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翔凤胡同
大翔凤三字，何所取义，我说不清。入耳，身子似要飞起来。有这种感觉，就够了。和别的胡同比，大翔凤有一点不一样。路面不算窄，却只在靠北的一边有人家。姥姥家旁边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宿舍，双层楼一直快要伸到胡同东口，从那儿往北一拐，穿过一截百十步的夹道，就到后海了。一片水，映着鼓楼的影子，送来浓浓淡淡的诗意，撩拨我的想象。音乐学院的人住在这里，当然不会寂寞。楼上的某一个窗口，常常响起钢琴声，有一个女人在唱歌，整条胡同都填满了音符。南面一溜灰墙，瓦檐精整，一排窗户高过墙头。那里一直都是安静的，不让随便进，好像是一座天主教堂。一个冬天的早晨，天还没亮透，雪光映着黑沉沉的屋影。我起早上学，胡同里走着好些人，低语着朝开在东头的一扇门去。一大早儿，就做起了礼拜。
出了胡同，顺柳荫街朝南去，就是龙头井，音乐学院的正门开在那里。等我大了，才知道这座宅子叫恭王府。一抬眼，辅仁大学的瓦檐也瞧得见，我的母亲就是在这所洋人开的学校里读的书。家风下传，我也算雅有门庭了。由这里往西行过定阜街去护国寺、往东穿过烟袋斜街去地安门，都近便。
姥姥的街坊差不多都是她那个岁数的。北屋住的老孙头儿，在旧军队里干过，到了新社会，派头不减，成天腆着肚子，站在门阶晒太阳。靠西的耳房很窄小，住着老两口：老苏头儿和老苏太太。老苏头儿爱说笑，也爱京戏。那会儿，我学唱杨子荣，他眯着眼睛听了几句，说我的嗓子在“倒仓”。其实，我那是在“变声”。老人活得很讲究，有一台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我喜欢往电料行跑，知道这台“8402”是名牌货，不是谁家都置办得起的。它给了老苏头儿人生的欢乐。“文革”的风潮好像跟他没关系，他只顾听他的戏匣子。这种处世态度对我是有过一些影响的，使我学会容忍和接受社会的缺陷。他家里非常干净，菜刀瓦亮，不沾一丝锈。老苏太太体胖，身子挪起来费劲，我觉得她好像总偎在床上，哪儿也去不了。她的脾气好，跟人聊天，眼睛仿佛也在笑，大约借此遣闷吧？女儿在上海，就是给译制片配音的“名嗓”苏秀。《孤星血泪》、《尼罗河上的惨案》这些响着她声音的电影，我都看了，虽然从没有见过她。
一院街坊，处得很好。姥姥在这里住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就随姥爷迁往上海了，再也没回来。几十年后，我又来。语曰：“城郭如故人民非。”果然，一个熟脸也不见，老街坊都搬到哪儿去了？远徙别处或者驾鹤西去，我全不吃惊，惆怅不已的却是连城郭也不如故了。南墙破开一个洞，弄成门脸儿，像是要开酒吧。冲着门洞的那座粉底墨画的影壁拆掉了，里外院全没了从前的格局，凌乱地盖了几间歪斜的矮屋，不那么整齐了。这还是从前那个规矩的四合院吗？屋壁似也不那样高大，好像往下沉。人老了，爱想旧事，我现今就是这个样子。我记起夏日的午后，姥姥拿个马扎，往花藤下的阴凉里一撂，就坐下看报。她的目光透过老花镜落在细密的铅字上，常会念出声。一张报，够她看半天。一个家庭妇女，对于世界的了解，全从这上面来。
卖小金鱼的、卖蝈蝈儿的、抢菜刀的、剃头的，影子难觅。吆喝声衬出的那份幽静也没了。胡同里晃动的，是被导游的小旗引进恭王府的游客，是追嚷着兜售东西的游贩，是飞快蹬过的三轮儿。
我好像看见和 躲在恭王府的丛竹后张望。
留得住笔的，是胡同的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