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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四合院

2011年11月28日

    我在前门小江胡同30号大院生活了五十年,要问我对四合院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告诉你:进了四合院的大院门就是“家里人”。我的母亲张芙蓉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与父亲李轼承结婚到去世,就从没有离开过这个大院,从“李嫂”到“李大妈”最后成了“李奶奶”。北京人对四合院的感情,四合院邻里之间的情谊,在我母亲身上展现得真真切切。

    我家住的大院曾是晋翼会馆,父亲既是会馆“管事的”,又陆续担当着政府职员和学校教员。母亲幼时家境很好,受过教育,在当时可以说是“有文化的人”。但当她在这个大院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后,就因家务繁重一直没有出去工作。她的全部生活都与这个大院密不可分,全部社会交往就是大院里的几辈街坊。

    母亲宽怀大度,善良温和,在大院生活六十年没与街坊红过脸、拌过嘴。母亲以她特有的人格,赢得了街坊邻里的敬重。

    我们大院开始住的都是山西人,大家乡里乡亲,又在北京居住在一起,很是欢愉。大槐树下、丁香花旁,仇伯伯、乔大妈、刘叔、十婶、李先生、王掌柜的、悦连、小燕儿,叫得亲亲热热。1949年后陆续搬进来五湖四海的人,大家也都是客客气气的,院风淳朴带来的是各家的和睦。自然灾害、“文革”给院里的街坊带来了不同的灾难,母亲常说:“谁都有难的时候,咱能帮什么就帮什么吧!”

    我至今特别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母亲曾让我带她去看望一个早年从院里搬走的街坊,按院里辈分的称呼,她应该管我母亲叫“大婶”,但实际她们相处得胜似亲姐妹,她搬家时与母亲难舍难分。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她无法回来,三十多年后在母亲患脑出血康复后曾提出想去见见她,我担心母亲身体,所以一直未能成行,成为一大憾事。

    1964年院里搬来了一户新邻居,我们叫女主人“二姐”。

    二姐既漂亮又有胆识,二姐夫也很有文才。二姐爽快好交往,二姐夫慢热喜安静。刚到院里的时候俩人摩擦不断,二姐一赌气还经常会呕吐。母亲非常心疼二姐,所以每当俩人闹矛盾时必出现在面前,先制止二姐夫说话,然后劝慰二姐,最后“强迫”二姐夫道歉,两人和好如初。后来,二姐与我母亲成了忘年交,下班后、休息时必定到我家聊天,我们都戏称母亲与二姐的聊天是“大顶子山”,换言之就是想说到哪儿就到哪儿,不定什么时候再说回来。后来,两口子不再吵架,二姐也不再胃疼,家庭非常美满。

    1983年,二姐一家也搬走了,母亲和二姐都非常难过。二姐搬走后经常回来看我母亲,如果工作忙还会写信。母亲有一次让我看二姐的信,很伤感。二姐在信中说:“今天我在家赶两篇稿子,一个人在家。想念的心情怎么也控制不住,想起在小江胡同写累了可以和您‘大顶子山’说会儿,咱们娘儿俩的感情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家中一切事情只有您能了解我,体贴我。咱们在一起相处的19年当中是无话不说,唯有您是我什么话都说的人。您了解我、疼我像妈妈。我写这封信也可以疏导一下思念之情。”

    1999年我母亲去世时,不知是冥冥中有什么暗示,还是心灵感应,二姐也病重被抢救,抢救过来后她说见到了我母亲。

    在我家的窗台上,白天经常会放着三四串其他人家的钥匙。年龄大一些的人去上班,都把钥匙放在这儿:“李大妈,我上班去了,您帮我看看火!”“李大妈,一会儿老家亲戚要来,钥匙放在您这儿,他来了您给他开门让他进去吧!”小孩子早晨上学前,也会来一句:“李奶奶,我上学去了,钥匙就搁您这儿了。”

    院里二姐有个朋友,就是著名评剧艺术家马泰,一天几人约来二姐家,马泰需要先到,二姐告诉他上李大妈家拿钥匙。那时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二姐没法通知我母亲。马泰当时刚“解放”,来后没有讲自己的身份,只是跟我母亲讲:“菊兰说让您给我钥匙。”我母亲给他了。晚上,我母亲跟二姐说:“马泰精神很好!”第二天二姐将此话告诉马泰,马泰说:“老太太神了,她当时没有说认出我来呀。”二姐说:“老太太见世面多了,但从不多言,她要看不出你是谁,不会给你钥匙的。”马泰感慨:“这儿真有个好大妈!”

    钥匙放在我家,但我母亲有时却不让人家孩子自己开门。有的时候要自己帮着孩子打开门,是要看看有没有煤气;还有的时候因为孩子在外面招惹了坏孩子,母亲怕那些坏孩子看家里没人找上门来打架。逢到这时候,我母亲会让院里小孩先到我家待一会儿,然后再让他回自己家。

    大院里有家双职工,一天父母上班后,小姐弟俩不知为什么闹别扭,一直吵到院里大门处,像两个斗士互相对峙着,可能是谁也不想“认输”,所以僵持了有段儿时间了。胡同里也聚集了一些看景儿的人,谁也劝不开。最后不知谁的主意,让去搬出“李奶奶”。

    当时我小,跑着跟母亲到了大门口。母亲到了那儿什么话都没说,严厉地看了姐弟俩一眼,姐弟俩就乖乖儿跟着我母亲回家了,一场“战争”就这样解决了。胡同里的人看着愣了:“这不是亲奶奶,怎么还这么管用呀!”

    大姐在上大学时,赶上了“文革”红卫兵大串联,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正在军医大学上学回家探亲的军校大学生,因为谈得来,所以返校时特到北京我家来玩儿。当时看到别人把钥匙放在我家很不理解,而且一放还不是一两把。几天后他看出了缘由,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大家能把钥匙托付这家,可见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家,一定是个好人家。”冲这一件事,那个军医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了我的姐夫。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为我们几个子女相继结婚成家,在我母亲身边的外孙子也要到外地读书,加上母亲年事已高。因此,我们都打算让母亲搬家随我住。但母亲却深爱这个大院子里街里街坊的环境,怎么也离不开这个大院。这以后母亲身边发生的一些事让我们感慨:“母亲对街坊的爱,街坊又还给了母亲。”

    1994年寒冬,那天极冷,母亲外出买菜回家后头晕呕吐,总照顾我母亲的街坊二嫂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回家。因为母亲身体一直不错,我们一时无法判断她得了什么病,而她又不愿去医院。在我们踌躇无措的时候,住在后边的德成回家了。

    从德成小时候母亲就很喜欢他,说他有出息,后来德成果然学有所成当了医生。德成平时工作特别忙,很少回家,那时又正忙着准备结婚,在其他地方布置新房,回这里实属意外。

    我把德成叫到家里,德成一边安慰我母亲一边诊断。他说:“李奶奶得了脑出血,到我医院去看病吧。”德成不顾自己的事情,跑前跑后把我母亲送进了医院。我们感激不尽,他却说:“我小时李奶奶照顾我,现在我这样是应该的!”我们当时都说我母亲有福,要不为什么德成当天会回家呢,如果没有他及时准确的诊断,后果不堪设想。

    得了脑出血几年以后,母亲有些老年痴呆。有一次,我们隔壁武婶家吃饺子,开锅后,母亲拿了个碗去让武婶的外孙女媛媛盛饺子,一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样子,我们问:“您干吗去?”答曰:“吃饺子呀!”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结果武婶解释得很有意味:“媛媛小时候李奶奶吃什么她都拿小碗去吃。如今她长大了,李奶奶让她盛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就是街坊,是一家人!

    1999年,还是寒冬,母亲去世了。那时候院里的环境已破败不堪,但是邻里街坊的情谊丝毫不减。让我们几个子女感激涕零的事儿一档子接一档子。几个老邻居细致地帮我们准备了追悼的一切,衣物、食物、日程、仪式,老北京人的礼节,无一不到。

    在为我母亲守孝的几天,他们为我们想到了全部。老街坊挨个与我母亲告别,哭诉情谊;年轻的街坊不断宽慰我们,问我们能给李奶奶做些什么。为不影响街坊们的休息,我们没有大声哭泣,但是我们没有想到送母亲的那一天,街坊们老早就起来了。他们开启了大灯,院里一片通明,我想母亲走时,一定会看得到!

    (李文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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