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的记忆：胡同·院子·我
2009年12月12日
杨婧 80后新人类
胡同·院子·我
我，一个北京姑娘，生于80后，扎在胡同深处的一个大杂院里，从此，胡同便成了我的血脉。最美好的记忆，都是胡同和院子带给我的，胡同里的一砖一草都有我生活的标记，许多生活的画面已经长在了心里。
尽管随着时光变迁，我也随之过上了"离别胡同的日子"，但至今我仍能真切的感受到它，如同感受着自己脉搏的跳动。我知道，它仍旧在我的血管里蔓延，并不曾有片刻的淡漠。我呢，也一直在胡同里生长，如同是它的孩子。
胡同里的生活总是透着那么一股浓浓的生活气息，如今回味起来依旧是那么的熟悉、亲切、生动、自然，仿佛一个宝贝静静地睡在妈妈的怀里，做着香甜的梦。在我小小的记忆里，总有些新鲜清楚的画面浮现出来，任岁月浮沉也不曾将其尘封，或许它们真的已经渗入了我的骨血，成为了我心中的顽灵。
我们的胡同是东西走向的，东头被一个院子堵死了，可从它敞开的大门看去，似乎还有路可以向前延伸，于是总有一些过路人想从胡同东头穿出去而不得不折返。胡同里错落有致的种着几棵槐树和杨树，紧贴着几排屋子的后墙根儿，像个大影壁。在胡同东头不远处是我住的院子。这是个约有150平方米的院子，四四方方，住着四五户人家。早先院儿中间支起一个大葡萄架，郁郁葱葱，自成一间绿色的小屋，被四周的小平房"守卫"着。南边儿不远处有棵不起眼儿的枣树，像两棵树搭起来的样子，夏初花开的时候，满院子都香酥酥的，从树上掉下来的"杨剌子"是我和几个发小儿儿时的玩意儿之一。一入秋，我就经常跑到枣树底下数数，问爷爷什么时候能打枣儿。在我的记忆里，打枣儿那天成了我们院儿小庆的节日，是我至今体会过的最快乐的丰收。
记忆中院子里的阳光总是那么的充足、灿烂。各家儿晾晒的床单、被褥把院场儿围得花花绿绿，如同节日里的张灯结彩。老猫像块面口袋似的平铺在长着稀稀松松杂草的屋顶上。上了岁数的人挨门口儿坐着，手边儿做着活计，笑着聊几句闲天儿，一晃时间就到了中午，吃饭了就摆个小桌儿在门口，有好吃的就给邻居们拨点儿，院里几家处得就好像一家人。
听长辈说原来我们这个院儿并不杂，房子也不多，这里曾经也是果树繁茂、花团锦簇，颇有些气派，不过后来，较大的空场儿都起了房屋，花草树木便成了点缀。人丁兴旺之后，就连院子中间的那个大葡萄架也没了，我也只能从爷爷的黑白照片中才能见到。幸而那棵支着腰的枣树还有那胡同里的几棵老槐做伴儿，起风的时候，它们相互点着头，沙沙细语，偶尔也拥在一处不分彼此，我们浮躁的心也随着这树叶的沙沙声而舒缓了下来。如今想来，有多少个夜晚的美梦是伴着这树叶的沙沙声悄然而至的，又有多少个清早的阳光是随着这树叶的沙沙声而颤动我那惺忪睡眼的……
夏天，知了和孩子们的吵闹几乎把整个院子“煮”开了，一股股透明的热气呼呼地向胡同里散着。令人倦怠的闷热空气里流淌着滚烫的阳光，将整个院子笼罩在极光幻影里，什么都热得烫手，只有姑奶奶家门口的那口大水缸是凉的。待到饭点儿，胡同里疯跑的孩子才被大人们一个个扯破嗓子叫回去，不大一会儿就又都涌入了胡同。最静的时候也就是午后大人小孩儿眯一觉儿的工夫。午时的阳光得空儿缓缓涌进屋来，胡同趁机也舒展一下慵懒的筋骨。四五点钟，大人都回来了，院里院外更添了几许热闹，一片嘈杂淹没了头顶上唧唧喳喳的麻雀和嗡嗡的鸽子，还有那回荡在胡同里的吆喝声、哼戏声……吃过了饭，老人带着小孙子，抹点儿花露水，拿着蒲扇和小板凳儿就出来了，老太太爱扎堆儿坐在院门口或大树底下乘凉，任由孩子们在胡同里撒欢儿，时常也有三五个老大爷围坐在电线杆子底下“杀一盘儿”。银色的月光下，静谧的空气里时而会传来几声孩子的啼闹，与房顶上的猫叫浑成一片，等到夜黑风高时这绚丽的“夜场儿”才肯谢幕，只剩那树叶的沙沙声轻拂着胡同的耳畔。
天凉了，人们大都懒得出来，胡同里灌满了风。大白菜、倭瓜、白薯等冬储成了院子里的鲜艳布景，成串的大蒜和辣椒给各家漆红的门框镶了一溜儿花边儿，窗台上零散的摆着几个旧花盆儿和一些杂物，门口不远的角落里整齐地堆放着蜂窝煤。阳光缓缓流进屋里，铺在石灰地面上，凝成一片淡淡的金色浅洼。炉子上坐着蒸锅，呼噜噜地吐着热气，一阵阵饭香扑鼻。胡同里时而传来几声吆喝，长短不一且种类多样，有卖豆汁儿的、卖糖葫芦的、卖白菜水萝卜的、还有卖羊杂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