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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大究竟分布几处又有多少留存建筑?和硕公主府也曾作为校区

2018年12月17日

12月17日是老北大曾经的校庆日。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后,北大将校庆日定为5月4日。熟悉历史的都知道,北京大学是1898年由清末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演变而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如今位于海淀区颐和园路的北大校园,并非最初北京大学的校址。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前,这里是燕京大学的校址所在。那么从1898年到1952年的半个多世纪期间,老北京大学校址在哪里?它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作者:宋君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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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红楼
事实上,从清末到民国,老北京大学的校舍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因为历史的原因,老北京大学校舍分散在北京城的不同地方。老北京人常提到的“北大一院”、“北大二院”、“北大三院”以及“西斋”“东斋”等,其实都是老北大留下的痕迹。如今,通过寻找这些痕迹,得以勾勒出当年老北大的全貌。
1.和硕公主府里的日晷还在北大
自民国初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后,一直到1952年迁往燕大校址前,老北京大学的主校区一直在景山附近的沙滩地区。纵观这一阶段,老北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比较多的建筑。比如教学建筑有一院、分科大学校址、二院、三院、四院、五院、地址馆、图书馆、孑民堂、民主广场、西什库医学院、阜外罗道庄农学院以及祖家街工学院等,学生宿舍主要有:西斋、东斋、三斋、老四斋以及新四斋。
不过这些建筑并非像如今的校园一样集中在一处,而是分散在北京城的街头巷尾。按时间顺序来看,老北大的公主府校区最早,但后来常被称为二院,为何校区成立时间最早,却称为二院,这在后文会叙述。
先来看看公主府校区的遗存,它是当年京师大学堂所在。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宣布变法。在众多改革举措中,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创立京师大学堂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为此清廷将位于沙滩后街已闲置多年的“和硕和嘉公主府”划拨给京师大学堂作为校舍。和硕和嘉公主是乾隆皇帝的第四个女儿(民间有说法,和硕和嘉公主生下来后,手指之间有蹼相连,呈佛手状,因此又被称作“佛手公主”)。值得一提的是,和硕公主一生比较坎坷,乾隆二十五年(1760)正月被封和硕和嘉公主,同年下嫁孝贤纯皇后之弟、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次子福隆安。婚后七年,和硕和嘉公主便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三岁。福隆安在乾隆三十五年(1771)袭一等忠勇公,乾隆四十九年,福隆安去世,年三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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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府的日晷仍在北大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光绪遭囚禁,新政被废除,但京师大学堂确得以保存,成为维新变法仅存的硕果。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遭受严重破坏,直至1902年才得以恢复。1912年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
如今,位于沙滩后街的55号院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旧址。55号院现由华育宾馆、人教社、居民住家共同占用。尽管原有建筑布局已不复存在,但还是可以找到不少昔日的老建筑,尤其是当年的公主府大殿已修缮一新。
该大殿当时是老北大二院里最大的教室,许多知名学者曾在此发表演讲。通过两张老北大的老照片,可以看到当年公主府大殿前面的空地,被设计成花园样式,这是李四光先生于1923年带领学生设计而成的。花园水池的中央,树立起一座日晷。这座日晷得以保留,如今它静静地矗立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前。现在的北大校园内,有多处圆明园及其它古迹石刻,但这些都是民国时期燕京大学运往校园作为点缀之用,而这座日晷则是北大老校址上的原物,这对北大而言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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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府大殿前面的花园水池有一座日晷
公主府西路,历史上曾是老北大宴会厅、化学系、心理系及医预科实验室的所在地。如今,相较于中路和东路,老北大西路的建筑保存较为完整,不过保护状态并不乐观,与居民大杂院无异。在西路,有一栋带有西洋式风格的建筑,被一些书籍介绍为蔡元培校长的办公室。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找到相关的历史资料作为佐证。
在这座清末公主府里,出现西洋式风格的建筑,并不稀奇。因为,公主府虽然面积不小,但作为大学校园还是差了些。因此清末及民国时期,对公主府的一些建筑做了改建,比如东路的数学系教学楼便是清末所建,它是老北大校区里,西洋建筑的代表。这座教学楼最初是公共教室,上世纪三十年代成为数学系教学楼。如今这座数学系教学楼保持较好。当年,数学系北面还有一栋楼,那便是建于1916年的北京大学生物楼(最初为生物系和地质系使用),但现在已不复存在。
早在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创办后没几年,随着学科的增加及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公主府就显得捉襟见肘。一些新建学科如译学馆、医学实业馆、进士馆、优级师范学堂纷纷在外租地另建校舍。1905年,清廷内务府分别批了两块空地交由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使用,一块位于德胜门外东部,是昔日武举考试的旧操场,另一块就是如今沙滩北大红楼所在的“汉花园”。
老北大德外校区,也就是原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其旧址位于今天的黄寺总政大院内。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的建设,源于1904年1月清廷对外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囊括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学制,是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以政府法令形式公布实施的新学制。其中特别提到京师大学堂当备各分科大学及通儒院(通儒院类似今天的研究生院)。所以京师大学堂德外校区的兴建,最初目的就是为了筹办各分科大学。
不过,当时正是内忧外患的时期,原本1905年就开始筹备的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一直拖到1909年才开工建设。直到1912年民国成立时,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的校舍仅仅建成经科和文科,其他建筑因政局动荡不得不停工。京师大学堂改为北大后,校方曾向民国政府呈文请求重新开工,将剩余校舍建完,但此建议未获批准。日后这里成为了段祺瑞的兵营。因此,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名义上是为其开设分科大学之用,但却从未实际使用过。当年,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的设计者是日本著名建筑师真水英夫。如今,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旧址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汉花园曾是核心校区
探寻完公主府校区后,就要来到老北大的汉花园校区。在这个校区,人们熟知的就是如今依然有着重要象征意义的北大红楼。
汉花园,在清朝时是内务府的一处库房,后来改名为“汉花园”(关于汉花园得名的具体时间,说法不一,有认为是清末,有人认为是民国时期,可以确定的是民国时期的地图上,有汉花园这个地名)。
清末,清政府将此地拨给京师大学堂,最初用途是当做学校的运动场。1916年,汉花园空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国立北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北大红楼开工建设了。1918年,北大红楼建成后,汉花园校区便逐渐取代公主府校区成为北京大学的核心校区,被人们俗称为“一院”。这也就是为什么公主府校区虽然在成立时间上早于汉花园校区,却被称为北大二院的原因了。
如今,这里成为很多游人到北京必去的地方之一,早在1961年北大红楼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大红楼一层被辟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有意思的是,在北大红楼隔街相望,还有一座用红砖砌筑的二层小楼,其建筑风格与北大红楼相似,从小楼上面的“1923”、“梅园”等字样可以得知这座名为“梅园”的建筑建于1923年。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建造时间,甚至是名称的命名,都非常像民国时期的建筑。加上它也是红砖砌筑而成,且和北大红楼一街之隔,这就不得不让笔者产生一种想法——这座小楼会不会是北大红楼的一座附属建筑?当然,这只是个人的猜测,还需要历史资料证明,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图书馆的规模及藏书量往往体现着一所大学的软实力,北京大学最早的图书馆是利用和硕和嘉公主府的后罩楼改建而成的,当时叫“藏书楼”。北大红楼建成后,图书馆便由公主府迁入红楼一层,李大钊先生为时任图书馆主任,在他的带领下,图书馆不仅有了质的飞跃,而且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1918年秋,25岁的湖南青年毛泽东亦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短暂工作了半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他还租住了附近的两间小平房。
北大红楼的建立,让原本面积就不大的汉花园校区用地更加紧张。在红楼北面是松公府的空地,学校租得其中一部分作为操场。松公府在清朝乾隆年间是大学士富察傅恒的宅邸,因其战功卓著被授予一等忠勇公,爵位后世子孙世袭,到了光绪十七年松椿承袭爵位,一等忠勇公府便被改称为松公府。
1930年12月蒋梦麟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后,将整座松公府买下,并将图书馆从北大红楼一层全部迁入松公府东院内。为了改善办学条件,蒋梦麟校长四处奔波寻求资金支持,经多方努力,1934年4月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在松公府旧址动工,1935年8月新馆落成。在当时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北大图书馆新馆都堪称国内一流。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如今位于《求是》杂志社内,仍然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北大图书馆新馆建设的同时,一街之隔的北大地质学馆也在建设之中,这里原是富察傅恒的家庙。地质学馆于1934年5月开工建设,它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共同设计。地质学馆建成后,北大地质系便从公主府校区迁至于此。北京大学地质学馆旧址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由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院使用,保存完好。老北大的图书馆新馆和老北大地质学馆两者距离很近,如今,两者依然遥遥相望,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往事。除了北大地质学馆,梁思成先生还在汉花园校区设计了一栋宿舍楼。
值得一提到是,当松公府1930年被北大全部买下后,为了建造校舍,松公府内的原有建筑多被拆改,但目前尚有一座院落还保持着松公府时期的模样,这就是老北大著名的“孑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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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蔡元培,原松公府内一处院落命名为“孑民堂”,现保存完好。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他于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指引下,“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梁漱溟先生语)。1947年北京大学为纪念蔡元培先生,特意将原松公府西路建筑中的一个院落以蔡元培先生的号——“孑民”命名。在“孑民堂”里有一座建筑叫东配殿,胡适先生在1946年至1948年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就是在东配殿办公。如今,“孑民堂”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保存状况完好。
3.消失的三院四院和五院
历经百年沧桑,老北大一院、二院都多少有一些建筑得以保留。遗憾的是,老北大三院基本没有建筑保存下来。
老北大三院地处北河沿,离北大红楼不远,其位置就是现在的民政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在地。老北大三院的设立,源于1902年京师大学堂接管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是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1903年京师大学堂在北河沿地区建设新校舍,设立译学馆专门培养翻译人才。1913年译学馆停办,北大法科迁入。红楼建成后,法科上课地点主要都集中在红楼。为了缓解学生住宿紧张的局面,三院内的部分教学楼被改为学生宿舍。
要说和老北大三院相关联的建筑遗存就要属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京师同文馆门额原物了。在国家博物馆内,有一座京师同文馆大门模型,如今,只有门上面一部分还是当年同文馆大门上的原物。在这个原物中,“天下同文”四字清晰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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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国会众议院旧址,这里曾为老北大四院。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9月北京大学被迫南迁。八年抗战期间北大一院、二院和三院的校舍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有的校舍还被占作他用。抗战胜利后北大将宣武门国会街内原北平大学法学院的校舍接收,这就是北大的四院和五院。1946年10月10日,北大抗战结束后的首个开学典礼就是在北大四院的大礼堂隆重举行的。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国会指的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国会,当时的国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抗战胜利后,众议院建筑作为北大第四院,参议院建筑作为北大第五院。如今众议院旧址在新华社院内,保存完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参议院建筑无保留。从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的老地图中可以看到,北大第四院和第五院均为法学院(1948年的地图标注为“法学一院”和“法学二院”)。但据其他资料显示,第五院主要是老北大教职员宿舍及北大出版部所在。
根据记载,当时的众议院建筑,又有“圆楼”的昵称。为何叫“圆楼”?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该楼北部有一椭圆形办公室故名为“圆楼”;还有一种说法是此楼名为“袁楼”,因为袁世凯曾在这里办公、休息。
除了上述五院,1946年后,老北大又增设了工学院、农学院和医学院。工学院在端王府夹道,其旧址在西城区赵登禹路祖家街一带。清末民初,端王府夹道这一带也是教育重地,有多所学校在此建校。农学院则在罗道庄,如今翠微路西北一带。医学院在西什库一带,就是现在北大医院的位置所在,当初北大医院之所以把院址选在这里,正是因为原来的医学院在这里。如今,这三座学院均无建筑遗存保留。
4.宿舍新西斋仍存奠基碑
介绍完了老北大的五个院区,接下来就要说说老北大的学生宿舍。当时的宿舍被称为“斋”,老北大共有四斋:西斋、东斋、三斋和新四斋。
西斋建于1904年,是北大历史上的第一座学生宿舍。当时和硕和嘉公主府用地十分紧张,因而西斋的十四排平房是利用公主府西墙外侧的一片空地修建的。西斋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有一些建筑遗存,但已成为居民大杂院。
东斋是相对于西斋而言,建于1909年,今已无存。不过在1921年的老地图,还可以看到“北京大学第二寄宿舍”(也就是东斋)的标注,它在汉花园空地的西南角。
1903年北大译学馆校舍建成,1913年译学馆停办,法科迁入。红楼建成后,法科上课地点主要都集中在红楼。为了缓解学生住宿紧张的局面,三院内的部分教学楼被改为学生宿舍。现老北大三院和三院宿舍均无建筑遗存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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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斋奠基碑,“蒋梦麟”三字被凿掉。
四斋分老四斋和新四斋,老四斋已无。新四斋是北大女生宿舍楼,就是前文提到的由梁思成先生在1935年设计。由于该楼外部用灰砖砌成,故而又被称为“灰楼”。新四斋呈凹字状,全楼共8个门,楼门号命名取自《千字文》的前两句,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八个楼门号,灰楼中通向外界的两个门洞以“地”和“黄”命名。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当年从北大红楼北面眺望新四斋,中间的广场就是老北大著名的“民主广场”,现在的《求是》杂志社就是在民主广场上修建的。新四斋现已成为居民楼,但保护状态不太乐观。新四斋宿舍南面有一块奠基碑,当笔者第一次看到这块奠基碑时,感慨万千。这块碑上写着如下字样:“国立北京大学宿舍。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一日校长蒋梦麟奠基”,其中“蒋梦麟”三字已被凿掉。作为北大任期最长的校长,蒋梦麟先生对北大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北大的图书馆新馆、地质学馆、新四斋都是在他的奔走呼吁下,筹得资金建设的。
这些就是目前可寻找到的老北大留存的全部建筑。当这些老建筑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时,也在提示后人,它们不该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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