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留题迹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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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题迹胡同在解放前叫“牛蹄筋胡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胡同，长不足百米，最宽处才5米。据说，当年胡同内有一户卖盐水牛蹄筋的商贩，很受欢迎，故老百姓将胡同取名为牛蹄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根据谐音，牛蹄筋胡同改为留题迹胡同。
在胡同西口，过去曾有一面长达40米、高约5米的大影壁墙堵着，影壁对面是清朝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顺承郡王府，1954年修建全国政协礼堂时将大影壁墙拆除。在留题迹胡同西口与顺承郡王府之间过去有一条小河，水流潺潺很有诗情画意，后来随着污水污物不断排到河里，小河成了臭水沟，称“南沟沿”。解放初期，这条水沟成为排放污水的“盖板河”，再往后又把盖了板的“南沟沿”修成了马路，起名为“太平桥大街”。在留题迹胡同东口则是道教寺庙能仁寺，能仁寺所在的南北走向的那条胡同叫能仁胡同。
短小的留题迹胡同只有6个院落，我家住的1号院大多是知识分子。隔壁的2号院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内住有一家陈姓的资本家，他在西侧院开了个小印刷厂（门牌为甲2号）。说是印刷厂其实是个小作坊，仅有2台小印刷机，有装订机和裁纸机各一台，1957年公私合营改造时，小印刷厂关张了。2号院中，有一棵约二三百年的大枣树，两个大人都抱不过来，秋天时，两头尖形又脆又甜的嘎嘎枣挂满枝头，由于两个院子紧挨着，每当2号院打枣时，我就可以在自己的院子里捡到一脸盆枣。
留题迹胡同1号院的南面正好是古庙能仁寺的后门，能仁寺原称“大能仁寺”建于元延祐六年即公元1319年，明正统八年（1443年），少监孔哲重修能仁寺，“殿堂楼阁，高明宏壮，像设庄严，彩绘鲜丽，禅诵有室，钟鼓有楼”，是一座典型的佛教寺院。大约在明末清初，能仁寺改为道观，寺额未改。
能仁寺的布局很怪，是东西走向南北两层院落，东侧为正殿坐东朝西，对面西侧为辅殿坐西朝东，能仁寺内住着一位道士，人非常和善。因我父亲是搞建筑设计的，他带着上述疑问多次向道士请教。道观能仁寺院落的建设与一般寺庙相仿，均是坐北朝南布局，它的寺门在南面，现存的东殿和西殿原来是配殿，最早的道观大门和主殿在解放前已被烧毁，后来被学校改建为校舍和小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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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居住的1号院原来是能仁寺的后花园，现在仅留有一口水井（井在我院大门的东侧）。这口井与我们儿时的情缘蛮深，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和电冰箱，夏天要吃凉的西瓜，大家都用网兜吊上西瓜系到井里“冰镇”。井水很清澈，略有苦味，洗衣浇花全用井水，免得再花钱请人送水。解放初，公安局还曾从井里捞出过国民党兵丢弃的手枪和子弹。
1965年秋的一天中午，我在家门口看到有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老人在左右张望，他一回头我看清楚了，原来是末代皇帝溥仪。他和我搭讪，问能仁寺的情况。那时，他每天在全国政协上班，午饭后抽闲绕弯来逛能仁寺。
知道他是末代皇帝溥仪，我就带他进道观院子看了一番。溥仪非常高兴地说，你对能仁寺很了解，又是满族人，我们又是街坊（指从他上班的政协到我的住家很近），以后和我学满族历史吧。
后来，听到溥仪去世的消息，使我很是惋惜。
留题迹胡同南侧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四五年里，曾是著名的北京小学旧址，胡同西口是小学的后门，后门里有一座两层小楼，这是小学教职工的宿舍，我常常爬到小楼上去观看学生在操场上锻炼。后来北京小学迁走了，这里建了兵马司小学，原小学的后门挂上了留题迹胡同6号门牌，成了老百姓的大杂院。
1995年前后，顺承郡王府被拆迁至朝阳公园附近。2006年，留题迹胡同已经踪迹全无，成为新的住宅小区--西城晶华小区。现在，只有留题迹胡同街坊四邻的笑脸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