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老胡同的再生之路 生活在胡同是怎样一种体验？

在白塔寺文化历史街区，扫描墙上的二维码，应用软件就会介绍该处的历史。但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更重要，“你不可能要求一个生活在5平米空间里，连独立卫生间都没有的人，去保护他的‘故居’”。

白塔寺周围是北京保留的最后几个低建筑群居民区之一，这座白塔寺的年纪已经有七百多岁了。（受访者供图）

在白塔寺的文化历史街区，扫描墙上的二维码，应用软件就会介绍该处的历史。

但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更重要，“你不可能要求一个生活在5平米空间里，连独立卫生间都没有的人，去保护他的‘故居’”。

“这‘设计周’是什么意思？”77岁的老关问南方周末记者。他曾读过一份北京国际设计周的宣传材料，但是看不太懂。

在福绥境胡同口的小店边上，总有老人闲坐聊天，老关是其中一位。他一般从下午三点坐到五点，吃过晚饭再回来，将近六点半回家看《北京新闻》。

白塔寺区域头一次迎来了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活动。从2015年9月底到10月初，市集、展览、工作坊和讲座，星布在整个片区。胡同两旁的院墙上，贴了许多活动海报，旁边就是劝说胡同居民“腾退”的宣传标语：“自愿自主协商，政策公平持续”“腾旧家，搬新家，幸福全家”。

西边西二环，东边赵登禹路，南边阜成门内大街，北边是规划中的受壁街，四条街道围出一块37公顷的地面，学名“白塔寺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这是首都北京保留的最后几个低建筑群居民区之一。妙应寺因其中标志性的白塔而被俗称为“白塔寺”。这座藏式白塔七百多岁了，在全国也是最老的。

南边一街之隔的金融街地区，规整、气派、冷傲；相比之下白塔寺区域像是“野生”的：文物建筑散布在杂院和违建当中，历史文化街区却“文化”不起来，只显出凌乱和落后。改造工作进行了好几年，不过这一次北京国际设计周叫响了“白塔寺再生计划”的名号，请来建筑设计界的精英，“探索另一条城市改造和社区再生之路”。

在白塔寺之前，同为文保区的前门大栅栏地区参加了多届北京国际设计周，在2011年启动“大栅栏更新计划”：同在西城区，同为国企主导。

迎来改造与再生的白塔寺区域，共有九百多个院落，五千六百多户，户籍人口约一万六千人。对眼下住在这里的大多数居民，社区改造可能意味着他们要搬走；对想要留下的人，未来胡同的样子也还不太清晰。

1960年代初，老关自北京的东城搬来福绥境。他15岁时进入当时的北京大众出版社做通信员，在编辑部和声名显赫的作者之间跑腿，取稿送稿。

老关记得许多作家、画家的轶事。齐白石不收支票，“多少钱都要现金”；编辑对郭沫若等重要作家的稿子“动都不敢动”；还有《三家村札记》的作者们——吴晗家里净是古玩古器，邓拓特别客气，廖沫沙则住在市委宿舍。

“文革”开始，老关的出版社生涯戛然而止，调去离家不远的新街口百货商店做售货员，后来在业务主任任上退休。

在福绥境住了五十多年，他记得周边的许多大事小情。

1958年，福绥境胡同南口，夹在安平巷与宫门口三条之间的福绥境大楼落成。八层高的大楼，叫过“福绥境公社大楼”“社会主义大楼”和“共产主义大厦”好几个名字。在胡同平房区，这幢Z字形大楼不同寻常，作为区域地标，一度比历史悠久的白塔寺更惹人注意。

1961年，妙应寺白塔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时候北京市豆制品二厂占用着妙应寺西部，并有大量居民住在庙里。政府从1980年开始动员，到2003年，工厂和随后迁入的38户居民才从寺庙迁走。北京市文物局称之为“历史性进展”。

1997年，西城区政府拆除了白塔寺前的食品商场，恢复了白塔寺山门、钟鼓楼。

“公社大楼”老了。因存在严重火灾隐患，2005年初，福绥境大楼开始“排险腾退工程”，退房补偿为每平方米8656元。曾住过364户人家的大楼，如今只剩几十户居民。

虽然与周边街区并不协调，因为反映了“大跃进”的时代风貌，福绥境大楼在2007年被列入第一批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原则上不得拆除”，改造时也要“保存建筑本体的真实性，保持外立面原貌”。

胡同生活诸多不便。居住空间紧张最为切身，由此衍生的私搭乱建，又成为公共问题。没有独立卫生间的院落接近七成，居民需要去公共卫生间如厕。经过改造的公共卫生间已经相当整洁，仍不免散发出异味。

居民对胡同的感情，源于某种归属感，或二环内生活便利等因素，有时又难以解释，好像仅仅是种情结。外界眼中的种种不便，他们习焉不察。

老关是延庆县人，1949年来北京时，延庆还属当时的察哈尔省。“那会儿不能说我是北京人，经过这五十年就变成北京人了。”现在他非常“北京人”地感叹，眼下“老北京味儿都没了”——北京的城墙被拆毁非常可惜，邻里关系的疏离也令人慨叹。

改革开放后，北京的外地人越来越多。老关家的院子住着13户人，现在只有两户是原先的住家，其余11家都陆续迁走。老邻居离开胡同，搬去楼房，旧居就租给外地人。结果，“一个门里13户，谁都不认得谁。”老关设想出一种极端的情况，“在街上出了车祸，他撞了你，你都不知道他在你的院儿住。”

五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住着老关夫妇和三儿子一家，五口人。老关说自己不愿意搬走，但又说，如果要搬迁，他的房子挺合适的——能在北五环附近的清河得到三个三居，还有一定数额的现金。

80后小陈原先住在西单，五六岁随父母迁来现在的住处，也在福绥境大楼附近。跟父母一起住在十二三平米的房间中，非常拥挤，但他觉得“住习惯了，什么都很方便”。他的工作地点离家不远。

小时候，在他住的胡同以及同学家住的大杂院，所有的人他都认识，去谁家吃饭都可以。“这种感情是很深的，但是现在就没有了。”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你很难想象这种东西，因为你没有生活在胡同里。”

那时，小陈能听到鸽哨声，刮风的时候还有白塔寺的铜铃铛哗啦哗啦响。他说可能有十年没听见风铃声，“不知道是铃铛没有了，还是风没有了”。

小陈家的院子原来住了六户人，都是北京人，现在只剩下三户，搬走的人家房子还空着。许多熟悉的邻居消失或老去，“不知不觉，很多院门关上了”。

听到“白塔寺再生计划”，退休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冯玉兰喜出望外：“是不是看中这块儿啦！”她设想，这会引来“有钱的”，先改门脸儿，“把住户的房子占了，占完了改变好了，又旅游又挣钱，都有好处”。

“真该改变改变了，全搬走，留给外国人住。”冯玉兰身边的街坊开玩笑说。她买菜回来，刚和街坊一起看了路边张贴的海报，饶有兴致。设计周的第一天，她们已经注意到阜成门内北街的市集，以及胡同里多起来的游客，尤其是惹眼的外国游客。

冯玉兰今年79岁，她觉得单位宿舍好像“地道战”里的景象，她呆够了。相比对面的金融街，这边“寒碜着呢”，“地儿是好地儿，就是老百姓住得太窝囊”。她的愿望是得到合乎政策的房屋补偿，再余下些现金养老。

拍摄于2014年9月的“腾退纪实”影片《选择》中，几位居民谈到自己“跟上形势”的愿望，以及对“腾退工程”的支持。在罗列胡同生活不便之处的同时，他们也适当表达了对胡同生活的留恋。同时，他们已经选择接受补偿条件，搬往稍远的“定向安置房”。

新街口街道宫门口社区书记李京在片中回忆，一年中已有三位老党员在公共厕所滑倒摔伤，其中一位甚至成了植物人。

《选择》反复强调，“腾退”全凭自愿，与拆迁并不一样，重点是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政策公布之后，大部分居民表示了支持和响应，但同时因为自身的不同情况，也存在各种困惑和疑虑。”拍摄《选择》的，是北京华融金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3年3月，金融街集团下属的这家国企成立，受西城区政府委托，专门负责白塔寺地区的“保护和复兴工程”。白塔寺项目新闻发言人包鉴达表示，腾退改造的主要目的不是盈利和开发。

北京市的旧城保护，经历了一系列变化，趋势是由保护单体建筑转向保护整体片区。前后三批4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中，阜成门内大街与大栅栏、南锣鼓巷同属第一批。

改造历史文化保护区，华融金盈“希望能一边工作，一边摸索，找出一个适合旧城的方式”。两年间有几十个院落得到改造，不及总数的十分之一。设计周中，举行活动的小院多是居民改善住房后腾出来的，星罗棋布，连不成片。

种种历史原因导致院落产权构成非常复杂，包括直管公房、私产，还有单位产、宗教产和军产等诸多种类，也提升了改造难度。“公产私产大概一半一半。”包鉴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收回的院落，由建筑师们进行改造试验，“四分院”“微合院”“新杂院”等试验成果已经在北京国际设计周的“白塔寺再生计划”亮相。

“四分院”是包鉴达喜欢的案例。它被描述为“这片区域城市更新的起始，功能设定为合租公寓，可以被四个工作在附近的年轻人共享”。

将近100平方米的正方形院落，风车状排布四幢平房，每间房都有一个独立的小院，房内有工作区、卫生间和卧室，四间房共享一间客厅。房间和客厅都以白色为基调，装饰得简单、整洁，兼顾了私密和交流的要求。在外观上，“四分院”保留传统四合院坡顶、白墙灰瓦的样式。

“过去的四合院对应家庭合居的社会结构，而‘四分院’则对应今天个人居住私密性的需求。”设计者华黎这样解释“四分院”的理念。

这座新式院落在设计周后会出租。一种说法是单个房间月租金为5000元，整租则为20000元。包鉴达没有证实这个价格。

包鉴达是北京80后，也住过胡同，感情上很亲近。“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白塔寺社区以居住功能为主，真的不希望原住民都搬走。”他说，如果原住民都走了，这里就“没有当地的精神了”。

宫门口东岔的一处院落里，几面白墙上写满了与胡同生活有关系的句子。“街道是否能够成为社会生活的催化剂？”“生活在胡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一旦有紧急情况，救护车能否及时到达你家？”

设计周开始前不久，中央美术学院和丹麦皇家建筑学院两校学生合作，组成九人调研组，做了四天的入户调研。他们访问了十位老人，拍摄了录像。墙壁上的那些问题，都来自这些访谈。

丹麦的学生在本国做过老龄化研究，对中国老人的生活颇感新鲜。大爷们坐在路边下棋、聊天，中国人数代同堂，都跟他们熟悉的生活不同。而央美的学生也发现，这里的“拆迁”与生活，都跟自己的固有印象不一样。

在设计周期间的一场论坛，栾一天和他在央美的老师费俊，加上四个丹麦人围坐一圈，聊由调研而生的八个设计方案。四位老人跑来旁听，想了解什么时候搬迁，或者能不能搬迁。他们一开始坐得靠后，后来越挪越靠前。

方案包括白塔寺公园、官园市场、屋顶花园、新老年公寓、庭院小屋等，都与老人的生活相关，也挂在宫门口东岔的墙上展示。

这个研究项目叫“生活在白塔寺”，意在了解城市生活与人口结构的变化，描绘白塔寺周围胡同生活的意义，以及由此带给居民的生活状态。研究分为三个阶段：首先研究胡同现状，然后识别和诠释问题，最后提出解决措施。

老人的判断更加直白。谈到“老年公寓”方案时，他们直接回应：“这个好！”

根据这个方案，在社区中间盖两三层高的楼房，让老年人住进去，不用搬出社区。楼里提供相应的生活服务，护士每天为每个老人检查身体。社区内其他地方可以商业化，这个老人聚集的区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

费俊认为，居民们最担心的是区域开发之后，原来的生活圈子就不存在了。他们特别在意，有什么模式能让他们继续住在这里，同时能提升生活品质。

设想中的老年公寓，老人可以不用离开自己的“朋友圈”，留在社区里养老。但目前只有构想，要付诸实践，还需要更多论证和设计。

“它是一个跨界的设计。”费俊相信这些任务单靠建筑设计师没法解决。

“创客马拉松”活动中，随机组合的创客们，在48小时内提出各种改进社区居民生活的创意，像能够保护隐私的快递收件箱、能供老人招呼同伴约麻将牌局的呼叫器，以及提醒老人按时吃药的智能药盒。费俊与艺术家李心路合伙的工作室“某集体”计划制作一批可复制的原型出来，投入社区使用。

“你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设计，而不仅仅是为锦上添花的生活方式去设计。”费俊认为，本质生活的需求，最能给设计师带来灵感，“而且会让你觉得很有力量。”

在白塔寺区域确定参加设计周之后，“某集体”承担了这个主展区的联合策展工作。“某集体”曾经与故宫合作，制作《紫禁城祥瑞》《韩熙载夜宴图》等广受好评的应用软件。现在，费俊希望能做好“城市博物馆”项目。

设计周期间，“城市博物馆”已经提供试用。在文化历史街区，扫描墙上的二维码，应用软件就会介绍相应地点的历史。有些很难找到的地点，可以算是这个软件带来的意外之喜，比如老舍遗孀胡絜青的故居。只是目前还在测试期的App，使用起来很慢。

胡絜青故居离鲁迅故居不远，后者也包括在“城市博物馆”当中。

1924年5月，鲁迅搬到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直到1926年8月赴厦门教书，其间写出了《野草》《彷徨》等作品。他和母亲以及夫人朱安住在这套四合院中，走出门，可以遥遥望见白塔。

在散文作品《秋夜》中，他写到了这里：“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今天，墙外枣树已不知所终，这个有些饶舌的名句仍留存世间。

胡同里散布着许多轶事，可能与日常生活无关，但有趣，说不定还具有史料价值。费俊希望，有一天图像识别技术更加成熟，不再依靠二维码。比如直接扫描白塔寺，就能了解关于它的多媒体资料。

但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更加重要。“你不可能要求一个生活在5平米空间里，连独立卫生间都没有的人，去保护他的‘故居’。”费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文/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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