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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苏联专家北京大论战

2012年03月04日

1949年10月1日,当新中国的国旗升起迎风飘扬时,南下征战的人民解放军还在大西南地区与国民党的军队作战。尽管到了1950年底以前,大部分残余敌军被消灭了,但是威胁新中国生命的朝鲜战争紧接着又暴发了,为此,中国人民又不得不勒紧裤腰带,把大量建设资金挪用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去。新北京新首都规划之争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进行的。

 

当时,为了节省财力建设新中国,许多专家和领导人倾向于向北京老城墙借砖盖房。一度时间在老北京城旧址上建设国家行政中心的呼声盖过所有声音,同时在天下尚不太平的环境下,一心想草船借箭拆用天安左门、右门及西直门等13门沿途城墙砖的目的也就顺理成章了。

一、偏听偏信苏联洋专家的首规方案

由于当时世界政治正处于美苏大两阵营对抗特殊时期,由于新中国政府的建设资金要依赖于苏联政府答应的3亿美元巨额经费的支持,因此,由苏联援建中国的专家声音也不得不则重倾听。于是呼,以一位名叫巴兰尼克夫为首的苏联专家团提出的在旧城内兴建国家行政中心的方案占据了上风。 苏联专家支持行政中心设在旧城的另一个理由是借鉴莫斯科的经验,“当讨论改建莫斯科问题时,也曾有人建议不改建而在旁边建筑新首都,苏共中央全体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有成效的实行了改建莫斯科。”

  报告还对梁思成主张的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予以反驳,指出这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在关于完整保留北京的问题上,“梁陈方案”同样遭到反对。很多人认为完整保留北京太过保守,该保留的保留,不该保留的就应摒弃。

  留法回国、我国工程学先驱的华南圭是反对者之一,他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对待遗产应区别精华与糟粕,如(故宫)三大殿和颐和园等是精华应该保存,而砖土堆成的城墙则不能与颐和园同日而语。”

  1949年,华南圭提出了《北京新都市计划第一期计划大纲》,在示意图中可见北京城是个密集的网状结构:原有的建筑与格局被改变,城墙被拆除修筑环路,市区内除故宫、天坛、地坛、天安门广场等少数地点外,其余均被道路横平竖直地切割成密密麻麻的小方块。梁思成将之批评为“纯交通观点”。

  “朱赵方案”:力挺苏联专家

  使“梁陈方案”完全陷入了孤立境地的,是1950年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赵冬日提出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他们大力肯定了行政中心区域设在旧城的计划。

  该方案中说:“北京旧城是我国千年保存下来的财富与艺术的宝藏,它具有无比雄壮美丽的规模与近代文明设施,具备了适合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条件的基础,自应用以建设首都的中心,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打算。”

  建立新城和保护旧城的成本都太高,朱赵与苏联专家一样,同样认为经济原因是“梁陈方案”不可行的重要理由。

新中国第一个首都规划是在毛泽东主席“多快好省”指导思想下最终表态确定下来的。

   “从一定程度上说,环线加放射线的规划是有道理的。” 但是随着北京机动车持续增长之后,从苏联莫斯科照搬过来的一个中心点环城摊大饼发展的模式已经严重造成了京城堵车进出困难的被动局面。

二、追忆首都双城倡导者梁思成

面对毁城拆墙危险的梁思城曾经向民众披露过一件历史往事,为了保住古老的北京城不被战争枪炮打坏,毛泽东亲自派人于1948年深冬潜入北平清华园找到了刚刚在3个月前当上民国院士的梁思成商量保护古城建筑之事。眼下他确实有些担心。近在咫尺的古城已经被围了好几个月,城里的傅作义将军是战?是降?是和?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共产党对这样一个瓮中之鳖究竟有多久的耐心呢?真要打起来,那一座座精美绝伦的古代建筑……他不愿往下想了。

  这样一位对中国古典建筑情有独钟的建筑学家,要目睹五代之都在兵燹中毁于一旦,那种痛心疾首可想而知。他觉得,自己比被围在城里的傅作义将军还要度日如年。就这样天天在担忧之中煎熬着,直到有一天,一位不速之客叩响了他寓所的大门。

  来人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开门见山地说:“梁教授,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

  梁思成先生不仅把北平重点文物的位置准确地标在北平军事地图上,而且拿出了带领学生们收集古建筑文献时记载的《全国建筑文物简目》,把它们一并交给了那位解放军干部,并对他进行了详细讲解。

  他很感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想:共产党人了不起啊!

  于是,那张北平军事地图变成了《北平重点文物图》,在西柏坡,挂到了毛泽东指挥平津战役的指挥所墙壁上。随后,毛泽东命令:“把这幅图,交给围城部队。一定要他们注意保护这些重要的文化古迹。部队在进行攻击练习时,一定要对目标计算精确!”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北平城的全面保护被列为第一项第一级。在攻城的演习训练中,解放军对城内射击目标逐一精确计算,力求勿使炮弹损毁文化古迹。

  一个月后,1949年1月,傅作义召集北平的学者名流开会。著名画家徐悲鸿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希望傅作义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摧毁。”康有为先生年逾花甲的女儿康同璧慷慨陈辞:“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燹。”

  很快,北平和平解放了。

  这一次胜利,是良知的胜利。不论是毛泽东、傅作义,还是梁思成、康同壁,历史都会“大书一笔”。

  但新中国成立后,保卫下来的北京旧城,却要在“保卫者”手中毁掉了。它在即将落下炸弹之前得到了保护,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得到了关怀,但却要在和平时期里面临从地球上消失。

  对此,梁思成后来这样回忆说:

  “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我发表这些看法并没有想到反对谁,而且我对毛主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句话深信不疑。

  当时的梁思成,不仅是著名的建筑学家,而且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但他无法主宰北京城墙的命运。

  1950年2月,梁思成和居住在南京、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一起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这样,旧城留下,新建一个新中国的政治心脏,而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如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心脏和中国的城市博物馆。

  梁陈方案立刻被否定。1957年,陈占祥被打成右派,而梁思成,幸亏彭真的“提前”保护,才免遭厄运。

  让我们看一看梁思成要保卫的是一个怎样的“北京旧城”。

  即使没有到过北京的人,也早已从香烟牌上见识了大前门。今天,在人们看到孤独兀立在车水马龙中的前门箭楼和正阳门之间是一个由城墙围成的巨大瓮城;北京内城九门都是由箭楼和城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门楼为三檐双层的巨大楼阁或殿堂,包括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城楼、箭楼、角楼等曾多达47个。如此一说,你对北京的毁城也不会那么无动于衷了吧?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梁思成知道旧城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如何保护不成的时候,仍然发出最后的呐喊。他退而求其次,希望保住旧城的城墙和城楼。

    为能够保住北京老城墙内古建筑群完好无损,于是呼,梁思成先生及时提出了一首双城规划方案。

    此方案的核心是:为疏散旧城压力,行政中心西移,在西面建立新城。具体建议是: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后来,陈占祥在专著中对方案进行了解释说,新市区主要在复兴门外,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作为新的行政中心,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行政中心的规划中来。方案明确提出要疏散旧城区的人口。   “方案”的规划草图中,行政中心区以南还规划了一个商务区,大致位于今天的北京西站及周边地区。这样一来,北京将拥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功能区分的中心区域,行政、商务、文化功能区分离,各自组团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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