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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北京公安学校

2012年02月29日

  中国的语言有意思,把老家叫故乡,把客居地叫他乡,于是乎,常有思乡之人“错把他乡当故乡”。人们又把曾经就读过的学校称为母校,有时候开玩笑地叫做“妈校”。“妈校”也好,母校也罢,至少说明对它的情感和它在我们每个人心目中的地位和母亲一样重要。当我们长大成人,当我们鬓发如霜,当我们回忆过往生活的时候,有关母校的回忆,就像是用长焦镜头把过往的一切拉到了眼前,母校曾经是那么的清晰,是那么的美好……让我们举起记忆的相机,拿起手中的笔,倾诉关于《母校的记忆》。

  “公校坐北郊,屈指卅年有,弯墙抱方舍,绿树掩红楼,嫩草栖田陌,熟果挂枝头……”这是我32年前在母校——北京公安学校(简称公校)学习时写的打油诗。

  公校最早成立于1948年8月,是北京市公安局培养干警的学校,当时的校址位于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后迁到德胜门外马甸附近,我们上学时,是在马甸那边的校园,“报到证”上写的地址是:德胜门外裕民路3号。

  在我的记忆当中,校园内外的环境非常好。校园被弯弯的围墙环绕,校园很大,树很多也很壮,建筑物相对较少。一砖到顶的老旧平房错落有致,不高的红砖楼房年头也不短了,掩映在绿树之中,透着几分神秘,又有几分朴实。北侧有宽阔的操场,口号声时起时伏;东边是大片菜地和多年生长的果树,到秋天一眼望去,田间绿油油的蔬菜与挂在枝头的果实相继涌入眼底;一条条或长或短、或直或弯、或宽或窄的小道把教室、礼堂、宿舍、阅览室、食堂、操场、菜地、果园等连接起来,构成一幅优美的画卷。

  校园南墙外和东墙外是村庄和庄稼地,一派田园风光;校园北墙外紧邻元大都遗址——土城。从学校北墙小门出去就是土城,那时候的土城上长满了树、灌木和野草花,知名的、不知名的鸟儿或飞翔于树林之上,或跳跃于树梢之间,蝉儿不知疲倦地嘶鸣着,土城上一条羊肠小道蜿蜒而去。享誉海内外的燕京八景之一——蓟门烟树,就在附近。那时我经常于清晨或晚饭后到此处,或慢跑、或闲逛、或自习、或小憩,煞是惬意。

  我们入学时学习的内容大致分四大部分:理论课、业务课、军体课、汉语课。理论课主要内容有时事宪法、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业务课主要内容有政治侦查、刑事侦查、治安管理、交通管理、内保工作、派出所工作、现场勘查、案例分析等;军体课的主要内容有队列训练、擒敌拳、捕俘拳、射击训练等;汉语课的主要内容有语法知识、写作、审讯记录等。

  现在回想起来,好多课的具体内容由于年头久远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也有一些课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如军体课中的擒敌拳、射击,业务课中的现场勘查和案例分析,汉语课中的审讯记录等。

  印象最深的是现场勘查中的痕迹取证和汉语课中的审讯记录,现在回想起来,其原因主要是神秘感和好奇心使然。先说痕迹取证,就是把案发现场留有的可疑指纹和鞋印取下来。入校之前,确切地说是上课操作之前,只在破案的电影里看到过公安人员取犯罪分子的指纹、鞋印,其过程充满了神秘。听说现场勘查课要讲取指纹、鞋印,我们的好奇心被强烈地激发出来,早早地期待这一课。课上老师讲完操作要领,我们用胶带纸取下完整的指纹,用石膏粉成功取下清晰的鞋印时,心里充满了成就感。

  再说审讯记录课,在课堂上老师放录音,录音是预审员审讯一杀人犯时现场录下的,老师讲完要领后,我们尝试着听录音做记录。我们大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这种最原始的审讯现场录音,它与我们以前在电影小说中看到的、听到的截然不同。尽管放录音前老师详细讲解了注意事项,但是在实际记录过程中大家仍然手忙脚乱,记录一塌糊涂,完全不得要领。不知别人什么感受,看着乱糟糟的记录,我是很伤自尊,与做痕迹取证时的感觉完全两样。

  最使我尴尬的是手枪实弹射击,在北京卫戍区一个部队的靶场打的,我八发子弹只有两发子弹中靶,其余六发子弹都不知跑哪去了。虽然我的其他功课都还说得过去,虽然在毕业时还被评为优秀学员,但对实弹射击这件事我一直不能释然,至今耿耿于怀。

  我们这一期学生大概是“文革”后第一次大规模公开招生,绝大部分都是高(初)中毕业以后在农村插队两三年,经公社、大队推荐,又经过政审、笔试、面试、体检等程序后招入的,在农村插队的年头不一,岁数也是有大有小,和现在招的学生不一样。

  按公校排序,我们这一期对外称“公校21期”,有600人左右,分成四个队,只有四队有女生,住在平房区;一、二、三队全是男生,住在一栋宿舍楼里。宿舍楼位于校园西头,红砖楼,是一座老楼,只有三层。一队住一楼,二队住二楼,我们三队住在三楼,队主任是王立宗、张志水,队干事有郑卫平、赵希光等。

  我在三队三组,全组开始是10个人,后来又调入2人,共12个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东城的、西城的、朝阳的、崇文的、丰台的、顺义的。12个人住一间宿舍,上下铺。组长是谢基庆,副组长是周占一、还有李慧元、李晓奇、李刚、耿向民、邸辉、刘尊生、仇建国、梁燕生、沈杰。

  李慧元在组里个头儿最高,也很壮实,大家都管他叫“大个儿”,他个儿高,力气也大,说话直爽,办事痛快;李刚是近视眼,戴了一副眼镜,那年头戴眼镜的人不多,大家索性就叫他“眼镜”,他说话幽默、爱开玩笑。有时在课下,有时在组里讨论时,当着大家说笑话,经常逗得大家开怀大笑;耿向民个头不算高,身体也单薄,但脑瓜灵活,经常给组里的学习工作出主意;刘尊生人很朴实,平时不爱言语,但心里有数;李晓奇好像年龄最小,但人挺精神,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搁现在就叫帅哥;谢基庆在我们组里岁数最大,又担任组长,他脾气好,工作也很负责任,很有老大哥的样儿,和全组人处得都很融洽……

  大家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又互不相识,但相处得很好,上进心也很强。从1978年5月入学开始到年底,队里每周评比的卫生、纪律红旗,三组没丢过,保持了很久。1978年底全校召开大会,三组作为先进小组受到表彰,除了奖状之外,还有一个排球,全组每人一个笔记本。东西虽不贵重,大家看重的是这份荣誉。

  记得在校期间,组里还搞了一次春游活动,大家骑车去了香山、卧佛寺、樱桃沟、碧云寺,爬山、钻沟、看大佛、照相、野餐,整整一天,骑车去,骑车回。一天下来累得够呛,但心情愉快,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有时候闲暇无事,我翻出当年春游时的照片,看着照片上的同学,往事仿佛历历在目。

  一年多的学习时间很快到了,毕业后我们各奔工作岗位,一晃30多年过去了。前一段时间,我们组的几个人又聚在一起。世事沧桑,岁月无情,当年毕业时风华正茂的青年,现在大都已经两鬓斑白,大家天南海北地聊,兴之所至又聊到了公校生活。那天聚会,李刚也到了,他在多年前辞去公职,下海经商,虽然做生意多年,但言谈话语当中和同学之间的感情没变,说话还是那么爱开玩笑。在公校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说起来很短,对我们来说却很重要,是人生的一段起始。

  三十多年来,公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是改了名,由“北京市公安学校”改为“北京市人民警察学校”,后又改为“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再后来又从马甸搬到了昌平区南口镇附近。公校原址及四周早已是高楼林立,道路交错,我当年就读的公校,只能在记忆中去寻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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