北老大娘，衣衫褴褛，坐在地上呼天抢地地哭起来。边哭边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哀怨凄惨的哭声，使在场的中国人怒火满腔。突然，一个身着长衫、留着小胡子的汉奸，追逐一个中国姑娘。观看的人们再也无法沉默，“打倒日本鬼子！”“打倒汉奸”的口号声响成一片。原来，这是聂耳和剧联的同志上演的街头活报剧。等到国民党警察闻讯赶来，大家一哄而散，又到下一个街头演出去了。
和北平剧联同志们一起战斗，使聂耳政治上进步很快，越来越成熟了。他向剧联领导于伶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北平剧联党组织认为：聂耳已基本具备了入党条件。但考虑到他在北平没有固定职业，将很快离开北平回上海，就没有为他办理入党手续。
11月的北平，已是寒风呼啸、雪花纷飞，聂耳的寒衣还在上海的当铺里。11月6日，云南老乡凑齐了路费，聂耳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北平。
“北平！算是告了一个段落吧！二次重来，不知又待如何？”
聂耳离开北平时，于伶让他带给上海剧联党组织3份材料：一是北平剧联一年来的工作报告;二是聂耳的入党申请及党组织的意见；三是聂耳在北平工作情况的介绍。1933年初，经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电通”公司请田汉写一个电影剧本。田汉先交了个剧本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名叫《凤凰的再生》。1935年2月，田汉不幸就被国民党逮捕了。“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人把田汉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征得田汉同意，影片改名《风云儿女》。
电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就“写在稿纸最后一页”。田汉后来回忆，原来想把主题歌写得比较长，因为没有时间，写完两节就丢下了，之后随即被捕。
1935年4月，传来了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聂耳的消息。党组织为了保护这个年轻有为的战士，批准他先到日本暂避一个时期后，再去欧洲和苏联学习。
正准备去日本的聂耳，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就主动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表示到日本以后，歌稿尽快寄回，决不会耽误影片的摄制。
聂耳很快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由贺绿汀请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乐曲指挥、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莫夫配器，不久就在影片《风云儿女》中使用了。
不幸的是，《风云儿女》上映的前后，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滕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溺水身亡。他没有看到《风云儿女》，也没有听到合成后的《义勇军进行曲》。
随着电影的公开放映，《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了神州大地。
1936年，被迫流亡国外的刘良模把这首歌带到了美国。著名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最早在美国演唱了这首歌，并灌制了唱片，将它改名为《起来》。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也在国外唱响了。陶行知先生在埃及金字塔下，听人唱过这支歌；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时，看见一个十来岁的美国孩子，边骑自行车边吹口哨，吹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响彻华夏大地，激励着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最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通过，《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3月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赋予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宪法地位
聂耳没有能够二次到北京来。他的生命在23岁就画上了休止符。但是，聂耳的生命又是永恒的，他的生命已经融入《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中。
请记住校场头条、记住云南会馆，那是与聂耳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