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独有的豆儿纸
2012年11月30日
说到卫生纸，不由得让我想起，从古至今，有关它的悠远而古老的话题。
我国自西汉就有了纸，不仅当作“杂用”，也为了书写，只是使用范围有限。东汉蔡伦对造纸进行了革新，完善了造纸术，“用树肤、麻头及敝布、渔网以为纸”，使纸进入了实用阶段，并迅速地推广开来。
到了魏晋南北朝，纸已广泛流传，使用较为普遍。尤其是两晋时期的纸较之前代有了明显进步。东晋末年，太尉桓玄下令“以纸代简”。由于朝廷的推动，使纸日益推广和普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东晋范宁在《谷梁传集解》中提到了“土纸”：“土纸不可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这里说的土纸即草纸，多供日常杂用。而藤角纸即藤纸，多供文书用。说在东晋时民间有人拿土纸做卫生纸使用，这是后来研究者的观点。
唐朝造纸业进入了一个昌盛时期，纸的品种繁多并生产出许多名纸。当时，纸已经不仅仅用于写字，而且用作焚烧祭鬼神和日用。明《天工开物》杀青第十三写到纸：“精者极其洁白，供文书、印文、柬、启用。粗者为火纸、包裹纸。”又说：“此纸（土纸）十七供冥烧，十三供日用……”十分之三的日用纸，干什么呢？后人推测，亦多供卫生用。
然而，多数学者认为：唐宋之前人们用厕筹，而唐宋则是厕筹与土纸并用的时代。厕筹在汉代由佛教传入中国，它是用木制或竹制的薄片，一拃多长，形如口腔科的压舌板。不过，元以前，皇宫里不可用纸如厕，皇上、嫔妃多在洗后用帛（丝织品）擦拭。
据考证，民间广泛使用卫生纸始于元代。元大都建立后，都城民间用纸亟待解决。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先在京城设白纸坊，开始以生产“钞引”专用纸，后因刻书需要改产部分印书纸。不久又制作少量卫生用纸。后又在白纸坊的旁边，兴建一处“黑纸坊”，依靠地方力量来专门生产卫生纸。
北京人管以低等废纸、烂纸为原料的，颜色像豆汁儿，豆青色带点黢黑的粗纸叫豆儿纸。于是派生出一种叫“捡烂纸的”行当。民国以后，造豆儿纸的原料依旧是用废纸制浆，再加入一定比例的碎纸屑和蒲棒、麻絮制成的。
北京的平民净便，不用南方运来的草纸，习惯用豆儿纸。“南纸铺”不卖豆儿纸，“京纸铺”虽卖豆儿纸但并不摆在店面上（放在柜台下），出售则以“刀”计（一刀为100张）。豆儿纸的大宗销售靠全城大街小巷的杂货铺、香烟摊和小商贩，甚至算命先生也兼营、代售豆儿纸。街巷的公厕门前，从清晨到掌灯都有卖豆儿纸的——很随意，买几张也行。小贩们吆喝：“买豆儿纸，大子儿八张、小子儿四张”，大子儿即铜钱二十文，小子儿即十文。所以豆儿纸以一是价钱低廉，二是购买方便而著称，受到人们的欢迎。
过去，北京人使用的豆儿纸大都出自白纸坊手工纸房。黑纸坊却销声匿迹。直到1957年初，我们家还一直用豆儿纸。后来改用草纸，再后来才用上1毛5一卷的卫生纸。
令人惊诧的倒是，纸发明两千多年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平谷山区任教，亲见学生如厕仍不用手纸，依旧沿袭原始的用鹅卵石、土坷垃、树枝棍等物拭秽的怪事。
现在北京人的生活更加文明，仅卫生纸一项少说也有百十来种。60岁往上的北京人，当你和年轻一代共享现代生活带来的便利时，是否还记得过去老北京独有的豆儿纸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