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魏染胡同--邵飘萍的故事
魏染胡同.
在宣武区骡马市大街路北，有个魏染胡同。魏染胡同的得名有二种说法。据说早年间胡同中有魏姓的染坊，口口相传，于是老百姓就把这条胡同称作魏染胡同。另外据《北平地名志》记载：据传明宦官魏忠贤曾在此居住。魏被诛后，此巷名为魏阉胡同。后来为了避恶名，改为魏染胡同。实际上，在魏忠贤出生之前，魏染胡同的叫法就有了。不过，可以明确一点，魏染胡同属于因人而得名的胡同。
魏染胡同在历史上就是文人荟萃的地方。有清一代，就住过许多文人骚客。先给您介绍两位大诗人。
这第一位大诗人，名叫吴伟业（1609～1671），江南太仓人。说到吴伟业，您可能不太知道。“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描写吴三桂和陈圆圆情感纠葛的名句，您一定知道。其实，这句就出自吴伟业的《圆圆曲》。据说，吴伟业14岁就能写一手好文章。崇祯四年，他以会试第一、殿试第二的优异成绩考取进士。当时有人攻击主考官，秧及吴伟业。崇祯皇帝亲自审阅了他的试卷，作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的批示。又特赐他归里娶亲，荣极一时。他的诗当时就有“文彩风流，映照一时”之誉。尤其是七言歌行，自成一体，世称“梅村体”，被誉为“江左三大家”。
由于吴伟业书生意气，傲视一方，也招来别人的排斥和嫉妒，讽刺他两朝作官，“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
清代在魏染胡同住过的另一位大诗人叫查慎行（1650～1727），浙江海宁人。说到查慎行，您可能不太清楚。但提到当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您一准儿知道。实际上，查慎行就是金庸的先祖。金庸原名叫查良镛，笔名“金庸”，就是由“镛”字一分为二得来的。查慎行是康熙朝的举人，被赐进士。据说他5岁就能作诗，十岁写出《武侯论》，人称“旷世奇才”。后来，查慎行带着家乡“钱江潮”的激荡雄风，来到京师的小胡同，成为康熙身边的近臣。一次康熙游览“南苑”，垂钓湖边，命身边的举子赋诗，查慎行因为一句：“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被宫中的人称为“烟波钓徒查翰林”。
查家当时“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不过，盛极必衰。雍正年间，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官，出了几道考题，惹来杀身之祸。一道出自《易经》“正大而天地之情”一道出自《诗经》“百事盈止，妇子宁止”。生性多疑的雍正想到前不久刚刚被砍头的汪景祺，不也说过“正字有‘一止之象’”吗？可见查嗣庭也是在诽谤我雍正。这还了得，大兴文字狱的雍正皇帝将查家严办。查嗣庭和他的儿子瘐死狱中，族人遭到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的考试。大诗人查慎行受牵连，奉旨领着全家进京投狱。途中写下诗句“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
后来的野史、笔记小说，把这个清代著名的文字狱，说成查嗣庭出的考题源出《诗经商倾 玄鸟》“维民所止”，说“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了头，要杀皇帝。这说法恐怕属于现在流行的“戏说”吧。
不过，说到魏染胡同，就必须说说《京报》馆。
当您走进魏染胡同，在胡同中间路东，一准儿会看见一座浅灰色的两层西式小楼。小楼大门两侧欧式风格的石柱，与附近的中式建筑风格迥然不同。楼门上方镌刻着3个俊秀的行楷大字——“京报馆”。这还是当年小楼主人、中国新闻事业先驱者邵飘萍的手迹。
邵飘萍故居也在魏染胡同。故居紧靠《京报》馆南墙，是一所两进四合院。一进院正房、厢房各三间；二进院正房五间，厢房各一间。
您如果向胡同里的老街坊问起《京报》馆、问起邵飘萍，他们就透着自豪，满口京腔，向您讲起那尘封近百年的故事。
《京报》是杰出报人邵飘萍一手创办的报纸。1918年10月5日在宣武门外珠巢街初办，后来又迁到了琉璃厂东街西端的小沙土园胡同。
1925年10月26日，经过邵飘萍的努力，新的《京报》馆在魏染胡同落成（《京报》第一次载明报社地址在魏染胡同，是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也就是1925年10月31日）。当时一层是传达室和经营所，二层是编辑部与经理室。在报馆附近还办了邵明印刷厂，有三四十名工人、20几间房、四五台手摇印刷机。印刷厂还挖了地下印刷室，只有印秘件时才使用。为了采访方便，邵飘萍购买了一辆黑色小轿车。还买了10辆自行车，雇佣工人送报纸。
现在魏染胡同30号，就是《京报》馆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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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邵飘萍，那可是当年北京城的一位风云人物。他风流倜傥、才华横溢、慷慨仗义、笔锋犀利。
邵飘萍曾立下誓言：做一位仗义执言的“无冕之王”，做一位良知灼然的“社会公人”，做一位“第三者”。他主张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为了激励报社同人秉笔直书、宣达民意，邵飘萍从明代义士杨椒山“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著名诗句中，提炼出“铁肩辣手”四个字，挥笔大书，挂在报社办公室内。这意思十分明白：“辛辣”是《京报》的特色。
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三一八示威、国民革命，邵飘萍参与其中；李大钊、毛泽东、高君宇、鲁迅、冯玉祥，是邵飘萍的战友；曹汝霖、段祺瑞、张作霖，是邵飘萍的冤家对头。邵飘萍当年的革命活动概括成一句话：重大事件必有他的身影，著名人物总会和他牵连。
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校长蔡元培任会长。蔡元培礼贤下士，聘请邵飘萍为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当时《京报》初创，业务繁忙。但邵飘萍每星期天上午10—11点都要去讲课，介绍新闻学、介绍他的新闻理念和采访经验：“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主持公道、不怕牺牲”；“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
当时在北大聆听邵飘萍讲课的学生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人物。高君宇、罗章龙、谭平山、陈公博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那时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馆书记，是他的忠实听众，也可以算作他的学生。毛泽东对邵飘萍印象特别深、特别好。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
1919年5月3日晚上7点，北大学生在法科大礼堂召开大会，邵飘萍在会上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遭到挫折的原因与经过，并大声疾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夜里，他又赶回报馆，连夜撰写新闻与评论，在4号的《京报》上发表。以后，邵飘萍又在《京报》上设置专栏，反对曹汝霖亲日卖国行为，揭露当局的卖国罪行。
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京报》以醒目大字《昨日长辛店抢击工人大惨案》，怒斥军阀的野蛮罪行，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直系军阀吴佩孚看了之后，气得咬牙切齿，在纸上连续写下邵飘萍的名字，发泄心头的不满。
1924年10月，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从紫禁城里赶走了末代皇帝溥仪，推翻了贿选总统曹锟的政权。邵飘萍在《京报》上称赞国民军的功绩和严格的纪律。冯玉祥将军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京报》几乎每天报道孙中山的消息。孙中山为表彰《京报》的功绩，特意派人送去一张背面书写着“孙文赠 京报社惠存”的照片。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学生的五卅惨案。6月1日，《京报》刊登《沪界印捕枪杀学生之惨剧》等报道和评论，怒斥帝国主义是“人中豺狼”、“强盗化身”。
1926年3月18日，在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第2天，《京报》发表讨段檄文《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5天后，北京各界民众自发举办了一个追悼会，悼念刘和珍、杨德群、魏士毅等47位死难者。北京学生总会党团书记陈毅挺身而出，昂然登上主席台，疾言厉色声讨段祺瑞政府祸国殃民的暴行，全场为之震动。由于军阀当局的高压，陈毅讲完之后，一时间无人发言，会场呈现出令人尴尬的沉默。这时，邵飘萍阔步走上讲台。只见他青衣马褂，语气平和，但句句话语充满了火力，每一发“子弹”都能命中反动军阀的要害。同时，《京报》印制了30万份名为“首都大流血写真”的特刊，详实地报道了执政府卫队“平暴”的真相。
早在1925年11月，冯玉祥、郭松龄讨伐张作霖的时候，《京报》就欢呼这个果敢的行动，将郭松龄的照片散发到前线，动摇奉军的军心。
冯玉祥将军由衷地赞叹“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夸赞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东北王张作霖张大帅，既恨邵飘萍，又怕邵飘萍。一时半会儿又想不出好办法，居然愚蠢地给《京报》汇款30万元，想公然收买。邵飘萍又好气、又好笑，将银钱全部退回。这以后，《京报》攻击张作霖的火力更猛了。他对 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1926年4月，当国民军准备撤出北京城时，冯玉祥十分担心邵飘萍的安全，三次派人到邵飘萍的家里，劝他随军撤退。但邵飘萍不愿离开自己的阵地。
4月18日，张作霖的奉军进入北京城。土匪出身的张作霖自有土匪的招数。他一面公布所谓的《维护地方治安公告》，其中特别规定：“宣传共产，鼓吹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一面以两万块大洋外加造币厂总监之职的双重诱饵，收买了邵飘萍的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
当时，邵飘萍在家人的劝说下，住进了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
这天邵飘萍家中来电话，告诉他报馆和家里都有些事需要办理。邵飘萍心急如焚，决定回报馆看看。但他又不敢贸然回去，就打电话给张翰举，询问情况。张翰举见利忘义，卖友求荣。欺骗邵飘萍说：形势已缓和，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滥杀名流。他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少帅允诺《京报》可以照常出版。你放心回来吧，保管没事！
邵飘萍轻信了张翰举的谎言。
24日下午5点左右，邵飘萍借着夜幕的掩护，乘车赶到报馆。他将一则事先写好的《飘萍启事》交给妻子，准备刊出。又商量了《京报》继续维持下去的许多问题。一个小时后，邵飘萍乘车匆忙离去。当汽车开到魏染胡同南口时，突然遭到侦缉队的阻拦，荷枪实弹的警察将邵飘萍押到警厅。
25日凌晨4点，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及家人，才获悉邵飘萍被捕的消息。于是立即通告各方面人士，恳请紧急营救邵飘萍。消息一经传开，新闻界强烈震荡。
下午3点，新闻界召开会议，商讨营救邵飘萍的办法。最后决定由《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等13家新闻单位，各派一名代表，集体去游说张学良。
下午5点，刘煌等13名代表，分乘４辆汽车来到石老娘胡同，求见张学良，再三恳请军方能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或监禁邵飘萍，以免其死。
张学良告诉大家：逮捕飘萍一事，老帅与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也不恶，惟此次……碍难挽回。
代表们再三恳请，言以利害，而张学良不为所动。最后表示：宁肯一一负荆请罪，此事实无挽回余地。
26日凌晨1时许，直奉鲁晋总执法处提审邵飘萍，“严刑讯问，胫骨为断”。审问进行了2个多小时。最后罗列的罪状是：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为炯戒，此令。
4时20分，执法处将邵飘萍押到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道别，并且调侃道：“诸位免送！”然后面向东方天际，哈哈大笑。枪声响起，笑声戛然而止。
邵飘萍遇难后，刑吏敬重邵飘萍铮铮铁骨，不忍他暴尸荒野，用一口薄皮棺材，将他浮埋在崇文门外二郎庙义冢，前面插上长条木牌儿做标记，写着“邵飘萍墓”几个字。
第二天，邵飘萍的家人将他的尸骨挖出后，只见子弹从脑后射进，从脸左颊射出，满面血痕，惨不忍睹。他的两位夫人汤修慧、祝文秀当场昏厥过去。邵飘萍的老岳母徐三姐，一边流着老泪，一边用药棉和着清水，为邵飘萍擦洗脸上的血污，梳理头发，换上干净的衣衫。京剧演员马连良拍下了当时的照片。
邵飘萍的灵柩先停在殡仪馆，后来传出张作霖要倒棺割头的风声。于是，大家将灵柩转移多次，最后安葬在广安门外天宁寺古塔下面。
人民不会忘记邵飘萍，历史不会湮没邵飘萍。
1949年4月21日，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在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的报告上批示“照办”。邵飘萍，不仅是一位凛然不屈的勇士，他还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1925年由李大钊、罗章龙介绍秘密入党。198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下文加以确认。
1982年4月2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将邵飘萍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严济慈1984年为邵飘萍的题词结束这篇小短文吧：
挥毫似剑伐魑魄，
开一代报业新风。
喋血如丹荐轩辕，
树千秋志士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