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永定门那些事儿

2011年08月01日

    我从小在南城长大，家在天坛南门外的杨家园。听爷爷说旧社会时南城是穷苦百姓住的地方，小时候的我没见过北城达官贵人的显赫府邸，没见过庭园别院水榭楼台，因此对爷爷的话不以为然。和我一起玩耍的都是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天坛是我们的后花园，先农坛是我们的足球场，永定门是家门口最繁华的地方。

    从天坛南门一路玩儿到永定门

    我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后”们相比，童年的玩具还是匮乏一些。没有电脑，电视节目也很少，那时一到夏天，吃过晚饭后父亲便骑着自行车带着我，沿着天坛南门外的护城河，一路听着蝉鸣、追着蜻蜓骑到永定门。

    出家门往北跨过四条铁路，就是天坛南门了。父亲说那铁路是从北京站延伸出来的，那时虽然只有四条铁轨，但每次跟着父亲过铁轨时我都是胆战心惊的，若是老远听见了火车鸣叫，就不敢贸然再动了，等上三五分钟，才见到一列绿皮车沉重缓慢地驶过来。关于这铁道还有很多愉快的记忆，当年因为插队留在西安的大姑，每年在北京探亲后，都要从家门口坐39路去北京站乘火车。我们几个孩子估摸好时间，大约一小时后就跑到铁道边去等着，一等到写着“北京——西安”的火车都连呼带叫兴奋得不得了，就为了在火车经过的那几十秒再朝大姑挥挥手。

    那时永定门以东到天坛南门，再往东到玉蜓桥，没有现在这条平整宽阔的滨河路，这是1992年建二环路时才有的。那时只是一条林荫小路，沿着护城河一溜儿种着垂柳，垂柳边下了土坡就是河道，河里有抓不完的蝌蚪，树上有粘不完的知了。路边还有卖莲蓬的小贩，父亲总是给我买两个，举着粘知了的竹竿，一路剥着莲蓬，仿佛去永定门并不是我的目的，“纠缠”在这林荫小路才是念想。

    铛铛车总站曾在永定门城楼东南角

    一路玩儿到永定门，父亲沿着坛墙根儿放好自行车，给我买根北冰洋的双棒儿，他自己喝一瓶北冰洋汽水，一边看过往的行人车辆，一边和我乘凉讲故事。

    那时候“永定门”对我来说就是个地名，我从没想过这里原来真有一座城门。记忆中这儿是个大十字路口，迎来过往很多行人和公交车，从南往北是进城的要道，往西是北京南站和陶然亭公园。

    父亲说，他小时候除了长安街，永定门内大街是最宽敞的一条街，天子脚下的中轴线嘛。那时候铛铛车走在街当间儿，专有一趟线是从北京体育馆到永定门火车站的。他去看我太奶奶的时候，就从永定门坐到天桥，三五分的车票，售票员用裹着橡皮筋的红蓝铅笔在写满数字的票面上画一道子，就算打了一张票。他说那时候调皮，他和我叔两个人总是算计着怎么逃票，他们发现售票员每次用铅笔在票面上画过的数字是不同的，直到铛铛车消失了他们也还没研究明白到底是什么规律。

    铛铛车的总站就在永定门城楼的东南角，永定门比铛铛车消失的还要早。上世纪50年代末，拆除永定门城楼和箭楼的时候，父亲才三四岁，很多事情他也记不清了，只记得巍峨高大的城门楼子没几天就消失了，巨大的城砖也被老百姓哄抢，只剩下两边的城墙垛就一直坍塌着，被雨水冲刷了很长时间。

    我问过父亲为什么要拆永定门，他说那时候新中国要发展、北京城要搞建设，老旧城墙阻碍了交通……许多次我站在车水马龙的永定门路口，怎么也想象不出这里曾经有过一座宏伟的城门。

    对于永定门和老城墙的消失，王军先生的《城记》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杠撬锤击，夜以继日。城墙虽然出乎意料的坚固，但终于崩溃了。被剥尽了鳞片之后，就像一个扒光了裙衫的老妪，露出了千疮百孔、惨不忍睹的身体。在她身边，剥下来的鳞片堆成小山，标上某某单位或个人所有的记号；暂时运不走的，派人日夜看守。当全市‘深挖洞’和居民盖小房的原料基本满足后，‘拆砖热’渐渐凉了，人们便不再理会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只有清华园里还有一个老人在暗暗为她哭泣……”那个哭泣的老人，就是梁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