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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风血雨菜市口

2012年03月04日

 近几年解说满清权谋的影视、文艺作品有如过江之鲫,情节大都像一场以不同皇上为黑哨的比赛,一干人等谁能逃过菜市口并把对方送到菜市口,谁就是胜方。对某些人物的戏说大概可以不介意,但对菜市口却轻浮不得———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一腔热血就洒在那里,仅此一点菜市口就是沉重的。
  1644年清顺治帝“定鼎燕京”,君临天下,菜市口随之成为京城法场。菜市口之所以有此“荣幸”,全拜其繁华所赐。早在唐代,菜市口所在的广安门内大街(时称檀州街)就是幽州城的闹市,据考证金代将领兀术的宅邸也在这条街上。
  清朝修建铁路之前,外省人士进京主要有两条路:京杭运河沿线诸省人士经运河,过通州进京;京汉路沿线、西部诸省人士过卢沟桥,由广安门进京,后者占外地进京人员的七八成。进了广安门,迎面就是菜市口,此地自然客栈会馆云集,商铺茶楼林立。
  “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礼记·王制》),闹市做法场的历史在中国很悠久,清朝只不过是延续传统罢了。
  菜市口太有名了,以至于有人说明代英烈于谦、袁崇焕的就义地点也在菜市口,事实上明代北京的法场是西四牌楼。南宋末代名相文天祥的就义地点叫柴市口,有专家说柴市口就是菜市口,只是后来音变;再则菜市口向南,曾经对着的胡同刚好叫丞相胡同,应是以文丞相得名。这种说法是有疑问的,也有专家考证元大都的柴市口是东城区的交道口;丞相胡同之说更有以讹传讹之嫌:在清末光绪时代的“详细帝京舆图”上,丞相胡同还叫绳匠胡同,后来才陆续改名叫神仙胡同、丞相胡同、菜市口胡同。
  所以菜市口作为法场的历史还是从清朝算起较为确凿。
  “宣武门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财神会馆;少东铁门有文昌会馆,皆为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征歌者,多在此,皆戏园也”。(杨懋建《京尘杂录》)
  “薄暮过西市,踽踽涕泪归,市人竟言笑,谁知我心悲?此地复何地?头颅古累累。碧血沁入土,腥气生伊蹶。……”(清末翰林院编修许承尧《过菜市口诗》)在不同的前人眼中,身兼法场与闹市二职的菜市口也有不同的风貌,这里曾有熏风,更有血雨。


  今天和昨天
  比起CBD、亚运村来,今天的菜市口已明显落寞,但也不乏升腾景象。十字街头车来车往,匆匆忙忙;密密麻麻的电线在天上纠缠不清。
  十字街头的四个角,有两个角在忙着拆改建:西北角沿线正在拆除旧民房;西南角“菜市口移动通信枢纽楼”行将竣工,是一座银光闪闪的大厦。东南角的旧房形貌低矮,是菜市口文化用品商店,估计拆除是早晚的事儿;东北角以黄金首饰闻名的原菜市口百货已人去楼空,等待招租,楼顶“国际传媒大道”广告牌预言着宣武门外大街未来的辉煌。如今的菜市口不过是北京的一块普通工地,为了不落后于北京的崛起速度,忙得热火朝天依然嫌慢。
  西北角的一个胡同里,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正蹲在地上,用一把饭勺一样的小铲子疏通胡同里的地沟,他说自己77岁了,打小就住在菜市口,原来菜市口是丁字路口,南北向的宣武门外大街向南,截止于西侧的广安门内大街和东侧的骡马市大街。丁字路口向南原本是狭窄的菜市口胡同。近几年大街才向南一头扎下去,菜市口胡同改叫菜市口大街了,丁字路口也改成十字路口了。
  菜市口早已物非人非,拿着清末的“详细帝京舆图”寻觅菜市口昔日模样,十足是在刻舟求剑。“刑人”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呢?地点是肯定不会消失的。
  原以为找到鹤年堂就算是找到法场了。鹤年堂药店太容易找了,十字街口向西十余米,夹在“小肥羊”和“李老爹香辣蟹”之间。
  清朝时菜市口“刑人”就在鹤年堂门前。前一天晚上,刑部官员会通知鹤年堂掌柜准备酒菜;第二天,就着鹤年堂门前的骑楼搭好席棚,摆好案几,是为监斩台;犯人从刑部大牢押出,出宣武门,一路向南到菜市口,跪到鹤年堂门前。瞬间法场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动机等着看杀人。当时菜市口丁字口的三条土路都很窄,能够看得清杀人场景的充其量也就是几百人。
  眼前的鹤年堂是座二层小楼,灰砖灰瓦,飞檐斗拱,“鹤年堂”的招牌字体古拙雄浑,但铝合金的窗户怎么看怎么透着新鲜劲儿。店员说:“现在这个鹤(北京土音:豪)年堂原来叫西鹤年堂,是鹤年堂的分店。老鹤年堂拆了以后,西鹤年堂这才叫鹤年堂。老鹤年堂在骡马市大街铁门胡同西边一点,现在是菜市口百货。”
  鹤年堂已不是原来的鹤年堂,法场当然不在这儿。
  找到了铁门胡同。胡同里的老者验证道,老鹤年堂确实就在铁门胡同西边一点。法场确定无疑了,就在菜市口百货南门、临近铁门胡同的地面上。
  “左侧横短垣,茅茨复离离。此为陈尸所,剥落墙无皮。右侧坚长秆,其下红淋漓。”现在这里只有红砖铺就的人行道,向南一点是骡马市大街辅路,看看铁门胡同,看看胡同口的吴裕泰茶庄,看看大街南面的米市胡同,《过菜市口诗》中描写的景象简直就像是海外传奇。古人尚且能为文天祥、于谦、袁崇焕建祠,菜市口法场是否应该树立一个六君子殉难纪念碑呢?
  熏风不只是现在,即便回到作为法场的年代,菜市口也多以“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风貌被人提及。
  除了前文提到的鹤年堂和吴裕泰茶庄,当年菜市口附近的老字号,仅卖剪刀的就有“王麻子”、“老王麻子”、“真王麻子”、“老汪麻子”。另外还有以馓子麻花著名的南来顺饭庄;米市胡同里有最早的便宜坊烤鸭店;北半截胡同南口有鲁迅多次招待宾朋的广和居饭庄。
  老作家许钦文1930年代的散文《菜市口》,菜市口仍是一派繁盛景象:“即使到了半夜过,南半截胡同里卖果儿冰糖和油硬面饽饽的叫声仍然不时可以听到”,“……中秋节的前几晚……卖水果和兔二爷的摊子是这样的多,从丞相胡同的口子一直摆到北半截胡同,简直不留一点空地。”
  清朝曾在北京活动的人文、政治名流,与菜市口不沾边的恐怕没几个。
  北半截胡同有谭嗣同故居,南半截胡同有鲁迅故居;米市胡同,李大钊、陈独秀曾创办《每周评论》,更有康有为故居。仅原菜市口胡同,就曾住过曾国藩、左宗棠、龚自珍、刘光第、蔡元培;秋瑾曾在胡同内的女学堂担任教习,李大钊曾在胡同内创办过《晨钟报》。名人们的故居紧密相邻,又都与菜市口近在咫尺。
  他们断然不是冲着法场这个由头住到菜市口的,但他们中确实出了如此之多的愿为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
  “刑人于市”,并不妨碍“大隐隐于市”,菜市口不乏风雅。歌舞宴饮场所自不待言,原来菜市口的财神会馆、文昌会馆都以戏楼著名,湖广会馆也离菜市口不远,戏楼至今仍在使用。纪晓岚的阅微草堂虽然已出菜市口地界,但离菜市口并不远;而曾被鲁迅讥为“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的李渔也曾在菜市口附近居住;1899年秋,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鹤年堂药店发现甲骨文,无疑也是菜市口的一件文化盛事。
  古老的四合院和街巷,让人难以割舍,而现在老字号只剩下鹤年堂和吴裕泰茶庄了;菜市口胡同没了,南半截胡同、米市胡同还在,尚有一些前朝遗韵。也确实,四合院居家拥挤,破败不堪。拆与不拆,心情矛盾。
  现实的菜市口让人感怀的是沧桑巨变,文字中的菜市口才能使人感觉到鲜血从地下汩汩涌出,流进心里。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菜市口当作“无形文化遗产”看待也许更贴切些。


  规则与潜规则
  追思菜市口,是因为那里曾有英雄殉难。在菜市口殒命的,更多的是冤或不冤的犯人们,他们在规则与潜规则的缝隙中挣扎钻营的情状足以令人震惊。
  读清朝法制史,你会发现,按照法律把一个人送到菜市口非常吃力。
  全国所有死刑都要报皇上批准,除皇上外,任何机构、任何朝廷大员都无权直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死刑逐级汇报至皇上,皇上批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堂会审。会审结果再报皇上,皇上“批红”;除强盗、谋反等大逆之罪“立决”;其他罪责较轻的“斩(绞)监候”,要等到“秋审大典”再复核一次,皇上仍要亲自参与定夺。
  秋审大典一般在农历八月的某天进行,清朝所有三品以上的官员都在天安门前金水桥西隆重集合,三法司再次审核死刑,报请皇上勾决,此时的皇上身着素服,文武百官肃立左右。看起来,“斩(绞)监候”可以活命的机会很多,比如父母老迈,犯人是独子等。如果犯人不服,原则上还可以上诉,甚至允许“叩阍”直接上诉到皇上那里。有些“斩(绞)监候”甚至能拖上20年不死。
  从法律规则上看,“恤刑慎杀”的儒家思想使得清朝法律制定得程序繁复,慎重异常,为了人命宁可付出昂贵的行政司法成本。
  有规则就有潜规则。法律之外的潜规则,要比法律执行严格得多,也严酷得多。
  死一个囚犯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儿。据统计,清朝全国每年死刑案件3000件左右,但每年全国监狱中至少要死1万多人。在大堂上被打死,在监狱中病死,被狱卒或同监犯人打死……随时都会死。
  清朝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在《狱中杂记》对潜规则的记载是如此触目惊心:相关司法部门为行敲诈,千方百计把人送进监狱;潜规则的“信誉”极佳,一样的受刑,可以按照行贿金额,精确地把人打死、打残、打伤,甚至没事;潜规则的执行力度也让人咋舌:有被判了死刑但换了他人送死的;有坐牢坐出甜头,与狱卒互为表里敲诈其他犯人的。
  死刑犯人能熬过漫长的规则与潜规则的搅拌,囫囫囵囵活着拉到菜市口,已经算是运气不错了,所以有狱卒向死囚贺喜这一让人哭笑不得的风俗。
  除了立决,菜市口只有冬至前才杀人。杀人的整个过程是规则与潜规则同台竞技的华彩章节。
  刽子手把杀人叫“出人”。“出人”前,刑部会派剃头匠给犯人整理仪容,既可显示规则的仁爱之心,又能掩饰潜规则留在犯人身上的伤痕。行刑的仪仗,一面破锣前面开道,后面跟着犯人的囚车,行刑刽子手披红挂彩走在犯人的后面,监斩官压阵,诸多衙役走在犯人两边。鹤年堂门口席棚,监斩官升座行刑。犯人押到法场后,按规定要给犯人吃一顿“长休饭,永诀酒”,接着就是杀人了。
  按照《大清律例》,死刑执行方式主要是斩和绞,另外大盗枭首,谋反凌迟。据马芷庠1935年编纂、张恨水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记载:在菜市口犯人由东向西排列,刽子手由东向西顺序斩决。
  对于清朝司法人员来说,犯人踏上菜市口的整个过程,无不充满商机。死了就完了?不是,死也有惨死和好死;死后还没完,有全尸和残尸。《狱中杂记》记载,敲诈凌迟者:“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对绞刑:“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斩首,可以把犯人的脑袋收起来,让犯人家属来赎买。
  无冤无仇,何以至此?狱卒说:“是立法以警其馀,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而《狱中杂记》记录的时间是盛世景象初现的康熙五十一年,地点是天子脚下的京师刑部大狱。
  行刑之后,刽子手照例会向鹤年堂要点安神药,而围观人群往往一拥而上,想治病的泡人血馒头,想驱魔的买监斩官勾决犯人的朱笔,还有抢绑犯人的绳子的,据说这种绳子拴牛牛不会惊。清朝时菜市口是“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街泥”,想想菜市口众生在尘埃与泥浆中灵动跳跃的样子,也别有一番滋味。
  最惨的要数犯人家属了,他们还要请“缀元”师傅把犯人的头和身体缝合起来,全尸入殓。棺材铺子就在米市胡同里,原房屋至今还在。
  对于菜市口的死者来说,菜市口是漫长的人间惨剧;但对于绝大多数看客来说,菜市口“刑人”只不过冬至前的一个偶然事件。犯人正法后,法场旋即以黄土掩盖。几天以后车水马龙,街面上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规则和潜规则并不能维持古老帝国的命运,菜市口在清朝行将谢幕的时刻,却成就了自己的非凡意义,抗争开始了。


  法场历史的终结
  义和团起源于山东民间,短时间内席卷河北、天津,1900年春夏,进入涿州,抵达北京。由于刚毅力荐,老佛爷对义和团神功信以为真,支持义和团开进北京。
  义和团反对一切西方列强,一切西方文化,其表达方式充满快意恩仇的非理性冲动。进入北京之后,义和团杀了不少教民和涉嫌西化人士,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所以义和团也杀清廷反对的白莲教。杨典浩的《庚子大事记》记载:6月19日在菜市口,义和团以白莲教罪名“率尔点名,绑赴市口处斩”,一次杀死男妇老幼78名,使得菜市口“市口两旁铺户门外,无首之尸堆满”。
  1900年6月,菜市口是教民、西化人士、白莲教徒的断魂之所。
  义和团尚未向外国开刀之前,德国公使克林德毫无理由地杀害义和团二十余人后被击毙,“克林德事件”是义和团攻打教堂的重要导火索。
  清廷战和两派经过激烈讨论,以慈禧为首的主战派决定对外宣战。为示战斗决心,主和的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五人分别于7月、8月于菜市口斩首并弃市。按清朝律法,立山、联元作为旗人,理应在内务府或宗人府处死。立山和联元弃市于菜市口,看得出老佛爷的决心之大,在此之前,她曾把死敌肃顺送到菜市口斩首,以示羞辱。
  1900年7月、8月,菜市口成了“主和派”的非命之地。
  8月14日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西狩”。“西狩”途中,老佛爷发谕剿杀义和团,义和团受到内外夹攻,菜市口又堆满了义和团的头颅。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八国代表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二款第一条规定严惩肇事者。前后共涉及官员140多人。菜市口又流满了“主战派”的鲜血。
  1900年的菜市口法场是如此繁忙,教民、西化人士、白莲教徒、义和团、主和派、主战派,各色人等在菜市口大团圆之后,鲜血终于渗在了一起。
  1900年,当西方与中国在菜市口遭遇时,所谓文明与落后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八国联军进京后“杀人放火,强奸豪夺,无所不有”。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在《我的世纪》中的描写并非文学杜撰:“不列颠人和我们德国人最喜欢用枪来快速解决,日本人则更愿意采用他们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斩首。按照规定把拳师们驱赶到前门广场……他们的辫子被捆在一起,看上去很滑稽。然后是集体枪决或者单个砍头。……日本的刽子手们为了一刀砍得漂亮,先把他们脖梗上的辫子割掉,因此,广场上经常会有一小堆一小堆被割下来的满是尘土的中国人的辫子。”
  京城的法场不再只有菜市口,东交民巷、前门广场,无不是法场。初来乍到时,八国联军杀人采用的是中国人不熟悉的枪毙,而后竟也迅速入乡随俗,开始采用中国式的砍头,这也算是文化融合的一种吧。
  1906年,卢汉铁路正式建成通车,后铁路由卢沟桥延伸至北京,名为京汉铁路。车站不带菜市口,菜市口作为顶级闹市的地位开始趋向没落。
  19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仿照西方近代刑法体例、原则制定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斩首基本结束,菜市口血腥味淡了许多。同年,清朝完了。
  1914年,北京《惩治盗匪法》规定:死刑用枪毙。随即,北京的法场也从菜市口迁至天桥南面。菜市口作为法场的历史彻底结束了,其行刑所用鬼头刀五柄、凌迟分尸刀十柄,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里。(主要资料来源:感谢吴越先生,韶华先生,徐萍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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