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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帽胡同 护国寺的四合院

2012年08月18日

北京有许多带“帽”字的胡同,像后门桥的帽儿胡同,西单附近的宗帽胡同,新街口和护国寺之间的大帽胡同、小帽胡同、前帽胡同、后帽胡同、中帽胡同、北帽胡同,我就在大帽胡同25号生活了39年,那里留下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许多记忆。每次睡梦中所浮现的也总是大帽胡同25号———我的家。

  那是一个坐南朝北的小四合院,两扇黑漆大门很像旧时的折子套,中间各有一块红色的心,上面镌刻着:述德乃嘉、继善为乐,和一般的大门对联不一样。我记得北京胡同里的大门上刻得比较普遍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芝兰君子性、松柏古人心。门牌是蓝色的,大小和现在的差不多,左面是“新街口南大街”一行竖字,右面是“大帽胡同”一行竖字,中间是“25”,下面是苏州字码的二十五。大门两边各有一个方的门墩。

  对着大门道的影壁中间写有两个大字“ 穀”遒劲有力,妈妈告诉我这是来自《诗经》里的“俾  穀”,我名字中的“穀”字就取自这里,只是后来简写成了“谷”。

  1948年我才一岁就搬来了。听妈妈说,这个院子是一位蒙古族王爷的,他在北京的房产有100多所,上好的院子在解放时就卖给了国家,除了现钱,光是公债就给了很多,有的甚至做了大使馆,这所院子不过是他众多房产中比较差的一座,所以就成了大杂院。我们住时由他的女儿掌管,也就是我们的房东,姓金。她每个月乘着一辆黑色的小轿车来收取房租,人很有气派,烫发,脚蹬高跟鞋,高高的个子,手指上夹着一支香烟吸两口就扔了。她吸的那两口也就像现在的过滤嘴那么长,从不多吸。院子里的人都觉得可惜,也有的人会捡起来当做烟屁,继续抽完。遇到下雨时,她还会穿着“玻璃雨衣”(上世纪50年代初对塑料雨衣的称谓)来,这也让院子里的人大为赞叹,这样一件雨衣的价钱在当时应该是十分昂贵的!我们交完房费,她就从随身携带的精致小坤包里拿出一本便笺,用那虽然不漂亮但仍很大气的字,写下收据并盖上朱红的印章,中规中矩。收完房租就离开,和房客也没有太多的话。

  我们家住在大门口,这个院子是大帽胡同路南的第一个门,离大街最近。我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就是大门口、大门道,所以对于胡同里、大街上的事情记得最清楚。从小就听惯了胡同里的悠悠叫卖声,白天有卖菜的,卖臭豆腐酱豆腐的,卖干炸丸子的,卖切糕、芸豆饼儿的,卖大小金鱼的,卖小玩意儿的,卖针头线脑儿的,卖梳头油、胭脂的……有吹糖人儿的,捏面人儿的,敲铜锣耍猴儿的,耍把势的,变戏法儿的,转彩的……有叫唤剃头的,有吹喇叭或摇铁铃(其实就是铁板)带吆喝“磨剪子抢菜刀”的,有打小鼓儿收旧东西的(这些人后来大都进了信托商店),有收破烂儿换洋火儿的,有锔锅、锔碗、锔大缸的,有焊洋铁壶、修理钢精锅的,有拾掇皮鞋的……到了晚上有卖铁蚕豆、炒黄豆、炒半空儿的(“半空儿”就是外面涂上红土、里面空半截的小花生,比大花生好吃),夏天有卖西瓜的,卖白兰花、茉莉花的,秋天有卖水萝卜的。那卖水萝卜的车前总是要插上一朵用胡萝卜、青萝卜、白萝卜、水萝卜雕刻成的一朵花,煞是好看。冬天有卖馄饨的,卖糖葫芦的,还有卖油葫芦、蝈蝈的……

  入了冬,我们总是要买一个萝卜挖成提水的小桶,里面放上水,栽进蒜,提梁上拴上一根绳儿,挂起来,过一段时间,下面的萝卜长出了缨子,上面的大蒜也长出了苗,红红的萝卜皮,嫩绿的缨子和蒜苗,在寒冷的冬天,陋室里也有了几分春天的气息。

  有时住在里院的街坊怕听不见吆喝,尤其是冬天家家都紧门闭户,就特地跟我妈说:听见剃头的叫我一声,我们孩子该剃头啦!我和妈妈都会留心仔细地听着。

  我们这条胡同里庙多,小时候还经常能看到入殓的、出殡的、做道场的、放焰口的。虽然是丧事,但也非常热闹,走在队伍前面的是僧人,手持乐器吹吹打打,跟在后面的是丧家,哭哭啼啼。最后也是我最爱看的,用秫秸搭架子糊的五颜六色的纸人、纸马、纸船、纸车,金山银山,纸人里还有童男童女。据说送到西直门外一烧,死去的人就收到了。

  小的时候,我最盼望的就是卖小玩意儿的老头儿,胳膊上挎着一只篮子,篮子上盖着一块蓝布。揭开蓝布里面有很多我喜欢的东西———玻璃球、洋画儿、糖果、糕干、尜尜、毽子,最吸引我的是小蒲包。那是用蒲草编的,里面有六件小点心,每一件只有指甲盖大小都是油炸的,看着很香。上面还有一张大红的门票,用纸绳捆起来,就像大人送礼用的蒲包一样。可是我从来也没有买过,买不起,太贵,要两千元,就是2角。我最多也就只能买一块用粉纸包着的杨村糕干,两百元。那已是很不错了。就是这些人不来,我们院子离护国寺、平安里、新街口都很近,买东西也很方便。

  夏天的晚上我们会拿个小板凳上大街,坐在油盐店(后来改成了清华斋)门口很宽的便道上,槐花的香气随着阵阵晚风袭来,我会让妈妈讲故事,要不破谜儿让我猜。有时我和街坊家的小伙伴在路灯下的婆娑树影里藏闷儿玩。上学以后每个暑假的晚上我都和燕生一起去护国寺捡西瓜子儿。人家吃西瓜,我们各拿一个盆接在下面等着他吐瓜子儿,回家后洗干净晒干,开学前卖给收购站,就赚足了我一学期的学费。

  一个暑假的辛劳也卖不了一两块钱,后来同学告诉我别卖,留着冬天自己煮五香瓜子儿卖。在他的指导下,冬天晚上自己在家里包好了一包包瓜子儿,我也挎个小竹篮到护国寺汽车站、电车站、人民剧场叫卖,一篮子瓜子儿很快就卖完了。那已经是1958年、1959年了。

  在《北京晚报》创刊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大杂院里的姥姥和几位大妈热衷于买晚报,原因是那上面有长篇小说连载《杨家将》。天天下午4时左右她们放下手里的家务活儿,买了晚报让我给她们读,虽然我只有四五年级,好多字还不认识,可这并不影响她们的理解和浓厚的兴趣,读完后她们还沉浸在故事中不愿离去。

  由于我们住在大门口,每天晚上都由我妈关大门,晚上10时许问一下全院的人都回来没有?回来了就关上大门了。偶尔有谁回来晚了,就会叫门。我妈即使已经睡下了也要穿衣起身开门,从不耽搁。人家进门后都会小声、客气地说一句:给你添麻烦了,既表达了谢意,又不影响别人睡觉。后来有人怕吵醒我妈,就带一把小刀从门缝伸进去拨动木头的门插舌,进来后再关上。

  这儿的地理位置非常好,房租也不便宜,所以住进来的人也非等闲之辈。有大学教授、中学职员、粮库的工会主席、国民革命军将军的眷属、资本家,还有一位上世纪50年初画过天安门上主席像的画家、著名服装店的裁缝师傅……“文革”后才陆续搬来了街道办事处干部、退役的体操运动员、房管所长、基层商店领导。虽然身份不同、社会地位各异,但大家都能和平相处。这个院子的人也都非常上进,“文革”后期,我每次从房山回来妈妈都会鼓励我:你看,人家严雷生考上了研究生,温庭也当上技术员了,你也得努力呀!

  1986年我离开了那个大院,以后多次回去。后来再回去看见大门、石墩都没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日本人看着好,房管所就给卖了,换了一个铁皮包木框的大门。可是那两扇镌刻着“述德乃嘉、继善为乐”的黑漆大门、石墩和这个四合院都会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来源:墙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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