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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诞生的香山慈幼院

2019-01-17 06:49 来源: 北京日报
天津,把精力投向了教育和慈善事业。身处灾区的熊希龄目睹灾民的惨状,立刻奔赴北京,向中国银行公会求助,得到了捐款万余元,交给京师警察厅购买粮食,运到天津赈灾。同时,他又向政府提出赈灾的建议,极力主张筹款,赈济灾区所有饥民。
水患造成上千难童无家可归,熊希龄又上下游走,在香山开办慈幼局,收养这些孩子。第二年水患已平,慈幼局准备解散,但还有两百余儿童无人认领。如此一来,熊希龄不得不考虑建一所永久性机构,收养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在时任大总统徐世昌的交涉下,清皇室内务府把已经废弃的前清行宫香山静宜园让出,香山慈幼院便创建于此,熊希龄出任院长。
这时的静宜园已经破败不堪,到处是军阀私自修建的私人宅邸。熊希龄选中这里后,制止了旗民对古树的乱砍滥伐,每年组织师生补植树木并加强管理。他还在松坞山庄旧址上依山而建,重修了一座三进庭园。院内山、水、树、石顺应自然,一池泉水清澈见底,池边有亭,亭后有屋,因材借景,秀丽精致。在这里,春有百花夏有月,秋有红叶冬有雪,一年四季,景色宜人。因为园子幽静别致,熊希龄非常喜欢,曾经题写“暮云飞尽乱山明,月入双清分外清”的诗句,园名借用乾隆御题“双清”二字,取名“双清别墅”,熊希龄晚年更是以“双清居士”自号。
慈幼院收养儿童“专以孤贫为限”,熊希龄确定了“教养孤贫失学之男女儿童,使有适当之智能、道德,俾可谋生与社会”的办学宗旨。为实现这一目标,香山慈幼院推行学校、家庭与社会三位一体的“三合一”教育体制,办学经费主要是财政拨款。在慈幼院职教员俸给表上,院长熊希龄的项目下写的是“义务职”,也就是不拿薪俸。
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到1926年,香山慈幼院已经发展为一个总院、五个分院,总院是香山慈幼院,分院包括蒙养园(幼儿教育)、小学、中学、师范和职业教育等几个分支 。
熊希龄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他曾说“家庭教育实造人才之基础”,开院时他就说全院是个大家庭,同学们以兄弟姐妹相称。慈幼院的孩子多为孤儿,他希望暖抚孤贫儿童的心,使他们能够切实享受到家庭之爱,于是尝试“小家庭制”。到了1933年,慈幼院的“小家庭制”成熟并付诸实施,先后建立了11个小家庭,工作人员就是家长,每个家庭十多个孩子,基本由蒙养园和小学部的孩子组成。1934年,熊希龄在香山慈幼院成立了家庭总部,自己在家庭总部设有住处,经常邀请各宅的孩子们到他那里做客。这种教育理念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都是相当新颖和先进的。
慈幼院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先进的教育理念,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响应,当时社会上许多达官显贵争相把子女送到这里就读。熊希龄也并不阻拦,就另行设立了一条标准:富人家需捐赠一笔数额不小的善款,才能把子女送来就读,并且还要缴纳高额的学费。这样,慈幼院的建设便又有了可供使用的资金。在任慈幼院院长的20余年时间里,熊希龄凭借一己之力,从中外善心人士和各机关团体处募得了不少的捐款。
之后,随着战争爆发,筹款变得越发艰难。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熊希龄正携新婚夫人毛彦文在青岛与市长沈鸿烈等人商办婴儿保育园事宜。因为北平的战事,他们无法返回,只得前往上海,继而转赴香港。到香港之后,他在写给友人的信里说:“此间生活程度太高,恐难久居,行将回湘……”原来,为办香山慈幼院,熊希龄倾其所有,已无积蓄,到港之后捉襟见肘,生活困难,便萌生出回湖南的念头。谁知,这年年底,熊希龄突发脑溢血,客死异乡,享年68岁。熊希龄病逝后,由毛彦文女士继续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长。
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军代表以劳动大学的名义找香山慈幼院商谈借香山校舍办公。因为毛彦文已不在北平,副院长雷动与董事长雷洁琼商量后同意了。香山慈幼院搬离后,一次性为中共中央腾出了3000多间房,解决了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的办公问题。此后为了慈幼院的长久发展,国务院和北京市政府在阜成门外的阜成路划出100亩地,按照当时苏联最先进的学校建设规模和配备,给香山慈幼院建设了永久校址。1954年,香山慈幼院搬到这里,并改名为“北京市立新学校”,这是海淀区唯一一所拥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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