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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六郎庄京西稻香贡皇家

2014年05月09日

  北京市海淀区六郎庄,颐和园东墙外的一个普通村庄,在对保护颐和园区域完整性、水系保护以及景观等方面的综合考虑中,六郎庄也经历了城市发展变迁。六郎庄里曾经住过清朝大臣荣禄和张之洞,盛产“京西稻”,《粮食》等多部电影还在六郎庄里取景,如今,这些绵延的故事留下了很多无尽的回忆。
  溯源
  村名的来历,承载着一个个美丽的传说
  六郎庄位于京西颐和园东南侧,明代称牛栏庄,据传因早年间有大户人家在此设牛栏养殖耕牛而得名。
  明人沈榜所著《宛署杂记》中记载:“(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郎(粱)桥,又十里曰北海店(淀),其旁曰小南庄,曰八沟村,曰牛栏庄……”另有史料记载,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有官员向皇帝报告,西湖景以东的牛栏庄、华家屯、瓮山一带被洪水冲垮堤岸160丈。民间传说牛栏庄最初只有几户人家,水草茂盛,特别是柳树成荫,一派江南景象。据《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皇帝登瓮山(今万寿山)举目四望,刚好看见一汪湖水旁有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杨柳成行,风吹似波浪舞动,犹如江南水乡的诗意图画,于是龙颜大悦,赐名“柳浪庄”。
  “六郎庄”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内务府总管赫奕的奏折上:“六郎庄真武庙配殿六间,和尚住房八间,用银一千四百三十五两二钱,在六郎庄修造园户住房三十间,用银一千两。”
  民间传说,北宋时杨六郎征战中路过此地,于是人们仰慕他的英名,便将村子叫成了六郎庄,还将村内小狮子胡同口的石狮子附会为六郎的拴马桩。还有传说慈禧太后乘船沿长河由万寿寺到颐和园,当驶过绣漪桥时,见河东有一村,便问随行人员村庄名字。当得知叫“六郎庄”时顿感不悦,因“狼”与“羊”谐音,自己属羊,必不吉利,便将村名改成“吉祥庄”。当地百姓不满,仍称六郎庄,并流传至今。
  典故
  曾设官署“都察院”,车来轿往好热闹
  六郎庄西北有条大后街,呈南北弧形走线,长约一里,街的北侧在清代曾设置过官署“都察院”。想当年,各道御史聚集在这里议事,车来轿往的好热闹。
  何为“都察院”?说白了,就是古代国家最高的监察、弹劾及建议机关,始于明洪武年间,清初仿明制,于崇德元年(1636年)五月设立都察院。
  清朝入关后把全国划分为十五道监察区,都察院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分掌稽核各道的刑民案件等,并在京城设五城察院,分东、西、南、北、中五城,每城设一衙门,以巡城御史为长官,专查京城地方机构和官员。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削减了许多机构,而都察院却未在调整之列。
  颐和园成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驻跸之所后,为了上朝方便,就在颐和园东南部的六郎庄设立了都察院,各道御史们聚集在这里议事,并随时进颐和园禀报和听旨。海淀镇老虎洞曾居住过一位姓关的满族后裔,其祖父就曾在六郎庄的都察院当过差,但官职卑微,只是一般的办事员(普通公务员)。据他祖父回忆,都察院里的公务特别繁忙,颐和园里的老佛爷一传旨,当差的官员就必须马上赶到园子里。当时这位办事员住在海淀镇,每天往返于海淀镇与六郎庄之间,赶上公务繁忙时就住在都察院里。一些官职卑微的官员没有专门的车轿伺候,大多住在海淀镇、苏州街、蓝靛厂,到六郎庄都察院当差时经常是凭两条腿行走,很是辛苦。
  传说当年的都察院高大气派,一般人难以靠近。高官到此,有专门的车轿接送,还有官员骑马而来,很是威风。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1908年10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去世,都察院里一下子冷清了。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清廷体制又一次发生较大变动,裁撤了吏部和都察院,设置在六郎庄的都察院也被裁撤,其房屋成了公房,此后失修,最后被废弃。
  《海淀区古迹名录》中载有“六郎庄都察院遗址”简介,也说明六郎庄非同一般村落,而是清末中枢机关的驻地之一。
  人物
  六郎庄曾住过荣禄和张之洞
  六郎庄有荣中堂胡同和张中堂胡同,其得名与曾在这里住过的两位清朝大臣有关。
  中堂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官职,起于北宋(另说起于唐代)。宋代置政事堂于中书省内,为宰相处理政务之处,中堂因宰相在中书省内办公而得名,后称宰相亦为中堂。明、清大学士亦沿用此称。荣中堂胡同位于六郎庄后街,因胡同中有荣禄别墅而得名。
  1861年“辛酉政变”前后,荣禄被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所赏识,官至总管内务府大臣。在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后,驻跸颐和园,荣禄身为军机章京(大臣),为早朝之便,在六郎庄后街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别墅,有房屋数十间,其大门高大而气派,园内有楼台亭榭,广植花木。于是宅院所在后街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被称之“荣中堂胡同”。民国以来该宅院少有人居住,且无人修缮,逐渐荒废,今已无存。
  张中堂胡同位于小狮子胡同附近,因胡同中有清末军机处章京张之洞的花园而得名。
  张之洞,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事务。“戊戌政变”后,慈禧在颐和园垂帘听政,张之洞身为军机大臣,随时要听慈禧召唤,处理朝中政务,故选六郎庄小狮子胡同修建宅园。该宅园大门向西,环境幽雅,厅堂抱厦,古亭游廊,花树假山,是一处退朝后休闲的舒适住所。此园民国时已废弃,只剩下东西一道院墙,十几年前尚有一些遗迹可寻,而今已无踪迹。
  在六郎庄里还有一位大画家。六郎庄中部偏西北的小狮子胡同里,有一处四合院,中式的灰色门楼,十分古朴,而院落里十分幽静。这就是我国著名国画大师、美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田世光先生的故居,他以精湛的工笔花鸟绘画艺术而驰名中国画坛。他自称“柳浪庄人”,他的画中落款大多是“写于昆明湖畔柳浪庄上”。
  田世光先生的故居是一座古老的庭院,两进院落,门口原有影壁和上马石,这里原是清末一个官员的房子,后辗转卖到田家手里。田世光先生于1999年7月28日逝世,享年83岁,安葬于香山南麓的金山陵园。
  特产
  玉泉山泉灌溉“京西稻”
  早年间六郎庄有三宝:稻米、荸荠和莲藕,其中以京西稻最为著名,这与六郎庄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
  六郎庄因在玉泉山脚下,东有万泉河,西依长河、昆明湖,早年间泉水、河水、湖水极为丰沛,有“京西水乡”之称。几百年来享誉京城的“京西稻”就产在这里,它色泽光亮、透明、味道清香,粒粒如珠,入口劲道香甜,清代作为贡品入宫,有御用“贡米”之称。
  据记载,京西稻的最初产地就是六郎庄。在《几暇格物编·御稻米》篇中,康熙皇帝记载了他的实践。他将南巡带回来的稻种试种在玉泉山下,这种在南方可以一亩收三四石的稻种,到了玉泉山下一亩只收了一石,这是京西稻的开始。后来,他到福建巡视,发现福建用鸡毛等做肥料能使“禾苗茂盛,亦得早熟”。康熙受此启发,回到北京后也依照此法,在玉泉山泉水灌溉稻田时用猪毛、鸡毛,果然早熟丰收,此后在京西一带推广。
  当年六郎庄一带有大面积的水稻种植,据传仅“御稻田”就有360顷,皇家每天吃一顷。尤其是慈禧太后,对京西稻非常青睐,所碾制的稻米是她的御膳主食。
  自清朝开始,京西稻一直是皇家贡米,平民百姓极少能享用,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之家。特别是六郎庄一带所产的京西稻,粒饱籽大,光滑透明,蒸出来的米饭软硬适度,香味扑鼻,作为名优特产,一直是海淀人,特别是六郎庄人的骄傲。
  三四十年前,每到金秋,长河两岸,稻浪滚滚,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稻田,与微风中舞动的杨柳,成为六郎庄一带最美的秋色。而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水资源的匮乏,京西稻的种植受到严重威胁。因种植京西稻需要大量的水资源,且亩产量较低,所以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2000年,六郎庄的3000多亩稻田调整为林地,仅保留17亩稻田。此后在六郎庄村东稻田上又兴建一座40万平方米公园。曾经的“京西水乡”,从此淡出人们的视野,留给人们的只是对金色稻浪的记忆。
  如今,老六郎庄人提起京西稻的话题,就会滔滔不绝。他们不仅流连独特的稻米口感,更多的是追忆祖辈人创造出的品牌和园艺式的栽培技术。
  趣事
  多部电影“外景地”,村民出演群众演员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不少电影导演看好六郎庄一带的田园风景,纷纷到此拍摄电影,六郎庄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拍摄“外景地”。据不完全统计,电影《暴风骤雨》、《探亲记》、《早春二月》、《母女教师》、《祝福》、《南征北战》、《粮食》、《飞越天险》、《红雨》、《武林志》等十余部电影的一些镜头场景取自六郎庄及周边的景色。导演们之所以看好六郎庄,除了六郎庄的自然风景符合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地外,还因为当时交通尚不发达,到外地拍摄不太方便,在北京周边就近取景,比较方便。
  电影《粮食》是北京电影制片厂1959年拍摄的一部黑白故事片,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抗日根据地“康庄村”为了保护丰收的庄稼,与敌寇斗争的故事,其中著名“反派”演员安震江所饰演的“四和尚”形象,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导演魏荣率多位北影演员在六郎庄拍摄场景,并请村里的十多位社员当群众演员。一位当年观看过拍摄电影的六郎庄村民说,演员中有葛存壮,说话特别幽默,拍摄间隙常与围观的村民闲聊,并询问六郎庄有什么特产,人很和气,一点也没有明星的架子。
  电影《暴风骤雨》是一部反映解放区土改运动的作品,成功地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贫苦农民形象,其中有处农村场景。1961年导演谢铁骊曾率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部分演职人员到六郎庄拍摄部分场景,先后拍摄了好几天,还向村里借过大车(马车)和农具。
  电影《红雨》是著名导演崔嵬1975年拍摄的一部彩色故事片,表现的是“赤脚医生”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的故事,其中的部分农村场景也是在六郎庄拍摄的。一位当年曾饰演过群众演员的六郎庄村民说,当时拍电影还是很新鲜的事情,围观的人很多。记得在村外拍摄社员们送红雨去参加赤脚医生训练班的镜头时,几位群众演员演了好几次才让导演满意。
  寻访
  隐藏在村中的烈士墓
  一座英雄纪念碑,掩藏在砖瓦砾石堆后,周围全是拆迁后的建筑石堆。从熙熙攘攘的繁华街道中,拐入了曲曲折折的小巷,若不是有熟悉路径的人带领,更是难以找到它的踪迹。询问居住在附近的人,很多人不知道这里还有纪念碑。是的,在六郎庄村里,还有一座烈士纪念碑。
  穿过曲折的土路还有层层的石砾,在一处高约3米的石堆后方,我终于见到它的全貌,高约2米,宽约0.4米,正面上书“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八个大字,大字右侧显示时间为“一九六六年四月”,左侧显示落款为“北京市海淀区六郎庄大队贫协敬立”。
  碑后的一段文字道出了由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七支队,在北京五塔寺战斗中,有数十名壮烈牺牲的战士,葬于六郎庄。为了怀念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事迹,特立碑以志。”碑的后方为棺冢,基部长约15米,宽约5米,均为大理石板铺就而成。有些石板已经开裂掉落,英雄碑底座也有裂缝。碑的右前方竖立的石块显示,纪念碑是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由海淀区文物局一九九二年九月立。海淀区民政局优抚科工作人员说,原先纪念碑是在一个院子里的,后来六郎庄开始了整体施工,院子就被拆除了。
  在距离纪念碑约三百米外就是六郎庄小学,学校里响起了上课铃声,喧闹的校园一下子静了下来。离开时,我回望纪念碑,依旧默默地矗立在瓦砾和石堆的后面,一点一点隐去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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