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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院落是北京城的血肉

2013年02月19日

 北京城以街道和胡同为经脉的棋盘式格局,以雍容的气度包含各具特色的合院住宅,组成辉煌的民居体系。位于东城区的总布胡同是一条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北京老胡同,明朝时因总捕衙署(相当于现在的市公安局)设在这里又称总捕胡同;清末宣统年间,更名为总布胡同,并且以朝阳门内南小街为界一分为二,民国时将原城隍庙街改称北总布胡同。历经沧桑的北总布胡同32号院几易其主,1956年成为人民美术出版社所在地。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走进这个院落,并通过这个院子认识了中国庭院建筑承载的厚重,感悟了传统美术的肌理血脉,更体会了中国文化人的执著与坚守。

  10年前,按照该地区规划,该院落拟置换安置到北二环原化工出版社旧址,建筑面积比原来扩大近一倍,毗邻青年湖公园。从区位、办公环境等方面考量,都是不错的选择。然而任凭主管部门动员解释,承办建设单位巧舌鼓动,甚至是各级领导亲自出面,出版社的同志就是不为所动。当时我作为项目负责人也是十分费解。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和几位同事来到这个院子。一进大门,周总理手书的“人民美术出版社”7个饱满的烫金大字映入眼帘。这个院落虽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受拆建改建破坏,但还依稀可见旧时的轮廓。院内前堂后室,内外区分开来,方正对称的格局,尊卑有序的空间,浑厚敦实的风格,浓荫遮蔽的院落,隔绝尘嚣,自成一方天地。建筑采用典型的北方官式手法砌筑,色彩凝重,彰显北方文化端庄大方的风格。

  门口值班的老人向我们介绍起院落的历史,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讲起发生在院子里的故事,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发人深思。近代史上发生在这条胡同的一些重大事件一一浮现,有近百位历史文化名人曾住在这里,演绎了一幕幕辉煌的篇章。

  这个院落规模不大,空气中弥漫着书卷气息。这里作为北平国立艺专的旧址,曾经掀开了中国美术崭新一页。1946年,徐悲鸿北上出任北平艺专校长,在这里他呕心沥血,网聚一大批志同道合者,推行“融合中西”的艺术主张。现在的人美社图书资料室曾是徐悲鸿的校长办公室。他征聘研究人员如冯法祀、艾中信、李瑞年、孙宗慰、宋步云、文金扬、陈晓南、宗其香等;聚集有名望的遗老耆少如齐白石、蒋兆和、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田世光、董希文等;甚至将与其艺术观点相悖的如寿石工等聘请来教授篆刻和古典文学。当年黄包车夫拉着齐白石到这儿停下,徐悲鸿搀扶着白石老人拄杖到教室讲课是院内的一景。

  这个院子里发生的“三教授罢教事件”和中国画发展的争论,对中国美术产生过重要影响。徐悲鸿决意推行写实主义的新艺术主张,触怒了在艺专国画组兼任的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3名教授,他们借教学问题爆发了一场论战,引发了罢教事件。因他们同为北平美术会成员且长期居住在北京,这场风波实质上是国画与西画该如何发展的必然碰撞。1947年10月15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徐悲鸿校长在这个院子里发表《新国画建立之步骤》的讲话,倡导“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其抑扬顿挫慷慨激昂的发言,集中了蔡元培等学界领导的智慧。在“坚持素描是造型基础不动摇,以承继传统为根本不动摇”思想的指导下,方增先、刘文西、黄胄、杨之光等一批标致性画家相继涌现,在中国美术史及至世界美术史上留下印记,引领中国美术走向辉煌。而徐悲鸿同样最欣赏的画家如齐白石、傅抱石、黄宾虹、张大千等,却恰恰不会素描,不以素描为基础,也不以写实为特征,他们一样成为彪炳千秋的宗师。如同1926年发生在岭南画坛的方(人定)黄(班若)之争,新旧两派都对广东美术作出了贡献,都有值得尊敬和为之骄傲的往事。这场争论无胜利者亦无失败者,百家争鸣容忍异己,不同观点碰撞亮相,破除了门户之见,探求中国画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的路径。这个院子成为当代美术史的见证,成为画家和美术爱好者经常谈论的地方。

  1951年起这个院子成为新中国的出版总署机关,胡愈之、叶圣陶每日来此上班。1956年成为人民美术出版社所在地后,一长串革命家、艺术家的名字和这个院子紧密相连——萨空了、江丰、王朝闻、蔡若虹、张仃、华君武、叶浅予、朱丹、邵宇、古元、彦涵、王式廓、邹雅、沃渣、力群、曹辛之、徐燕荪、王叔晖、刘继卣、卢光照、林锴、姜维朴、黄苗子、沈鹏等,一大批顶尖书画家、编辑、装帧设计家和文艺理论家在这里辛勤耕耘孜孜以求。作为中国美术出版业的龙头与中坚,人民美术出版社除了记述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的正统艺术与知名艺术家外,仍关注年画、漫画、连环画、插图、装饰画、宣传画和实用美术等小画种,给不同层次人群带来欢乐,滋润心灵,产生精神影响。如今北总布胡同32号作为中国美术出版总社(荣宝斋新记)所在地,依然矗立,依旧美丽。

  这些有历史的老院落作为北京城的血肉,蕴涵悠远浑厚的京味与京韵,一旦失去,北京将变为没有灵魂的城市。文脉肌理要延续,离不开建筑载体。古村落保护的发起人冯骥才尖锐地指出:“任何城市的文化都是一个地域人们审美积累的结果,是历史不断积累形成的,而不是某些人就能决定的。当城市文化与政绩相联系,而政绩又与产业、旅游开发相结合,则充满了暴发户的色彩。”

  我经历了北总布胡同32号搬迁的过程,体味了院落内不同时期每个角落发生的不平凡故事。历史的真实是用属于它的细节证实的,不管还剩多少,容不得添油加醋,这是保护建筑艺术的戒律。老街区、老宅院、老房子就是城市记忆,不可再得,不可复制,留下“真古董”就是保住“城市魂”。

  文化遗存是有生命的,生命充满了故事,故事成为历史,历史变为文化,长久留存人们心中。我们对历史遗存应该有更新的判定标准,生命历程尚未终结,发展状况尚未成熟,突出价值尚未彰显,其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仍在塑造,需要探索和提炼科学的保护理论和方法。民族要发展,艺术要繁荣,文脉要延续,文化肌理焉能断裂,不能动辄一拆了之。文保规划应当进入城市总体规划并居核心地位,体现文化主管部门的意志,文化发展繁荣才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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