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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堂子胡同名人多

2012-03-11 13:30

  要说历史上北京哪条胡同名人多,有着近800年历史的东堂子胡同,应该榜上有名。

  明朝的时候,这条胡同叫堂子胡同。“堂子”一词是中国南方的方言,实际上就是妓院的意思。胡同的命名大概与当年胡同中的妓院有关。到了大清,胡同的名字就改成了东堂子胡同。

  在东堂子胡同留下匆匆历史脚步的,有大清朝的权臣鳌拜、大学士赛尚阿、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伍连德、民国元勋和教育家蔡元培、文学大师沈从文、妇科专家林巧稚等等。东堂子胡同就像是一条闪耀着历史光辉的文化长廊,记录着、展示着珍贵的历史影像。

  东堂子胡同的故事太多了,先说说大清末期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吧。

  东堂子胡同49号,原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所在。“总理衙门”大概想当于今天的外交部吧。49号的西半部分,是大臣们与外国使节外交活动的场所;东半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外语教学机构--京师同文馆的教学场所。

  本来,闭关自守的清政府,从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涉外活动由朝廷的礼部、理藩院以及地方的督抚大员等兼管。可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天朝大国”被迫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中外交涉日见纷繁。于是,恭亲王奕訢等上书,提议创设一个专办“夷务”的外事机构。1861年1月,正在热河避暑山庄的咸丰皇帝密谕批准。

  据说,朝廷视“总理衙门”为军国要地。为了保证国家机密不被泄露,筹建的时候,一度想设在紫禁城内。后来一想,让外国人出入宫禁之地,也太不合体统了,于是就选址在离皇宫不远的东堂子胡同的一个铁钱公所旧址内。

  铁钱公所原来是清一等超勇公、大学士赛尚阿的府第。由于他镇压太平天国不利,咸丰皇帝将他治罪,府第收回。因为太平天国占据南方半壁江山,云南的滇钱运不到北京,清政府只好以铁当铜,改铸铁钱。赛尚阿的府第就变成了铁钱公所。当年设立“总理衙门”事起仓促,除了将大门略加修改外,其余的都因陋就简,只是稍做整理,甚至窗户纸都是自己动手糊的。

  1901年清政府实施宪政改革,“总理衙门”就改为外务部了,而且名列朝廷六部之首。

  东堂子胡同的名人太多了,这篇小文只能表表几个人物。

  在东堂子胡同东口55号(今4号、6号),原来有一幢精致的法式建筑,这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先驱--伍连德博士的故居。

  伍连德这个名字,北京人可能不太熟悉,可哈尔滨人却太熟悉了。1910年冬,西伯利亚发生肺鼠疫,经中东铁路传入哈尔滨,祸延整个东北,死了6万多人。

  值此危难时刻,出生于马来西亚、获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时任天津北洋陆军医学校帮办(副校长)的伍连德,被委任为东北防疫总医官。他深入疫区,采取断绝交通、隔离疫区、收容染疫者、火化疫尸的手段,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鼠疫,赢得了“鼠疫斗士”的称号。大清朝廷特地赏赐他“医科进士”。

  伍连德博士在北京也留下了历史遗迹。现在的北大人民医院,就是由他创办的北京中央医院发展而来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伍连德举家移居香港。1946年他回到出生地,1960年在马来西亚逝世。

北京东堂子胡同名人多
蔡元培先生

  东堂子胡同33号(今75、77号)是当年蔡元培的故居,现在分为两个院落。

  1916年9月,民国政府教育部部长范源濂邀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当时的北京大学可不是现在北京大学的样子。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而京师大学堂则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产物。

  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被称为老爷。差不多每个学生都雇个当差的。上课铃响了,当差的得说一声:请老爷上课。他们读书不是为了长学问,而是为了日后当官。学堂的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许多人不学无术,可学生认为以后可以做靠山,欢迎得很。

  到了1916年时,京师大学堂虽然早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但“皇家大学”的衙门气儿还是浓了去了。所以,朋友们劝蔡元培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但蔡元培坚持己见:“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正式赴北大就职。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的回忆,蔡元培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平民校长的丰采一进校门儿就显露出来了。

  蔡元培被人们称为“学界泰斗”,官职不低,但他非常俭朴。他在北京供职多年,先后在西城、宣武、东城住过,始终没有自己购置私房,一直是租住他人的房屋。东堂子胡同33号正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期的住所。

  蔡元培主政北大后,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着手充实教员队伍,吸收进步学者。

  蔡元培到任10天,就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相当于现在的文学院院长)。据说经沈尹默的介绍,蔡元培翻阅了10余本《新青年》杂志后,下定决心要聘请陈独秀。他去陈独秀暂住的旅舍拜访时,因陈独秀习惯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蔡元培的诚意和胸怀打动了陈独秀。

  引进陈独秀后,1917年8月,经陈独秀介绍,蔡元培又引进了胡适担任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所主任。而胡适当时是个博士学位还没到手的毛头小伙子。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蔡元培又聘钱玄同任文科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鸳鸯蝴蝶派文人刘半农任理预科国文教授兼国文门研究所教员、周作人任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北京《晨钟报》编辑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1920年8月,鲁迅正式到北大任兼职讲师,并为北大设计了校徽。

  经过一番整顿,全校教师的面貌焕然一新。200多名教员中,教授的平均年龄才30多岁,有的教授只有二十五六岁。这比现在大学里教授还年轻呢。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孕育了五四运动。

  1919年5月3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乘马车赶往东堂子胡同蔡元培家里,告诉他北洋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并向他求援。当晚,蔡元培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代表,到东堂子胡同他家中开会,通报消息。学生们群情激愤,把原定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提前至5月4日举行。不夸张地说,东堂子胡同点燃了五四运动最初的星火。

  5月4日火烧赵家楼后,32名学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当晚,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蔡元培却在军阀政府的压力下,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并给北大师生留下便条:“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也’。‘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它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5月9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第二天,蔡元培悄然去了天津,后来回了浙江老家。

  蔡元培辞职,引起强烈的社会震荡,“挽蔡”成了学潮难以平息的一个组成部分。7月蔡元培答应回校复职。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直到1923年1月。

  1940年3月5日晨9时45分,蔡元培在香港与世长辞,享寿74岁。周恩来作挽联悼念他: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主自由。

北京东堂子胡同名人多
青年沈从文

  东堂子胡同51号,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故居。

  沈从文和北京这座城市,有着不解的渊源。

  1922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好大的北京”。一下火车,站在前门站广场,车夫就看出他是个乡下人。于是,他花了两元钱,稀里糊涂地坐上专门用来拉猪的排子车,住进了西河沿的一家小客店。后来又住进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沈从文从此开始了几进几出北京城的生涯。

  沈从文当年也属于“北漂一族”,不名一文,先后在北京沙滩附近的银闸胡同、北河沿、香山等地小住。

  1933年9月9日,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沈从文宣布与张兆和结婚。婚后。两个人就住在西城达子营28号。在28号寓所的老槐树下,他支起一张红木小桌,在秋日阳光的映照下,创作文学名著《边城》。

  东堂子胡同51号,是沈从文1953年——1980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也是他被历史误会的时期住过的宿舍。在这里,他完成了宏帙巨卷——《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51号后院的三间北屋,原本都是沈家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两间被当作“战利品”分给了别人。1971年,年近70岁的沈老先生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返回北京后,费了不少口舌,才要回先前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房子太小,他只好给李季写信,请求作协为夫人张兆和安排住房。这才有了小羊宜宾胡同的两间共19平方米的房子。

  从此,东堂子胡同51号的这间小屋,就成为沈从文的“飞地”。屋子的墙壁上、窗棂上,挂满了中国各朝各代的文物图样和文字说明;地上、床上、桌子上,全是书。到了晚上,书躺在躺椅上,他躺在书上。

  东堂子胡同离小羊宜宾胡同有两里地远。不管冬夏,一到下午5点左右,沈从文就提着一个带盖的小竹篮,回到小羊宜宾胡同的家吃晚饭,然后把第二天的早饭、午饭,带到东堂子胡同那间房。

  沈从文凭着“耐烦”的毅力,从春到冬,做着自己认为催最有意义的事情。被誉为“中国社科界百年来最杰出的三大经典学术成果”之一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在东堂子胡同51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初步完成的。

  东堂子胡同10号,曾经是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挂牌行医的地方。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协和医院被日本人占领,林巧稚和同事全部被遣散。不久,东堂子胡同10号的门口,挂出了一块牌子,牌子上刻着:“医学博士林巧稚医师妇产科”。这以后,林巧稚一面在东堂子胡同10号挂牌看病,一面到中和医院上班,还要去北大任教。

  42年后,1983年4月22日正午时分,林巧稚仿佛进入夜班后的长长梦乡,平静地走了。她的骨灰后来撒在故乡鼓浪屿的海面上。

  林巧稚身后,人们这样赞誉她:终身未婚,却拥有最丰盛的爱;没有子女,却是最富有的母亲;她是东西方文化交融陶冶出的杰出女性;她是母亲和婴儿的守护神。

  东堂子胡同有着太多的故事,留下过太多历史名人的足迹。虽然有的名人故居消失了,但他们曾经创造的历史永远不会消失。为着今天的人和未来的人,我们一起传承这些历史瞬间发生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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