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四合院

2011年11月28日

我在前门小江胡同30号大院生活了五十年，要问我对四合院最大的感觉是什么，我告诉你：进了四合院的大院门就是“家里人”。我的母亲张芙蓉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与父亲李轼承结婚到去世，就从没有离开过这个大院，从“李嫂”到“李大妈”最后成了“李奶奶”。北京人对四合院的感情，四合院邻里之间的情谊，在我母亲身上展现得真真切切。

我家住的大院曾是晋翼会馆，父亲既是会馆“管事的”,又陆续担当着政府职员和学校教员。母亲幼时家境很好，受过教育，在当时可以说是“有文化的人”。但当她在这个大院生下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后，就因家务繁重一直没有出去工作。她的全部生活都与这个大院密不可分，全部社会交往就是大院里的几辈街坊。

母亲宽怀大度，善良温和，在大院生活六十年没与街坊红过脸、拌过嘴。母亲以她特有的人格，赢得了街坊邻里的敬重。

我们大院开始住的都是山西人，大家乡里乡亲，又在北京居住在一起，很是欢愉。大槐树下、丁香花旁，仇伯伯、乔大妈、刘叔、十婶、李先生、王掌柜的、悦连、小燕儿，叫得亲亲热热。1949年后陆续搬进来五湖四海的人，大家也都是客客气气的，院风淳朴带来的是各家的和睦。自然灾害、“文革”给院里的街坊带来了不同的灾难，母亲常说：“谁都有难的时候，咱能帮什么就帮什么吧！”

我至今特别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母亲曾让我带她去看望一个早年从院里搬走的街坊，按院里辈分的称呼，她应该管我母亲叫“大婶”，但实际她们相处得胜似亲姐妹，她搬家时与母亲难舍难分。后来由于多种原因她无法回来，三十多年后在母亲患脑出血康复后曾提出想去见见她，我担心母亲身体，所以一直未能成行，成为一大憾事。

1964年院里搬来了一户新邻居，我们叫女主人“二姐”。

二姐既漂亮又有胆识，二姐夫也很有文才。二姐爽快好交往，二姐夫慢热喜安静。刚到院里的时候俩人摩擦不断，二姐一赌气还经常会呕吐。母亲非常心疼二姐，所以每当俩人闹矛盾时必出现在面前，先制止二姐夫说话，然后劝慰二姐，最后“强迫”二姐夫道歉，两人和好如初。后来，二姐与我母亲成了忘年交，下班后、休息时必定到我家聊天，我们都戏称母亲与二姐的聊天是“大顶子山”，换言之就是想说到哪儿就到哪儿，不定什么时候再说回来。后来，两口子不再吵架，二姐也不再胃疼，家庭非常美满。

1983年，二姐一家也搬走了，母亲和二姐都非常难过。二姐搬走后经常回来看我母亲，如果工作忙还会写信。母亲有一次让我看二姐的信，很伤感。二姐在信中说：“今天我在家赶两篇稿子，一个人在家。想念的心情怎么也控制不住，想起在小江胡同写累了可以和您‘大顶子山’说会儿，咱们娘儿俩的感情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家中一切事情只有您能了解我，体贴我。咱们在一起相处的19年当中是无话不说，唯有您是我什么话都说的人。您了解我、疼我像妈妈。我写这封信也可以疏导一下思念之情。”

1999年我母亲去世时，不知是冥冥中有什么暗示，还是心灵感应，二姐也病重被抢救，抢救过来后她说见到了我母亲。

在我家的窗台上，白天经常会放着三四串其他人家的钥匙。年龄大一些的人去上班，都把钥匙放在这儿：“李大妈，我上班去了，您帮我看看火！”“李大妈，一会儿老家亲戚要来，钥匙放在您这儿，他来了您给他开门让他进去吧！”小孩子早晨上学前，也会来一句：“李奶奶，我上学去了，钥匙就搁您这儿了。”

院里二姐有个朋友，就是著名评剧艺术家马泰，一天几人约来二姐家，马泰需要先到，二姐告诉他上李大妈家拿钥匙。那时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二姐没法通知我母亲。马泰当时刚“解放”，来后没有讲自己的身份，只是跟我母亲讲：“菊兰说让您给我钥匙。”我母亲给他了。晚上，我母亲跟二姐说：“马泰精神很好!”第二天二姐将此话告诉马泰，马泰说：“老太太神了，她当时没有说认出我来呀。”二姐说：“老太太见世面多了，但从不多言，她要看不出你是谁，不会给你钥匙的。”马泰感慨：“这儿真有个好大妈！”

钥匙放在我家，但我母亲有时却不让人家孩子自己开门。有的时候要自己帮着孩子打开门，是要看看有没有煤气；还有的时候因为孩子在外面招惹了坏孩子，母亲怕那些坏孩子看家里没人找上门来打架。逢到这时候，我母亲会让院里小孩先到我家待一会儿，然后再让他回自己家。

大院里有家双职工，一天父母上班后，小姐弟俩不知为什么闹别扭，一直吵到院里大门处，像两个斗士互相对峙着，可能是谁也不想“认输”,所以僵持了有段儿时间了。胡同里也聚集了一些看景儿的人，谁也劝不开。最后不知谁的主意，让去搬出“李奶奶”。

当时我小，跑着跟母亲到了大门口。母亲到了那儿什么话都没说，严厉地看了姐弟俩一眼，姐弟俩就乖乖儿跟着我母亲回家了，一场“战争”就这样解决了。胡同里的人看着愣了：“这不是亲奶奶，怎么还这么管用呀！”

大姐在上大学时，赶上了“文革”红卫兵大串联，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正在军医大学上学回家探亲的军校大学生，因为谈得来，所以返校时特到北京我家来玩儿。当时看到别人把钥匙放在我家很不理解，而且一放还不是一两把。几天后他看出了缘由，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大家能把钥匙托付这家，可见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家，一定是个好人家。”冲这一件事，那个军医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了我的姐夫。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因为我们几个子女相继结婚成家，在我母亲身边的外孙子也要到外地读书，加上母亲年事已高。因此，我们都打算让母亲搬家随我住。但母亲却深爱这个大院子里街里街坊的环境，怎么也离不开这个大院。这以后母亲身边发生的一些事让我们感慨：“母亲对街坊的爱，街坊又还给了母亲。”

1994年寒冬，那天极冷，母亲外出买菜回家后头晕呕吐，总照顾我母亲的街坊二嫂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回家。因为母亲身体一直不错，我们一时无法判断她得了什么病，而她又不愿去医院。在我们踌躇无措的时候，住在后边的德成回家了。

从德成小时候母亲就很喜欢他，说他有出息，后来德成果然学有所成当了医生。德成平时工作特别忙，很少回家，那时又正忙着准备结婚，在其他地方布置新房，回这里实属意外。

我把德成叫到家里，德成一边安慰我母亲一边诊断。他说：“李奶奶得了脑出血，到我医院去看病吧。”德成不顾自己的事情，跑前跑后把我母亲送进了医院。我们感激不尽，他却说：“我小时李奶奶照顾我，现在我这样是应该的！”我们当时都说我母亲有福，要不为什么德成当天会回家呢，如果没有他及时准确的诊断，后果不堪设想。

得了脑出血几年以后，母亲有些老年痴呆。有一次，我们隔壁武婶家吃饺子，开锅后，母亲拿了个碗去让武婶的外孙女媛媛盛饺子，一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样子，我们问：“您干吗去？”答曰：“吃饺子呀！”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结果武婶解释得很有意味：“媛媛小时候李奶奶吃什么她都拿小碗去吃。如今她长大了，李奶奶让她盛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就是街坊，是一家人！

1999年，还是寒冬，母亲去世了。那时候院里的环境已破败不堪，但是邻里街坊的情谊丝毫不减。让我们几个子女感激涕零的事儿一档子接一档子。几个老邻居细致地帮我们准备了追悼的一切，衣物、食物、日程、仪式，老北京人的礼节，无一不到。

在为我母亲守孝的几天，他们为我们想到了全部。老街坊挨个与我母亲告别，哭诉情谊；年轻的街坊不断宽慰我们，问我们能给李奶奶做些什么。为不影响街坊们的休息，我们没有大声哭泣，但是我们没有想到送母亲的那一天，街坊们老早就起来了。他们开启了大灯，院里一片通明，我想母亲走时，一定会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