鹞儿胡同
北京前门大街南半段儿路西，有一条5米宽的小胡同，名字挺各的，叫什么“鹞儿胡同”。鹞儿学名叫“雀鹰”，老北京人管它叫“老鹞子”。它属于猛禽，比鹰小，羽毛是灰褐色的，腹部是白色的。因此有人说，这条胡同属于以鸟禽命名的胡同。实际上，明代这条胡同却叫“要儿胡同”。至于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现在已然不清楚了。到了大清朝，才演变成了“鹞儿胡同”，后来就这么一直叫了下来。
鹞儿胡同的历史挺长的，那里边的故事也挺多的。
鹞儿胡同口路南，有一个建于清朝雍正七年（1729年）的会馆，叫浮山会馆。会馆有大小三个院子、20多间房，还有戏楼、罩棚、五圣殿什么的。是山西浮山县举子、商人来京城落脚儿的地方。
清朝时候，到北京做生意的山西人挺多，许多人发了财。浮山县北井村人有个叫王瑞福（还有一说姓李）的人，看到别人发财了，就也想到京城发财。他骑毛驴、搭脚车来到了北京，投宿到浮山会馆。
做什么生意才能发财呢？王瑞福在会馆的土炕上寻思着。正巧，来了个算命的同乡。王瑞福抽了个卦签，一算，命里该当在前门大街鲜鱼口南摆酒缸去(开酒铺)。于是，他从路西一家酒铺要了个破葫芦作招牌，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用竹竿挑着破葫芦，“王记酒铺”开业了。酒铺开业后生意还挺好。赚了钱，又买了地皮、盖了房子。生意越来越大了。
相传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大年三十晚上，前门大街上的店铺都关板了，只有王瑞福的铺子还亮着灯。忽然，门帘一挑，进来三位客人，一看就是一主二仆。王瑞福赶忙殷勤招待。酒味浓香，小菜可口。酒足饭饱后，主人问王瑞福：“你们这个酒店叫什么名字？”王瑞福回答：”小店没有名字。”主人听着外面的鞭炮声，说道：“年关之时还开门营业的，京都恐怕只有你这一处了。就叫‘都一处’吧！”王瑞福连声说好，其实并没有把这话往心里搁。
几天后，几个太监送来一块“都一处”的虎头匾，敢情大年三十晚上来的就是乾隆爷。从此，“都一处”代替了“王记酒铺” 。
乾隆爷赐匾后，都一处的生意可红火了。除了小酒、凉菜，还添了炒菜、烧卖、炸三角、饺子、馅饼等面食。“烧麦”二字在明代本来是“梢麦”，是指四五月间北方麦子麦梢上有一层白霜。而“烧麦”的收口处也有好似白霜的面粉，因而得名。到后来“梢麦”改为“烧麦”。现如今，都一处的烧麦，已经是著名的北京小名了。不过，都一处的老主人，可是从鹞儿胡同走出来的。
大清朝末年的1905年12月，朝廷开始设立巡警部。赵秉均当上巡警部右侍郎后，着手建立探访局，在鹞儿胡同5号设立外城巡警厅。民国以后，改为京师警察厅的侦缉总队。于是，又有许多人物在鹞儿胡同留下了或传奇、或灰暗、或壮烈的身影。
当年北京有一个武功高强、劫富济贫的义盗，名叫李景华。由于他每次作案后，为了不给事主的仆人找麻烦，总是留下一个纸剪的燕子，所以人送绰号“燕子李三”。“燕子李三”的传说，在民间流传得很广。以他的故事为原型拍摄了许多电影、电视剧。
有一次，“燕子李三”被警察抓住，送进了感化所。感化所巡官史海山久慕他的大名，又怕他跑喽，就好酒好饭款待他。还免除了他的劳役。慢慢地，两个人竟成了拜把兄弟。于是，在史海山与狱卒的庇护下，“燕子李三”夜里外出作案，天亮前返回感化所。这下子，官府好生奇怪，“燕子李三”关着呢，莫不成有李三第二？
自然，“燕子李三”给史海山等人也带来不少实惠。“燕子李三”把从西单丽华绸缎庄经理潘国英家里偷的财物，分给史海山等人一部分。没成想，史海山将给他的一件毛背心拿到外面洗染，被洗染房发现毛背心正是潘府丢失的。于是史海山等人当啷入狱，押在鹞儿胡同5号严加审问。
“燕子李三”得知消息，来到鹞儿胡同，趴在侦缉队的房顶上偷听。时间长了，烟瘾发作，就点火抽烟。这下被发现了，探员团团围住，攀着梯子爬到屋顶，“燕子李三”只好束手就擒。后来被押到石驸马大街的看守所。
1936年1月，“燕子李三”被判处32年徒刑。他不服，表示要上诉。可是不久，“燕子李三”就病死在看守所里。
张国焘在鹞儿胡同也留下了他一生中可耻的一笔。
1924年5月21日凌晨，张国焘在腊库胡同16号杏坛学社被京师警察厅逮捕，押往鹞儿胡同侦缉队。开始他只说自己是张特立，不承认是张国焘。后来，他受不住侦缉队每天三四次的拷打，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供出了李大钊、张昆弟、黄日葵、高君宇、刘仁静、缪伯英等人也是共产党员。他的新婚妻子杨子烈也求饶，“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于宽恕”。
当时担任京畿卫戍司令的王怀庆，把张国焘一案上报给北洋政府总统曹锟，要求枪毙张国焘。另一个军阀齐燮元提出“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瘐死狱中”的建议，张国焘才算保住了性命。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政府垮台，张国焘出狱。但他向党组织隐瞒了变节的情况。后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继续编造谎言，说他“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使敌人“一无所得”。解放后，党组织从当年的审讯档案中，了解了张国焘5个月铁窗生涯的真相。
也有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在鹞儿胡同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27年12月，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马骏在主持一次秘密会议时，由于叛待出卖，他被捕了。敌人先将他押到鹤儿胡同侦缉队，严刑拷打。但马骏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坚贞不屈。后来被转到了陆军监狱。
在五四运动时期，马骏指挥天津、北京和山东的代表三千多人，在新华门前坚持斗争三天，坚决要求惩办杀人凶手马良。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将请愿代表逼迫到天安门前。马骏见周围群众很多，是个宣传的好机会，便将三干多人分成若干讲演分队，在石狮座上、华表下，摆开了对敌斗争的战场。敌人恼羞成怒，扬言要捉拿马骏，但代表们组成一道道人墙来保护他。反动军警挥舞枪托、皮鞭殴打。马骏见此情景，便挺身而出，大声喝道:“不许打人，我就是马骏，要抓就抓我好了！”敌人一下子扑上去抓住他。马骏十分镇定地对大家说:“不必害怕，我们此来，就是报定必死的决心。爱国青年是抓不完的，爱国无罪。”
请愿代表被捕的消息传遍全国，要求释放代表的通电雪片般飞到北京。周恩来等人亲自赴京进行营救。在爱国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了请愿的代表。经过这场天安门斗争，人们便开始亲切地称马骏为“马天安”。回到天津，他向迎接的人们大声说：“入狱前的马骏是家人的马骏，出狱后的马骏是国人的马骏”。
1928年2月15日，马骏被押赴天桥刑场。他坐在一辆黄包车上，昂首挺胸，全无俱色。他一路不停地高呼:“回汉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最后英勇就义。
几年前马骏在一首《送李愚如赴法》的小诗中写道：
我在监狱里。
他日，
你带着自由回来，
我拿着自由迎你。
不然，
你就要看着一个坟儿说：
“我把它给你带来，
你却已为它而死了！”
的确，马骏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牺牲，人民不会忘记他，他的战友更不会忘记。
马骏牺牲30年后，也就是1958年，周总理在接见马骏的夫人杨秀蓉和家人时，杨老太太指着周总理对小孙子说：“快叫爷爷！”小孙子眨着一双大眼睛，看着周总理不解地问：“我爷爷不是躺在墓碑下边睡觉吗？怎么这里又有一个爷爷？”听了孩子的话，周总理眼圈发红，抱起小孩子，动情地说“躺在墓碑下边睡觉的是爷爷，我也是你的爷爷。”周总理又抬起头对杨秀蓉说：“天安他们用鲜血换来的幸福，让我们享受了。”杨老太太赶忙说：“你们也不容易，也受了很多的苦哇！”细心的周总理中午留杨老太太一家人在中南海西花厅吃饭，特意从牛街借来炊具和碗筷，请来做清真菜的厨师，借此表达对老战友、回族英雄马骏的敬意和怀念。
鹞儿胡同也有一些名人的足迹和身影。
李德伦，闻名中外的著名交响乐指挥家，1917年6月6日在鹞儿胡同31号出生一个官僚家庭。由于是回民，按照回族的习惯，他的父亲李宏春、母亲铁桂兰请阿訇为他起名阿卜杜拉-阿奇。四五岁的时候，家里人带他去天桥玩耍，一个弹三弦的吸引了他。回家后，缠着父母非给他买一把不可。从此，小德伦抱着三弦，整天坐在僻静的角落里，不断地拨弄着。后来成名的李德伦说，那竟是他走向乐坛的开端。
九一八事变发生，李德伦参加了“北平歌咏联合会”，在多次示威游行中，李德伦领头教唱抗日歌曲。一二-九运动中，在辅仁大学读书的李德伦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底，李德伦的上级、北平地下党城委书记娄平撤离，没有来得及通知他，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于是，李德伦就组织地下读书会，在西城北沟沿著名教授蓝公武家里活动，读《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
1940年8月李德伦到上海音专学习，1945年又找到了党组织。1946年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中国林业专家汪振儒也出生在鹞儿胡同一处几进几出的大宅子里。他的父亲汪鸾翔，当过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写到：“补习数理化的老师叫汪鸾翔，是位博学多才的人。书、画都拿得起来，水彩、油彩不怵，新学样样通。不过给我补课的课本，不管是数理化还是别的科，都是木刻、线装的课本，是汪老师在光绪年间教书时自己编的教材。”
汪鸾翔还是清华大学最初的教授。当初清华的校歌歌词“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就出自于汪鸾翔之手。
汪振儒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树木生理学家、林业教育家，中国树木生理学的奠基者。1925年在三一八惨案中，汪振儒参加示威活动，被段祺瑞的护兵开枪穿透左大腿。1935年他远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林学系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了祖国。
1952年，汪振儒教授进入刚刚成立的北京林学院，参加建院筹备工作，为全国最高林业学府奠基。他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林业专业《植物生理学讲义》，培养了中国第一位林学博士。
鹞儿胡同5号现在是民居。许多人家的住房，就是当年侦缉队的牢房。
当年的鹞儿胡同，仁人志士带镣小巷行；今天的鹞儿胡同，是老百姓安静和谐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