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豆腐池胡同的缘分
2012年03月11日
北京有个美丽的什刹海。在什刹海的东北边，有气势雄伟、巍峨壮观的钟鼓楼。钟鼓楼是坐落在北京南北中轴线北端的一组古代建筑，在元、明、清时代，是都城的报时中心，“天明击鼓催人起，入夜鸣钟催人息”，晨鼓暮钟，岁月悠悠。
钟楼的北边，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胡同，叫豆腐池胡同。据说早年间，有一个姓陈的豆腐商人，豆腐做得好，生意兴隆。于是，大伙儿口口相传，就把他做豆腐的胡同叫做豆腐陈胡同。叫着叫着就叫白了，“豆腐陈”就成了“豆腐池”。到清朝乾隆年间，豆腐池胡同已经上了官方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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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池胡同的历史一直很平淡。但是，到了20世纪初叶，豆腐池胡同9号（现15号）迎来了一位大学问家--杨昌济。豆腐池胡同的历史写上了动人的一笔。
1918年6月，正是北京的夏季，豆腐池胡同被浓密的槐树遮掩着，显得斑驳凉爽。只见一个学者模样的中年人，带着太太和一双儿女，在豆腐池胡同9号院门前停下来。这位中年学者，就是杨昌济。
现如今的人，可能不知道杨昌济是何许人也？在当年，杨昌济可是学界名人。他是湖南长沙县人，因为杨家世居板仓，人称“板仓杨”。板仓杨家，可谓书香门第、诗书世家。
秉承家风，杨昌济7岁进书馆学习。1889年，他参加长沙县试，一举中了“秀才”，迈出了求取功名的第一步。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无心功名。1903年，他告别故土，赴日本求学。为了表示自己身在东瀛、心怀中华，行前改名“怀中”。后来，杨昌济又进入苏格兰的勒伯丁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在勒伯丁大学期间，他结识一位名叫章士钊的中国留学生。而章士钊就是杨昌济来京任教的牵线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杨昌济既有东洋求学的经历，又有西洋深造的背景，学成回国后，各方面的邀请纷至沓来。可是，他觉得中国教育落后、人才匮乏，就选择了教师职业，先后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任教。
1917年章士钊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想到了好友杨昌济，便向校长蔡元培推荐了杨昌济。主张兼容并蓄办学方针的蔡元培，听了章士钊的介绍，就以校长名义，给杨昌济寄去北京大学哲学（伦理学）教授的聘书。
就这样，岳麓山下的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和妻子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走进了文化底蕴深厚的北京胡同。
豆腐池胡同9号是一所坐北朝南的两进院子，院子全长30余米，宽12米。里院北房住家属；外院北房的东边，杨先生自己住，西边是女儿杨开慧的住房；南倒座两明一暗，西侧2间为会客室，东侧的一间用来招待客人。大门开在东南角，杨昌济在院门上挂起了“板仓杨寓”的铜牌。
杨昌济到北京大学后，觉得蔡元培、吴玉章等人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很好。他想起了远在湖南的得意弟子毛泽东、蔡和森。
在第一师范教书期间，杨昌济就注意到了一个叫毛泽东的穷学生。他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写到：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大学问家杨昌济，对农家学子毛泽东，十分看重。以后，师生二人交往密切，毛泽东对杨昌济也十分敬重：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我在他的影响之下，读了蔡元培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1918年6月下旬，杨昌济写信给毛泽东、蔡和森，希望他们到北京来，然后去法国“勤于做工，俭以求学”。
接到老师的来信，6月23日，蔡和森离开长沙，前往北京。8月间，蔡和森从北京来了好几封信，希望毛泽东速来北京，并强调这是杨先生的意思。杨昌济确实牵挂着毛泽东的前程，希望毛泽东早日来京。
8月15日，毛泽东向朋友借了钱，同罗学瓒、萧子升、张昆弟、罗章龙、李维汉、陈赞周等一行25人北上。18日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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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毛泽东瘦高的身影出现在古老的豆腐池胡同。杨昌济希望毛泽东要么到法国去，要么就留在北京大学读几年书，并挽留毛泽东、蔡和森就住在这里。于是，二人暂住在南房靠院门的单间里。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幽深的胡同、古老的宫墙、秀丽的后海、飞翔的鸽子，古都的一切都让毛泽东感到新奇和兴奋。但让他更加兴奋的，是又见到了“霞姑”。
“霞姑”就是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毛泽东刚进一师读书时，杨开慧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成18岁的大姑娘了。
父亲期望杨开慧的生命如灿烂的朝霞，就给他起号霞，字云锦。少女时代的杨开慧，娴静端庄，聪明好学。由于毛泽东经常到家里，向父亲请教问题。慢慢地，她注意到了这个高个子男生。毛泽东和大家欢快热烈的谈话，常常使她放下手中的功课，静静地旁听。
杨开慧这次随父亲也来到了北京，在家里自修，跟爸爸学习国文和英文。
此后，毛泽东等湖南青年常在星期天、节假日，聚在豆腐池胡同“板仓杨寓”，和杨先生共叙天下大事，探寻救国的真理。
当年“板仓杨寓”的中院，刚栽下一棵小枣树。杨先生和女儿开慧常为小树培土、施肥。毛泽东也帮着浇水、护理。小枣树一天一天长大，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他俩一起漫步在紫禁城外的筒子河畔，游览风景如画的北海，欣赏湖畔的垂柳。一来二去，毛泽东和杨开慧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他俩恋爱了。豆腐池胡同，留下了他俩多少成双成对的脚印；巍峨的钟楼，见证了他俩心心相印的海誓山盟。
毛泽东给杨开慧写了许多的信，表示爱意。擅长填词的他，还写了一首《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阴，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如果不是热恋中的男儿，是不会写出这样温柔缠绵的词句的。
不久，由于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分散，不便展开活动。毛泽东等人就在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夹道7号（现吉安左巷8号），租了3间房，离开了豆腐池胡同“板仓杨寓”。
豆腐池胡同“板仓杨寓”几位主人后边的故事，更是打动人心。
1920年年底，杨昌济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12月初，病情转重，便由西山医院转到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杨昌济觉得将不久于人世，他想了却一桩心事，这就是把毛泽东、蔡和森推荐给当局，以便日后拯救多灾多难的国家。他强撑病体，给他的好朋友、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代表的章士钊写信，举荐毛、蔡二人：“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吾郑重语君，毛蔡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信写完了，杨昌济如释重负。临终前，杨昌济说道：“吾意正畅。” 1月17日，溘然长逝，终年49岁。
杨昌济去世时，毛泽东因为开展“驱张运动”正在北京。身为半子的毛泽东，强忍哀伤，竭尽全力帮助料理老师的后事。1920年1月25日上午8时，杨昌济追悼大会在宣武门外的法源寺举行。2月中旬，杨昌济的灵柩在其夫人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等人的护送下，从北京启运，返归长沙板仓故里。
1920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在毛泽东任主事（也就是校长）的长沙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举办了简朴的婚礼。从此，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一同走上了革命道路。
党史专家徐焰曾撰文介绍，1983年在修缮长沙板仓杨开慧住所时，在墙缝中发现了她1929年6月20日的手迹：
“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命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父母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同时发现的，还有一首题为《偶感》的小诗：
天阴起溯（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
足疾可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妻子对丈夫的爱恋、思念跃然纸上。杨开慧，不愧为毛泽东的“骄杨”。
1930年11月4日，在长沙城外浏阳门外识字岭，杨开慧被国民党枪杀，时年29岁。
杨先生走了，开慧也走了。从此以后，毛泽东把对老师、妻子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转嫁岳母、师母向振熙老太太身上。解放后，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住在离豆腐池胡同不远中南海的毛泽东，就用自己的稿费按月给老人寄生活费。即使工作再忙，也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有时发现秘书忘了寄钱，他便叮嘱补寄，一直赡养到老人去世。
故事后面的故事更是故事。
几十年过去了，豆腐池胡同9号变成了15号。巧的是，住在院子后院的主人也姓杨，不过与杨昌济没有任何关系。
听说前院的枣树是杨昌济亲手种的，20世纪60年代，据说院子的主人还特意把摘下来的枣子送进中南海，让毛主席尝一尝。
21世纪的第一个春节，午夜23时57分，沉寂了近百年的鼓楼大鼓再度被敲响。不知这鼓声能否穿越时空，能否将豆腐池胡同尘封的记忆唤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