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源寺“家谱”

大雄宝殿

　　夏日的蒙蒙细雨中，法源寺是另一番模样。

　　交过5元钱门票，寺内不见一个人影。不闻钟声，也没有禅唱，只见房檐坠落的水珠成串，如同数不清的念珠一般。独坐在走廊的木椅上，端详着湿漉漉的繁花古木，心静得像幽深的潭水。再也记不清，初访这座建于唐代（公元645年）的古刹，是在哪一年的哪个季节。只记得这里的僧人彬彬有礼，见我在专心致志地翻阅书橱里的佛经，便十分慷慨地赠与我几册书籍，外加一帧印刷版条幅——上面写的是佛学警句。

　　现代人匆忙的脚步，往往会忽略坐落在菜市口西南法源寺前街的这座古刹。法源寺的存在，给人留下的印象仅存丁香诗会。它是春暖花开时节，人们吟诗作画，弹琴奏乐，休闲娱乐的一个绝佳去处。

　　其实，法源寺建寺的初衷与娱乐无关，甚至相悖。从悯忠寺、崇福寺到法源寺名称的变化，到1300余年来不断地从损毁到重修的循环往复中，不难看出法源寺在历代帝王和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据《元一统志》记载，法源寺始建于唐朝，初名“悯忠寺”。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为悼念和安抚东征高丽阵亡将士，诏令在幽州城内立寺纪念，特赐名“悯忠寺”，直到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才完全建成。安史之乱时，一度改称“顺天寺”，平乱后恢复“悯忠寺”名称。据《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记载，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建塔于寺东南；至德二年（757年），史思明建塔于寺之西南，并刻《无垢净光宝塔颂》立于旁。中和二年（882年）遭火灾，景福初年（892-893年）幽州节度使李匡威重加修整，并赠建“悯忠阁”。阁甚雄伟，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之赞语。辽天禄四年（950年）悯忠寺遭到破坏，应历五年（955年）重建，清宁三年（1057年）毁于地震，随之奉诏修复，今日所见就是当年重修后的格局。金末，该寺在战火中受损。元初，华严宗高僧隆安善选领命主持并重修。明朝正统二年(1437年)，寺僧相瑢法师募资进行了修葺，易名为“崇福寺”。此后的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以及民国年间又多次重修。满清立国后，朝廷崇戒律，在此设戒坛。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修规模较大，该寺被定为律宗寺庙，传授戒法，并改名为“法源寺”。

　　法源寺作为一座历史名刹，早在唐代就是幽州律宗的传播中心：一代禅宗巨匠雪峰义村曾远赴这里纳具；辽代时有著名佛学大师诠明驻锡于此，著书立说，弘扬传播唯实学，并主持编订了《契丹藏》；元初华严宗高僧隆安善选领命主持该寺；明万历时有文海律师来此传戒。

　　同时，法源寺又经历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北宋末年，金攻陷汴梁，掳宋钦宗北上，宋钦宗被拘禁在此；金大定十三年（1173年）该寺作为策试女真进士的考场；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敕令于该寺，焚毁道藏伪经；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南宋遗臣、诗人谢枋得（1226—1289年）抗元失败，被元军所俘，元朝廷多次命之为官，均坚辞不就,他病倒后就居住在悯忠寺，看见镶嵌在墙壁上的曹娥碑，泪如雨下：“小女子犹尔，吾岂不若汝哉！”后绝食身亡，成为一代忠臣名士。1980年，迎接鉴真大师东渡回国活动在该寺举行，来自包括东南亚各国在内的16余万信徒和群众前来瞻仰、膜拜。今人李敖，著《北京法源寺》一书，以法源寺为故事背景，以悯忠为基调，再现了百日维新后谭嗣同英勇就义的过程，在海内外广泛流传，引来无数信众及寻幽探古的游客。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多次拨款大修。1956年中国佛学院、1980年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在该寺成立，法源寺遂成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资料引自：《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