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胡同

　　李大钊1916年从日本回国来到北京,一直到1927年就义,先后在北京住过8个地方。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是他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住所。

　　文华胡同这个名字，是1965年整顿地名时，为了纪念李大钊才改的。它原来的名字叫石驸马后宅。说起石驸马后宅名字的由来，还真有一段历史掌故呢。

　　在明朝这一带属于阜财坊。据明史记载，明宣宗的二女儿顺德公主下嫁石璟，驸马宅邸就在这一带。后来，人们就将驸马宅邸的大街叫做石驸马大街。不过，石璟这个驸马的下场也不太好。当时大宦官王振权势熏天，残酷打击、肆意诛戮不奉承他的官员，甚至连皇亲国戚也不放在眼里。“驸马都尉石璟詈其家阉，振恶贱己同类，下璟狱”。这句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意思就是驸马都尉石璟叱骂他自己家的太监，王振觉得这是骂和自己一样的人，很是厌烦，就找机会网罗罪名，把石璟下了大狱。成化十六年，石璟与顺德公主合葬在今天石景山区琅山村一带。

石驸马大街后边的小胡同，起初叫石驸马街后半边胡同。乾隆年间称后闸胡同，宣统年间又称石驸马后宅，简称后宅胡同。

　　1920年9月，李大钊租了石驸马后宅35号(今文华胡同24号)。35号院坐落在文华胡同中段路南,分为南北两个院落,总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李大钊一家生活在北院。这是个三合院，正房3间，东西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北房东间是卧室，中间是餐厅，西间为子女读书处。西厢房3间作书房和会客厅。院子有3株海棠树，南面是花畦和盆花。

　　在石驸马后宅35号居住期间，也是李大钊革命生涯紧张忙碌的一个时期。

　　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李大钊办公室，他和张申府、张国焘发起组织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心之一。他每月捐80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李大钊被推举为书记；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张国焘、邓中夏发起，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召开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公推高君宇为书记。

　　1921年1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学。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在那里叫工人识字，宣传革命道理；7月23日，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党支部派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下半年，李大钊担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并先后建立了东城、西城、西山和长辛店机车厂4个支部。

　　上面简约的记述，可以看出李大钊在文华胡同居住期间的革命斗争轨迹。

　　让我们还是走进石驸马后宅35号，看看在那里发生的事儿吧。

　　1921年6月2日晚上，一家人围着八仙桌正要吃饭。夫人赵韧兰念叨说：“差不多快一年了，月月欠薪。每月大学发的那点薪水，你又不如数拿回来。再这样下去，家了就揭不开锅了。”

　　李大钊看着饭桌上摆着的咸鱼、高粱米粥，板着面孔说：“现在军阀把持政权，尽想争地盘，哪里还顾得教育经费！职员家里现在恐怕连口粥也喝不上了。”

　　全家人刚吃完饭，西屋的电话铃就响了。李大钊拿起电话，高声地说：“准备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7点以前我到学校里来！”

　　李大钊接完电话回来，夫人赵韧兰关切地问：“是不是明天就去？”

　　李大钊愤恨地说：“一定要去的。难道我们就让他们这样摆布下去吗？他们不讲道理，我们只有反抗，把请愿变成示威！我们要质问这些坏蛋，他们到底把办教育的经费搞到哪里去了！如果这伙狗豺们不肯出面，我们的请愿书也已经写好了，那就用书面跟他们讲道理。”

　　正如李大钊所料。6月3日，李大钊率北京各校教职员、学生代表，到北洋政府请愿。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大总统徐世昌拒绝会见索薪团。于是，索薪团就把请愿书递了上去。徐世昌一看请愿书上有讥讽他的话：“徐大总统，你自己本来就是无耻，还有脸面提倡什么‘四存’，这就更无耻了！”气得脸儿发白，一言不发，就把请愿书给了国务总理靳云鹏。靳云鹏一看，马上下令：“这还行！卫兵，给我打！”

　　新华门前，北洋政府的卫兵用枪把和索薪团打了起来。马叙伦的左眼角被打得鲜血直淌。李大钊见卫兵行凶，挺身而出，脑门也被刺破了。他站在总统府影壁前，发表演说，揭露军阀。讲到最激奋的时候，脚底下污泥一滑，摔倒了。大家赶紧把他送到了顺治门里的首善医院。

　　听说新华门前出事儿了，李大钊的两个孩子到石驸马后宅胡同东口等爸爸，就是不见爸爸的身影。后来，有人来家里报信儿，告诉已经将李大钊送医院了，不太碍事儿。但是，一家人还是放心不下，在担忧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夜。第二天早晨，李大钊头上缠着纱布，回到了后宅胡同35号的家中。

　　二七惨案发生后，北京反动军阀政府通缉李大钊，并开始迫害他的家人。

　　一天，李大钊的儿子在门口玩儿，来了一群流氓，把他包围起来就打。夫人赵韧兰的侄子正好在家，拿起李大钊的紫檀木手杖，出门还击。这伙儿流氓像恶狗一样，冲进院子，闯进李大钊的书房，把书乱翻乱扔。洁净的书房一片狼籍，那伙儿流氓扬长而去。

　　军阀政府还派人冒充小偷，隔三差五地来捣乱。“小偷”偷走了家里的白箱子，夜里在房上乱窜，往院子里扔石头等等。

　　当李大钊的家人向警察报案时，军阀政府的警察却无动于衷。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骚扰和迫害，1924年2月，夫人赵韧兰被迫带着全家，搬到了西城区铜幌子胡同甲3号。

　　历史往往有许多的巧合。

　　石驸马后宅35号，1946年又成为爱国国画大师黄宾虹的寓所。尽管李大钊、黄宾虹居住的时间不同、居住的房屋也不同，但住在同一胡同的前后院，也让人感到传奇。

　　1937年，74岁的黄宾虹，应邀到北平鉴定故宫的书画，并兼任国画研究院导师、北平艺专教授，住在石驸马后宅7号。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他只能“伏居燕市”。

　　蛰伏北平期间，黄宾虹保持民族气节，不做“软体动物”，表现了一代国画大师的铮铮铁骨。

　　黄宾虹将画室名曰“竹北移”，书画题款不再用“宾虹”，改用“予向”，表明自己怀念乡邦、卧薪尝胆、面壁苦参的决心。

　　黄宾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英国人编印的《中华名画集》，专程请他作序。为了拉拢他，日伪当局想请他出任北平美术馆馆长，但黄老坚辞不就，并挥笔画梅花一幅，题诗言志：烟云富贵，铁石心肠。耐此岁寒，以扬国光。

　　1939年，日本著名画家中村不折、桥本关雪二人，委托画家荒木石亩来北平看望黄宾虹。黄宾虹不见，请学生石谷风转告荒木石亩：眼下中日交战，私人交情再好，也没有国家民族的事体大，宴会不去，也不想见他。但荒木石亩执意要见，黄宾虹只好在写一张告示贴在门首：黄宾虹因头痛复发，遵医生所嘱需静养，概不会客，请予谅解。

　　到了1943年，黄老打算吃碗寿面、喝杯寿酒，给自己过80大寿了。可他太知名了，朋友、弟子争相祝寿。在北平，大画家齐白石送来一幅《蟠桃图》，祝黄老80初度。在上海，傅雷、裘柱常、顾飞、张菊生、陈叔通、李拨可、王秋眉、邓秋枝、高吹万等人，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黄宾虹先生八秩书画展》，并印《黄宾虹山水画册》及“特刊”，遥祝先生寿诞。

　　这种机会，日本人是不会放过的。北平艺专“辅佐官”伊京、黑田，委托学校的两位先生出面，说什么为共存共荣、为庆祝黄宾虹君八十大寿，特举行庆寿大会、举办画展。黄老十分气愤，拒不答应。日本人三番五次地促，他始终推托不去。

　　黄宾虹的选择，使他加倍贫困、加倍孤独。

　　中日战火越燃越大，黄老先生的生活也更困窘了，经常一日三餐不济。石附马胡同有个卖米的德州人，黄老时常光顾。一天，黄老又去买大米，德州人称了10斤大米已经倒进黄老的米袋，可黄老一摸兜儿，空空如也，没有钱。黄老很不好意思，问到：“没带钱，怎么办？”德州人倒也爽快：“下次再说。”以后，德州人每隔十天八天，就给黄老送来几斤大米。一家人要吃饭，大米不能不要。没有钱，黄老就他送一幅画儿，以画换米度日。

　　老朋友许尧的诗，形象地勾画出了黄老的北平生涯：“风雪埋头耐讨寻，寂寥巷陌一灯深。摒除万事成孤悦，癖古何知更有今。”

　　抗战胜利了，黄宾虹复任北平艺专教授。1946年，他从石驸马后宅7号移居石驸马后宅35号。不料，美国大兵闯进了北平，胡作非为，强奸中国学生。美军的暴行使黄宾虹产生了离开北平的念头。国民党当局知道后，鉴于他的名望，想以北平博物馆馆长或艺专校长的职务挽留他。黄宾虹坚辞不就，离开“专制压迫之久，思想迟钝”的北平，南返杭州，就任国立西湖艺专教授。

　　文华胡同旁边还有新文化街、文昌胡同。新文化街是为纪念鲁迅而命名的，文昌胡同曾有一座张学良的宅第。三条胡同都带“文”字，李大钊、鲁迅、张学良又都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这在北京的胡同中，也是罕见的。

80多年来,文华胡同24号李大钊故居一直被作为民居使用。随着2008北京奥运脚步越来越近，李大钊故居被列入了《北京市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2006年，西城区政府启动了李大钊故居腾退、修缮工程。2007年4月28日，也就是李大钊就义80周年之际，李大钊故居向公众开放。

　　文华胡同，闪耀着革命的光辉，散发着文化的芳香。尘封的历史，总会被后人认真地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