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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坛公园游人比蜻蜓还稀少?清代曾做过这两个重要改动

2019-01-10 12:05 来源: 北京晚报 / 呼延云
说一件诸位几乎不能想象的事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假如你清晨起来,站在日坛路往东看,是能够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壮丽景象的。
说“地平线”略显夸张,但也差不了太远,因为那时北京很少有高层建筑,就连五六层的板楼都很少见,居民的住宅多是平房。从建国门桥往东,像样子的建筑也就是友谊商店和国际俱乐部,此外就是一片片平房,那时根本没有“国贸”这个地名,北京人只知道那个地方叫大北窑,往南有很多工厂,黑黢黢的烟囱倒是不少,一根根地对着天空,从早到晚吞云吐雾,为每天的日出伴舞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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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张照片就是那个时候照的,妈妈抱着身穿白色毛衣的我,身后是异常干净也异常空旷的长安街,道边树是只有儿臂那么粗的小树苗,以至于二十年后,我坐9路公交车去上班时看到那些树,不无得意地想:“嗯嗯,你们是看着我长大的,你们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照片的背景是国际俱乐部和友谊商店,不知道为什么,从小我就觉得国际俱乐部是一座米黄色的琴房,高大敞亮的窗户里永远在弹奏着最美妙动人的音乐,而友谊商店在当时不是随便谁都能进的地方,因为购买里面的商品只能用外币或外汇券,一般市民连“大团结”(10元人民币的简称)都没有几张,进去只能干瞪眼。我们家那时虽然就住在马路对过,但从来没有过进去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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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喜欢的,是国际俱乐部和友谊商店后面的那个世界。
从日坛路沿着白杨掩映的林荫道一直往北,穿过使馆区以后,就到了日坛公园。那时,这里是一个相当清雅的场所,一到夏天的傍晚,游人比蜻蜓还稀少,我追着一只蜻蜓,穿过覆着琉璃瓦的拱形大门,绕过雕纹精美的朱棂华表,跑过郁郁葱葱的古树掩映着的配殿,一直跑到小广场上,坑坑洼洼的砖石地面凹凸不平,但跑起来很少绊倒和跌跤,我时常爬到正中间那个“大土堆”上蹦蹦跳跳,却不知道这种行为是何其胆大妄为的僭越,因为在古代,这里是只有皇帝和礼部官员才能登临的地方。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这句话出自孔融的《论盛孝章书》,原话为“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表达的是孔融对岁月流逝和自己天命之年的感慨。今年恰是日坛公园建成并接待游人五十周年,而元旦一词的字面之意,本又是一年初始、太阳初升的第一天,应该说说记忆中的日坛公园吧。
清代对日坛的两个重要改动
日坛始建于嘉靖九年,《明嘉靖祀典》中记载:“礼臣率钦天监正夏祚等,会看朝阳门外三里迆北锦衣卫指挥箫音地,东西阔八十一丈,南北进深八十一丈,堪建朝日坛。”嘉靖皇帝同意了这一规划后,工程开始施工。日坛的整体布局与建筑设计,参考了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由于祭拜的对象为太阳,故坛内各建筑的长、宽、高等尺寸之尾数皆为阳数(奇数)。
建成当年,“春分,于朝日坛祭奠大明(太阳神),隔年,帝亲自祭祀。”皇帝由北天门步行至具服殿,通过神路进入坛台祭祀,此后又定下规制:甲、丙、戊、庚、壬年,皇帝亲自登坛祭奠,乙、丁、己、辛、癸年派遣礼部官员祭祀,祭日时,坛上正位设金版,用红字撰写大明神位的字。此规制延续到清代,祭祀程序更加具体,《大清会典》记载“卯时,玉用赤壁,礼神制帛一,色为赤。牺牲用太牢,乐为七奏,舞为八佾,祝版为纯朱色纸,祭器均有陶瓷,色赤,祭服御大红礼服……”从这段记录不难看出,这是一场主色调为红色的祭典,恰与红日相配。
乾隆年间的北京风物名作《日下旧闻考》中,详细记录了日坛那时候的建制:“坛方广五丈,高五尺九寸,坛面用红琉璃,阶九级,俱白石。”
清代对日坛在建筑层面上也有两个很重要的改动:一是将具服殿从坛的西南角移建于西北隅,二是将坛面的红琉璃砖改铺了金砖。金砖可不是纯金的砖头,而是一种专供皇家御用的铺地方砖,规格有三种:一尺七寸、二尺和二尺二寸,都是正方形,颜色纯青,细如端砚,敲之会发出金属般的声音。我儿时戏耍于“大土堆”上时,这种金砖肯定已经不在了,但日本学者中野江汉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步入日坛时,不仅见过,也许还用手指敲击并听过其铿锵之声。
《北京繁昌记》中的日坛古诗
清末,面对各种内忧外患,清政府自顾不暇,祭日活动从潦潦逐渐了了,日坛也就逐渐衰败,棕荐库、钟楼相继遭火,祭祀用的礼器也被盗,民国期间遭到军队占用,西天门、北天门外的照壁被毁,西北部被附近居民当成了坟地,满目凄凉,乏人问津。
那时先农坛已经开放为城南公园,天坛虽然还未以公园的形式开放,亦已经可以自由出入,散步者多,且附近开了很多小饭馆,各种导游用尽手段拉客人赚钱,这让时任北京联合通讯社记者的中野江汉相当扫兴,相比之下,“日坛人影稀疏,游客可以独占这个广阔的且历经了明清两代天子亲祭的圣地”,更让他喜爱,他觉得这里是超越了俗世的静寂场所,适合摇曳手杖游走吟啸,也可以会见挚友饮酒畅谈,“此乃人生之一兴哉”!
中野江汉在《北京繁昌记》一书中,记述了自己游览地坛的一次经历。他从朝阳门出城,在东岳庙前穿过右侧的旧衣市场,朝南走后向东转,即可抵达日坛的北门——“拜访日坛的人由北面的三座门进入为宜,入门两侧有门卫居住的小屋,未经许可一概不得入内,倘若门上了锁,轻扣门扉会有人开门。入门后向里走,西北角可见一片殿宇,继续朝东面繁茂的树林里行进,林中设有祭坛。坛的构造呈方形,西向,一层坛,坛面以金砖铺砌,四面设九级汉白玉石阶。”
按照中野江汉的记载,日坛当时的西门外残留着破损的焚帛炉,此外,无论井亭、神库、神厨、宰牲亭,“盖已腐朽”,而乐器库、祭器库、棕荐库等,竟成了军械库,杂乱无章地堆满了曾在此地驻守的军队的工具。
中野江汉在文末录下了一些和日坛有关的古诗,其中大部分都是些歌君颂圣的陈词滥调,唯一让后人看了惆怅满怀的,是劳之弁的一句“九厌告终归飒缓,金乌已射古垣红”,夕阳虽好,已是黄昏,坛宇虽在,已近残败,怎不教人黯然神伤?
日坛祭台的高度为什么不协调?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日坛的坛台区域损毁已经十分严重,几乎成为一片废墟。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建设和重修日坛公园,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1969年的10月,日坛公园正式建成并接待游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坛公园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建工程,增加了池水亭台,增植了花草竹柏,于古朴典雅的传统风格之外,更显得绮丽灵秀。
鲜为人知的是,我国著名古建园林学者王仲奋先生在1985年日坛扩建完工后,做过一次“名侦探”,推理了一道谜题——日坛祭台的高度为什么不协调?
王仲奋先生当时是从西棂星门步入,第一眼看上去“感到祭台特别高,石阶也格外陡,看上去不大协调,上下台阶很费劲”,似乎与古制不符,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米尺量了一下,坛高1.89米,边长为16米,石阶每级高21厘米,超出常规尺度约二分之一,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回家后查了一下《日下旧闻考》和《大明会典钞略》,发现按照明清营造尺(每尺32厘米)换算,坛的边长与高度都与史书中记载的规制相符,他又查阅了著名建筑学家单士元先生所著的《明清天坛史料》,发现坛庙的规制所用之尺,其他都用营造尺,但高度用的是周尺(每尺23厘米),由此换算的话,日坛祭台的高度应该是1.3米,石阶每级是14厘米,这样看上去就不会不协调,上下台阶也不会费劲了。王仲奋先生说:“由此可推理,日坛祭台重修时,其高度可能是依照史料所记的规制尺寸,按明清营造尺量度换算选定的,而不是按周尺量度换算的,所以造成现高度超出原高度约二分之一,形成比例失调。”
王仲奋先生的考证,绝大部分游人是不知道的,比起颐和园、天坛、故宫和北海来,日坛始终是“小众”所喜爱的地方,但也正因为游人稀少,我和小伙伴们才有了足够奔跑、蹦跳、喊叫,让童年的能量无限释放的快乐空间,只是玩儿得无论多晚,我终究还是要回到我的大杂院去。
从大杂院到日坛公园
著名作家常利民先生说够得上大杂院资格的院子应该具备三个特点:一大二老三杂,“大”是指得有占据的空间和气派,上房下房,东西厢房,青石台阶门楼子什么的,“老”是指得有些历史见过些世面,“杂”是指住户多,嘴杂手杂成分杂关系杂——按照这个标准,我童年住的大杂院只占据了一大和三杂,是不够资格谈“老”字的。
按照父亲的叫法,我们那个大杂院是个“趟院”,就是南北相对的三趟平房,每趟六户人家,围在一个大院墙里。房子是七十年代中期新建的,院门在最东头,朝南,紧挨着院门的是厕所和只有一个自来水管的池子,居民们用水只能排着队去接,水池子旁边有一排花架子,除了喇叭花之外,还有人种了猫耳朵豆。两趟房屋中间的道路约有五六米宽,起初还挺干净的,后来家家户户都在门口盖起了小厨房,于是通路就狭窄和脏乱起来,尤其早晨上班时,推着自行车出去难免磕磕碰碰的,但那时的北京人特别讲文明礼貌,一句“劳驾”或“对不起”可以防止和化解一切纠纷,院子里从没听过吵架骂街的,更别提动手打架的了,到了傍晚,满大院的锅碗瓢盆交响乐,还有咔嚓咔嚓在搓衣板上洗衣服的声音,听起来特别富有生活气息。
我家住在大杂院中间那一趟的最西头,一共只有十二平米,是父母结婚时跟单位申请下来的,除了一张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小书架和两张木头椅子,没有别的家具,而我的玩具也始终只有一把可以打塑料子弹的木头枪。
儿时的许多事情,我已经记不大确切了,但有一桩在脑海里却特别清晰,就是我每次半夜醒来,总会看到父亲披着件外套,坐在台灯下吭哧吭哧地写稿子,那么小的一间屋子,拢着那么小的一豆灯光,很像是山洞里的一簇火苗,微弱,但让人感到温暖。
我并不知道,那是父亲最彷徨也最劳累的时期之一,他大学毕业后来到一所新闻单位工作,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很长时间他连书写消息和通讯的基本格式都没有掌握,更不知道去哪里找到新闻线索,而领导要求严格,动辄毙稿,这给父亲巨大的压力,他只能靠着日以继夜的努力,拼命写稿,反复修改,但仍然进步缓慢。
“那个时候我每天推着自行车出了家门,站在长安街上特别迷茫:到底我的路往下该怎么走呢?”后来,父亲这样告诉我。
也许那时的许多青年都有这样的困惑吧,但那个时代的伟大之处,也正是无论怎样迷惘,只要埋头努力向前,终究可以闯出一片天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台灯下夜夜笔耕的父亲,后来终于成就斐然,而我们家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1983年,我们从大杂院搬到了西三环花园村的楼房,临走前不久,父亲“嘿儿喽着”(让孩子两腿分开坐在自己的颈肩处)我去了一趟日坛公园,拍了几张照片留念,其中一张我叉着个腰站在修葺一新的曲池畔,池水中一对儿石雕的腾飞天鹅,迄今仍在。
再一次走近日坛公园,已经是二十年后的事情了,那时我也在媒体工作。有一次我去首都儿研所采访,旁边就是日坛公园。是个傍晚,夕阳给红色的垣墙刷上一层流金,里面传来歌声和胡琴的声音,门口进进出出的游人比过去多了许多。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终于没敢进去,有些时光,最怕打扰:走进去,或许只能见到岁月的碎片;不进去,那个追蜻蜓的小男孩,就还在,还在日坛和大杂院之间的那个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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