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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胡同

2012年03月11日

  为纪念李大钊,1965年市政府将石驸马后宅改为文华胡同。文华胡同24号,是李大钊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住所,后来又成为爱国国画大师黄宾虹的寓所。2007年4月28日,李大钊故居向公众开放。封尘的传奇历史,等待着您的解读。

文华胡同[墙根网]

文华胡同24号李大钊故居  刘岳 摄

  李大钊1916年从日本回国来到北京,一直到1927年就义,先后在北京住过8个地方。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是他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住所。
  文华胡同这个名字,是1965年整顿地名时,为了纪念李大钊才改的。它原来的名字叫石驸马后宅。说起石驸马后宅名字的由来,还真有一段历史掌故呢。
  在明朝这一带属于阜财坊。据明史记载,明宣宗的二女儿顺德公主下嫁石璟,驸马宅邸就在这一带。后来,人们就将驸马宅邸的大街叫做石驸马大街。不过,石璟这个驸马的下场也不太好。当时大宦官王振权势熏天,残酷打击、肆意诛戮不奉承他的官员,甚至连皇亲国戚也不放在眼里。“驸马都尉石璟詈其家阉,振恶贱己同类,下璟狱”。这句话翻译成现代白话,意思就是驸马都尉石璟叱骂他自己家的太监,王振觉得这是骂和自己一样的人,很是厌烦,就找机会网罗罪名,把石璟下了大狱。成化十六年,石璟与顺德公主合葬在今天石景山区琅山村一带。
石驸马大街后边的小胡同,起初叫石驸马街后半边胡同。乾隆年间称后闸胡同,宣统年间又称石驸马后宅,简称后宅胡同。
  1920年9月,李大钊租了石驸马后宅35号(今文华胡同24号)。35号院坐落在文华胡同中段路南,分为南北两个院落,总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李大钊一家生活在北院。这是个三合院,正房3间,东西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3间。北房东间是卧室,中间是餐厅,西间为子女读书处。西厢房3间作书房和会客厅。院子有3株海棠树,南面是花畦和盆花。
  在石驸马后宅35号居住期间,也是李大钊革命生涯紧张忙碌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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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塑像 刘岳 摄

  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李大钊办公室,他和张申府、张国焘发起组织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心之一。他每月捐80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李大钊被推举为书记;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张国焘、邓中夏发起,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召开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公推高君宇为书记。
  1921年1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学。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在那里叫工人识字,宣传革命道理;7月23日,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党支部派张国焘、刘仁静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下半年,李大钊担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并先后建立了东城、西城、西山和长辛店机车厂4个支部。
  上面简约的记述,可以看出李大钊在文华胡同居住期间的革命斗争轨迹。
  让我们还是走进石驸马后宅35号,看看在那里发生的事儿吧。
  1921年6月2日晚上,一家人围着八仙桌正要吃饭。夫人赵韧兰念叨说:“差不多快一年了,月月欠薪。每月大学发的那点薪水,你又不如数拿回来。再这样下去,家了就揭不开锅了。”
  李大钊看着饭桌上摆着的咸鱼、高粱米粥,板着面孔说:“现在军阀把持政权,尽想争地盘,哪里还顾得教育经费!职员家里现在恐怕连口粥也喝不上了。”
  全家人刚吃完饭,西屋的电话铃就响了。李大钊拿起电话,高声地说:“准备好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7点以前我到学校里来!”
  李大钊接完电话回来,夫人赵韧兰关切地问:“是不是明天就去?”
  李大钊愤恨地说:“一定要去的。难道我们就让他们这样摆布下去吗?他们不讲道理,我们只有反抗,把请愿变成示威!我们要质问这些坏蛋,他们到底把办教育的经费搞到哪里去了!如果这伙狗豺们不肯出面,我们的请愿书也已经写好了,那就用书面跟他们讲道理。”
  正如李大钊所料。6月3日,李大钊率北京各校教职员、学生代表,到北洋政府请愿。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大总统徐世昌拒绝会见索薪团。于是,索薪团就把请愿书递了上去。徐世昌一看请愿书上有讥讽他的话:“徐大总统,你自己本来就是无耻,还有脸面提倡什么‘四存’,这就更无耻了!”气得脸儿发白,一言不发,就把请愿书给了国务总理靳云鹏。靳云鹏一看,马上下令:“这还行!卫兵,给我打!”
  新华门前,北洋政府的卫兵用枪把和索薪团打了起来。马叙伦的左眼角被打得鲜血直淌。李大钊见卫兵行凶,挺身而出,脑门也被刺破了。他站在总统府影壁前,发表演说,揭露军阀。讲到最激奋的时候,脚底下污泥一滑,摔倒了。大家赶紧把他送到了顺治门里的首善医院。
  听说新华门前出事儿了,李大钊的两个孩子到石驸马后宅胡同东口等爸爸,就是不见爸爸的身影。后来,有人来家里报信儿,告诉已经将李大钊送医院了,不太碍事儿。但是,一家人还是放心不下,在担忧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夜。第二天早晨,李大钊头上缠着纱布,回到了后宅胡同35号的家中。
  二七惨案发生后,北京反动军阀政府通缉李大钊,并开始迫害他的家人。
  一天,李大钊的儿子在门口玩儿,来了一群流氓,把他包围起来就打。夫人赵韧兰的侄子正好在家,拿起李大钊的紫檀木手杖,出门还击。这伙儿流氓像恶狗一样,冲进院子,闯进李大钊的书房,把书乱翻乱扔。洁净的书房一片狼籍,那伙儿流氓扬长而去。
  军阀政府还派人冒充小偷,隔三差五地来捣乱。“小偷”偷走了家里的白箱子,夜里在房上乱窜,往院子里扔石头等等。
  当李大钊的家人向警察报案时,军阀政府的警察却无动于衷。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骚扰和迫害,1924年2月,夫人赵韧兰被迫带着全家,搬到了西城区铜幌子胡同甲3号。
  历史往往有许多的巧合。
  石驸马后宅35号,1946年又成为爱国国画大师黄宾虹的寓所。尽管李大钊、黄宾虹居住的时间不同、居住的房屋也不同,但住在同一胡同的前后院,也让人感到传奇。
  1937年,74岁的黄宾虹,应邀到北平鉴定故宫的书画,并兼任国画研究院导师、北平艺专教授,住在石驸马后宅7号。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他只能“伏居燕市”。
  蛰伏北平期间,黄宾虹保持民族气节,不做“软体动物”,表现了一代国画大师的铮铮铁骨。
  黄宾虹将画室名曰“竹北移”,书画题款不再用“宾虹”,改用“予向”,表明自己怀念乡邦、卧薪尝胆、面壁苦参的决心。
  黄宾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英国人编印的《中华名画集》,专程请他作序。为了拉拢他,日伪当局想请他出任北平美术馆馆长,但黄老坚辞不就,并挥笔画梅花一幅,题诗言志:烟云富贵,铁石心肠。耐此岁寒,以扬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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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先生

  1939年,日本著名画家中村不折、桥本关雪二人,委托画家荒木石亩来北平看望黄宾虹。黄宾虹不见,请学生石谷风转告荒木石亩:眼下中日交战,私人交情再好,也没有国家民族的事体大,宴会不去,也不想见他。但荒木石亩执意要见,黄宾虹只好在写一张告示贴在门首:黄宾虹因头痛复发,遵医生所嘱需静养,概不会客,请予谅解。
  到了1943年,黄老打算吃碗寿面、喝杯寿酒,给自己过80大寿了。可他太知名了,朋友、弟子争相祝寿。在北平,大画家齐白石送来一幅《蟠桃图》,祝黄老80初度。在上海,傅雷、裘柱常、顾飞、张菊生、陈叔通、李拨可、王秋眉、邓秋枝、高吹万等人,在上海宁波同乡会举办《黄宾虹先生八秩书画展》,并印《黄宾虹山水画册》及“特刊”,遥祝先生寿诞。
  这种机会,日本人是不会放过的。北平艺专“辅佐官”伊京、黑田,委托学校的两位先生出面,说什么为共存共荣、为庆祝黄宾虹君八十大寿,特举行庆寿大会、举办画展。黄老十分气愤,拒不答应。日本人三番五次地促,他始终推托不去。
  黄宾虹的选择,使他加倍贫困、加倍孤独。
  中日战火越燃越大,黄老先生的生活也更困窘了,经常一日三餐不济。石附马胡同有个卖米的德州人,黄老时常光顾。一天,黄老又去买大米,德州人称了10斤大米已经倒进黄老的米袋,可黄老一摸兜儿,空空如也,没有钱。黄老很不好意思,问到:“没带钱,怎么办?”德州人倒也爽快:“下次再说。”以后,德州人每隔十天八天,就给黄老送来几斤大米。一家人要吃饭,大米不能不要。没有钱,黄老就他送一幅画儿,以画换米度日。
  老朋友许尧的诗,形象地勾画出了黄老的北平生涯:“风雪埋头耐讨寻,寂寥巷陌一灯深。摒除万事成孤悦,癖古何知更有今。”
  抗战胜利了,黄宾虹复任北平艺专教授。1946年,他从石驸马后宅7号移居石驸马后宅35号。不料,美国大兵闯进了北平,胡作非为,强奸中国学生。美军的暴行使黄宾虹产生了离开北平的念头。国民党当局知道后,鉴于他的名望,想以北平博物馆馆长或艺专校长的职务挽留他。黄宾虹坚辞不就,离开“专制压迫之久,思想迟钝”的北平,南返杭州,就任国立西湖艺专教授。
  文华胡同旁边还有新文化街、文昌胡同。新文化街是为纪念鲁迅而命名的,文昌胡同曾有一座张学良的宅第。三条胡同都带“文”字,李大钊、鲁迅、张学良又都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这在北京的胡同中,也是罕见的。
80多年来,文华胡同24号李大钊故居一直被作为民居使用。随着2008北京奥运脚步越来越近,李大钊故居被列入了《北京市人文奥运文物保护计划》。2006年,西城区政府启动了李大钊故居腾退、修缮工程。2007年4月28日,也就是李大钊就义80周年之际,李大钊故居向公众开放。
  文华胡同,闪耀着革命的光辉,散发着文化的芳香。尘封的历史,总会被后人认真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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