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都初变

这张照片是在正阳门城楼上向北拍摄的，此时天安门前的千步廊已被拆除，这里成为一片广场。广场中间是中华门。中华门至正阳门之间的棋盘街增建了两个花园。远处的景山、北海白塔、紫禁城角楼、午门、西华门、东华门清晰可见。（秦风老照片馆提供）

社稷坛被改建为中央公园后，园内的千年古柏按上围栏妥善保护起来。（中山公园管理处提供）

1915年6月16日，内务总长朱启钤（中）冒雨主持了正阳门改造工程开工典礼。（张巍提供）

1922年，外国游客朱莉特·布雷登在游览北京后感叹道：“沦陷前（即义和团运动前）崎岖不平、未加铺设的街道上挤满了驴子、骡车和骆驼队，而今日平坦的通衢大道代替了往昔的一切。”

的确，与清末“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古城北京相比，20世纪20年代北京城面貌为之一新。曾经污浊的沟渠疏浚了，梗阻于城市中央的皇城打开了，光秃秃的道路两边种上了行道树……北京经历着从一个封建都城，向近代化城市的第一次转身。这一切都得益于时任内务总长朱启钤的大力推动。

“改变了用途，保持了风貌”。百年后，朱启钤对北京城市的改造，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城市规划中的经典案例。

发现社稷坛

1913年2月22日，隆裕皇太后撂下一句：“孤儿寡妇，千古伤心，每睹宫宇荒凉，不知魂归何所”的哀叹，在长春宫郁郁而终。此时，距她签署《退位诏书》刚刚一年。

因感念隆裕有“让国之德”，大总统袁世凯命令全国下半旗志哀，并特批200万元专款给隆裕风光大葬。3月19日，冷清多时的紫禁城又热闹起来。天安门城楼下，扎了个七门八柱的特大素彩牌楼，上书五个大字“国民哀悼会”；太和门广场上用绳子拉起万国旗；社会各界送来的挽联迎风飘舞。遗老遗少们重新穿起朝服顶戴，一板一眼地三拜九叩。溥仪回忆，一位老先生曾说，民国以来北京街上一共有三次“跑祖宗”（即穿着朝服顶戴招摇过市），隆裕太后葬礼是第一回。

隆裕身后极尽哀荣，无论是革命派、保守派、各国使节，还是念着老礼儿的北京市民都来吊唁。为了保证会场安全，时任交通部长朱启钤担负起维持秩序、疏导交通的重任。趁着巡视会场的机会，朱启钤把午门、端门、天安门左右朝房和太庙、社稷坛，里里外外看了个遍。在前清，这些皇家禁地别说是一般人，就连曾做过北京巡警厅厅丞的朱启钤，也从未涉足过。

巡视中，朱启钤被古柏参天、环境清幽的社稷坛吸引住了。依《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之制，社稷坛位于天安门西侧，是明清两代祭祀社神、稷神的祭坛。“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在农业社会，‘社稷’是国家根本。”中山公园研究室主任盖建中对记者说。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社稷坛建成后，封建王朝对每年春秋两季的祭祀大典，从未怠慢过。直到1911年秋，危如累卵的清政府还举行了最后一次祭社稷大典。

随着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落幕，祭祀社稷的活动也停止了。当朱启钤来到社稷坛时，发现这里“遍地榛莽”，“荒秽不堪”。园中“坛户”们甚至还在园子里种植了苜蓿，放牛放羊。好端端一个园子如此荒废，不免可惜。朱启钤思量，如果能把它利用起来，辟为公园，岂不甚美？

开辟公园的想法早些年也有人提过。1906年五大臣出国考察归来，端方、戴鸿慈等大臣就曾向慈禧太后上折子请求次第开办图书馆、博物馆、万牲园、公园等公共设施。自古以来，中国只有私家花园，而无供公众游览的“公园”。当时普通市民的游玩之所，只有城北什刹海和城南陶然亭等几处。而这几个去处，或离市区太远，或缺乏游览设施，“全都不够一个公园资格”。《京都市政通告》上刊登的《社稷坛公园预备之过去未来》一文中为北京市民叫苦道：“北京城里，小户人家，所以爱站街的缘故，皆因是他们住的房屋，窄小龌龊，终日住在里头，气郁不舒，所以要到外边，吸点新鲜空气。”

当时，清政府自顾不暇，自然没有余力建公园。帝制推翻，民国肇始。开辟公共空间，建立公园，被提到政府的日程上。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王炜对记者说：“近代公园最本质的特点是公众性和平民性。为了表现中国已经开始迈入现代国家之列，北洋政府对于兴办公共设施，有很大热情。”

北京第一所公园建在何处？朱启钤觉得社稷坛“地址恢阔，殿宇崔嵬，且近接国门，后邻御河，处内外城之中央，交通綦为便利”，是开辟公园的不二之选。不过当时社稷坛还是清皇室的私产，朱启钤虽然有心将其辟为公园，暂时也不便实施。

第二年春，热河行宫古物运到北京，无处安置。已调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自告奋勇与清室交涉。按照《清室优待条件》的规定，清室本该移居颐和园，可是溥仪家当太多，暂时不便移居。于是经过交涉，清室同意将三大殿以南除太庙以外的各处，划归民国政府管辖，以便在各殿阁安置古物。清室改由神武门出入。这么一来，社稷坛归了民国政府，朱启钤开辟公园的梦想就要成真了。

打通皇城

1914年3月，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提交了将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的计划。当时，皇帝虽然已经下台，但皇权的余威还在。在象征着皇权的皇城里修修改改是一般中国人不敢想象的。然而，朱启钤就是这样一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人，而且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动手改动皇城了。

“在那北京城内，大圈圈里头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头有个黄圈圈。我就住在那黄圈圈里面”。京剧《游龙戏凤》中，正德皇帝对李凤姐说的这句戏词成为人们对北京城最直观的描述。“大圈圈”指的是内城，“小圈圈”指的是皇城，“黄圈圈”则是紫禁城。

据《大清会典》记载，皇城南起天安门，北到地安门，东起东安门，西到西安门。也就是今天南起长安街，北到平安大街，东起南北河沿（今皇城根遗址公园），西达西黄城根一线的广大区域。北京市文史馆馆员刘宗汉告诉记者，在帝王时代，普通人是不准进入皇城的。如果有人要从西面的阜成门到东面的朝阳门，只能绕着城墙走半圈。“据说，清末管得不那么严了，普通人戴个假官帽子，也能从景山前面那条街混过去。”刘宗汉笑道。

北京建城之际，设计者把紫禁城包裹在一圈一圈的城墙中是出于保护皇家安全的目的。然而，随着北京人口的增加和交通的繁忙，皇城已经成为堵在北京城市中央的一个巨大的障碍。

1912年，袁世凯把总统府搬进中南海。传说中香妃居住过的宝月楼，在朱启钤的主持下，被改造成总统府的正门，名之曰“新华门”。为了方便出入，宝月楼前原有的一段皇城城墙和楼外的清真寺被拆除，楼下辟为车道。为了挡住路南的破烂民居，朱启钤在路边修筑了一道花墙。刘宗汉说：“现在新华门对面的那道花墙，就是当年朱启钤修的。”

为了方便交通，朱启钤对天安门前的区域也做了一番调整。旧时，天安门前并不是广场，而是一个呈“丁字形”的狭长空间。天安门与正阳门之间还有一个大清门，位于现在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民国后，大清门改称中华门（1959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被拆除）。天安门与中华门之间，由东西各144间廊房连接。这组廊房被称为“千步廊”，是内阁议事、办公的地方。千步廊在天安门前折向东、西两侧，与太庙前的长安左门和社稷坛前的长安右门相连。长安左右门都是三阙券门，俗称“东西三座门”。以前文武百官上朝，都要从东西三座门进入皇城，无论爵位多高、官多大，到了这里都要下马下轿。东西三座门也是进入皇城的惟一通道（东西三座门于1952年被拆除）。因此，天安门前原本是一个封闭的空间。

民国初年，千步廊已经破败不堪。为了打通长安街，朱启钤大胆地决定拆除千步廊和东西三座门的卡墙。从此，才有了“神州第一街”——长安街。

当时，紫禁城与景山、北海之间也是由许多建筑连接在一起的封闭格局。为了打通阜成门到朝阳门一线，朱启钤拆了神武门外的北上门、东西角门和北海前的东西三座门。这样才有了横贯北京东西的第二条道路。同时，为了打通皇城的南北线，朱启钤在太庙和社稷坛两旁的墙上开了两个豁口，就是今天的南北池子和南北长街。有了这样一番改造，封闭了几百年的皇城，第一次可以任北京市民自由穿行了。

朱启钤初试牛刀，赢得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赞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张复合对记者说：“封建时代，北京城市规划以皇城为中心，为皇权服务。民国后，皇帝没了，北京的城市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是必然趋势。”

难能可贵的是朱启钤在改造中，非常注意古都整体风貌的和谐。改变功能的同时，也保持了古都的风貌。至今，我们再看南池子和南长街的门洞设计，也觉得它与城墙相得益彰。一个从未读过洋学堂的传统文人，怎么会有这么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呢？年轻时曾做过朱启钤秘书的刘宗汉说，这与他的从政经历密不可分。

刘宗汉对记者说：“中国以前没有市政的概念。清末西风东渐，清政府设立了巡警部。当时的警察管的事特别多。既管城市治安，又管清扫街道；既管通泄沟渠，又管卫生防疫，既管食品安全，又管公共工程建设。跟现在的市政府差不多。朱启钤就做过北京内外城巡警厅的厅丞。”

当年朱启钤在大栅栏推行单行道，肃王善耆的福晋违反规则，他罚了福晋银元十元。事后肃王听了也心服口服。这才使单行道在京城顺利实施。刘宗汉说，桂老（朱启钤字桂辛）的事迹，后来成为京城的一段佳话。民国成立以后，朱启钤前后出任交通部长和内务总长，北京的市政建设正是他的分内之事。

朱启钤一生享年极长，经历清朝、北洋、民国、日伪、新中国五个时期。由于他被认为是支持袁世凯复辟的“七凶”之一，早早退出了政坛，因此后世对他记叙和研究并不多。朱启钤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曾与他朝夕相处过几年的刘宗汉想了一下，最后用“古板”二字来形容。“你看过郑榕版的《雷雨》吗？桂老就跟郑榕演的周朴园差不多。”刘宗汉说，当年郑榕不知道怎么塑造周朴园这个人物，就和演繁漪的吕恩一起到朱先生家体验生活。当时，朱家依然保持着旧式家庭的规矩和生活习惯：帘幕重重，花团锦簇，前呼后拥，吃饭时儿媳侍立一旁不得入座……“戏里郑榕喊：来人呀！跟桂老一模一样。”刘宗汉笑着说。

朱启钤显然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他既保持着传统士大夫的古板，又毫无藩篱地吸收着西方先进思想。在他主政的几年，北京城完成了从中古城市到近代化的第一次转身。

“每天游览的人，居然过千！”

收到改社稷坛为公园的报告后，袁世凯大笔一挥：同意。同意是同意，可改造公园的钱政府是一分没有。为了筹措资金，朱启钤发起成立公园董事会。凡北京居民或暂居北京者，只要每年捐赠50元大洋便可以成为中央公园管理局董事会成员，企业法人则至少需要捐赠500元。从《中央公园廿五周年纪念刊》上可以看到当时捐款者的名单，其中不乏徐世昌、黎元洪、张勋、段祺瑞等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中山公园研究室主任盖建中告诉记者，这么多社会名流慷慨解囊，很多是看在桂老的面子上。而作为公园董事长的朱启钤，也是捐款最多的人。不到6个月的时间，中央公园就筹集到4万余元捐款。

为了节省经费，中央公园中许多新盖的亭台楼阁都是用千步廊拆下来的旧料建的。园内荒草丛生，朱启钤就让步军统领江朝宗派整营的工兵来协助清理。改造中，董事会确定了“依坛设景”的方针，即在保持社稷坛原有建筑布局和风格的前提下修建公园。社稷坛中原有的五色土坛、殿堂、墙垣等古建筑得到保护，新建的公园南门、唐花坞、来今雨轩、绘影楼等建筑也与原建筑相得益彰。对于社稷坛内上千棵参天古柏，朱启钤更爱护有加，命人逐一造册登记妥善管理。至今，这些郁郁葱葱的古柏仍是公园的标志景观。

在中央公园草创时期，身为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经常亲力亲为。当时负责园内建筑设计和布局的华南圭是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海外学习土木工程的工程师。华南圭的波兰妻子露存见证了朱启钤为开创中央公园付出的心血。露存在一文章中写道：“朱先生规划布置，每天清晨六七点钟就在亲自指挥，到晚上六七点钟还孜孜不倦。有一两年之久，他都这样做，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可惜我无能为力，如果有的话，我必定为他设立一尊雕像来纪念他的功绩。”

不过，当时朱启钤赢得的也不全是掌声。许多遗老遗少对他把皇家祭坛改为公园的做法极为不满。曾做过前清要员的余綮昌就曾在《故都变迁记略》中痛心疾首地写道，社稷坛废于中华民国公园运动。另外一支反对力量来自建筑专家，他们认为任何改造都会消减社稷坛的历史价值，最好的方法是将其变成博物馆保护起来。

面对这些纷纷扰扰，朱启钤矢志不渝。他把设在公园中的办公室起名为“一息斋”，取朱熹的“一息尚存，不容稍懈”之义，足见其倔劲。

1914年秋，在清理庭园、辟建南门、平修道路几项工程大致完工后，朱启钤决定在10月10日国庆节，试行开放三天。

1914年10月10日，中央公园新建的大门前交叉悬挂起两面五色国旗。京师警察厅派来200多名警察维持治安，市内20多家水会提前两天就在园中支起席棚，设置好消防用具，并在太平缸里贮满水。开门时间一到，游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进公园。当时园内的亭台楼榭和茶馆酒肆虽然还没有建好，但社稷坛原形尚存，祭祀时皇帝行经的御道，陈列的祭器，一一如旧。游人除了想见识一下新式公园是啥模样，更想到皇家大内开开眼。

对于中央公园开放三天的火爆景象，当时《市政通告》载文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每天游览的人，居然过了千啦！”

京都市政公所

中央公园的成功改建，与朱启钤在此期间成立的京都市政公所密不可分。在朱启钤动手改建社稷坛不久，专门负责“督办京都市政事宜”的机构——京都市政公所成立了。

前清时期北京没有专门的城市管理机构。京师地区的户籍、卫生、治安、交通等管理机构分属于不同部门。其中市内由步兵统领衙门掌管，近郊由五城兵马司掌管，远郊地区则主要由顺天府率大兴、宛平二县掌管。帝国时代，北京的职责就是拱卫皇室，安定畿辅。这样的机构设置，充分体现了当时北京的功能定位。

但是，随着北京人口激增和平民社会的兴起，这种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了。1906年，当京师设置内外城巡警总厅后，北京地面上的治安、卫生、消防、征税、人口普查、食品安全……一股脑儿都交给了巡警总厅。可以说，当时的警察厅扮演着市政府的角色。做过内外城巡警总厅厅丞的朱启钤深知，随着北京的发展，警察决不可能承担全部市政管理的职责。在递交给大总统袁世凯的提议中，朱启钤强调了建立地方市政机构的必要性。他认为，内务部应该负责关系到全国大局的事务。让内务部这样一个中央机构参与地方管理，既负担沉重，又缺乏效率。

在朱启钤的推动下，1914年6月京都市政公所成立。市政公所下辖四个部，部下又设处。各处负责的工作包括审核账目、制订预算、制作地图、设计城市街道、建筑道路桥梁、对外宣传等。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王亚男对记者说：“有人认为京都市政公所相当于现在的建委，但我觉得市政公所已经具备了市政府的雏形。它不单肩负着规划、建设北京城的责任，还负责税收、发行债券、兴办慈善事业和管理医院等许多职能。中央公园的改建，就是京都市政公所一手操办的。”

不过，对于刚刚成立的京都市政公所而言，当务之急并不是兴办公园，而是解决北京城的交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