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美食八大楼 寻找旧时京城味道
2013年09月06日
老饕的集散地
记得郭德纲每次演出,总会在最后唱上一段太平歌词《大实话》答谢观众,里面有一句词儿:“没有君子,不养艺人。”这话本是说旧时的艺人都是在街 市巷口公开卖艺,收入的多少全靠观看的人自愿付钱,如果不是君子,就会白看卖艺而不掏腰包,艺人就只能饿肚子了,所以,只有君子才会布施艺人,让他们可以 生存下去。
事实上,对于旧时的饭庄而言,这道理同样适用。要不是有那么多讲究吃的“吃主儿”,老字号饭庄自然也不会盛极一时。
鼎盛时期,不少文人都最爱去“安福楼”。诗酒流连,好不惬意。据说,胡适之曾经到那里大嚼,更发明用鲤鱼脔切成丁,加一些三鲜细丁,稀汁清鱼成羹,名“胡适之鱼”。
无独有偶。1934年,张大千在北平参加书画展后,到春华楼用餐。吃得兴起,这位爱吃也会做的美食家更是亲自传授了一种鱼的做法。从那之后,春华楼的名菜单上便多了一道“张大千鱼”。
百年老店“泰丰楼”则因为孙中山夫妇的光顾而名声大噪。到泰丰楼吃饭,讲究的就是风味和高档的服务。酒足饭饱之后,饭庄还要奉上一包点心,有银 丝卷、枣泥方脯、四喜包、肉丁馒头和烫面饺,一般都做工精细,非常可口。食客们大都舍不得当场品用,往往带回家慢慢吃或馈赠亲友。
都说如今是个盛产美食家的时代,但对比那些写吃食的文字之后便会觉得,似乎只有在那个讲究“认真吃饭”、不以饭局谋取利益的年代,美食家才更对得起“老饕”这一称号。
当年的食客眼睛里从来不揉沙子。历史上,东兴楼的食客就以挑剔、讲究著称。据说,曾经有食客专门前往东兴楼,就为了点一个便宜的菜——油焖茄 子,倒要看看店家做得如何。因为油焖茄子讲究的是火候,菜必须炒成八成熟,然后把茄子往盘子里倒时又熟了一成,等端到客人桌上又熟一成,火候正好。如果你 开始就把茄子炒成全熟或者怠慢顾客上菜晚了,这油焖茄子的火候就大了,这时候,顾客就要开始教训店里的人了。
除了监督店家的手艺,不少美食家也用文字记录下了美食背后的故事、文化与情怀。比如出身在书香门第家庭、父母都精于烹饪饮食之道的梁实秋。年轻好学的他在饱览京城风物景致的同时,也尝遍了京城的美食。甚至早在童年时,就已常常“随侍”父亲梁咸熙出入于饭庄酒楼。
有一天,梁实秋随父亲到致美斋饭庄吃饭,竟异想天开地喝起酒来。或许梁咸熙相信“酒有别肠,不必长大”的古语,只是微笑地看着他,并未制止。岂 知梁实秋几杯酒下肚,已是醉眼朦胧,却还想再喝。他后来对这段情景的回忆是:“先君不许,我站在凳子上舀了一大勺汤泼将过去,泼溅在先君的两截衫上,随后 我即晕倒,醒来发觉已在家里。这一件事我记忆甚清,时年六岁。”这段记忆至少可以说明,在美食美酒方面的“开萌”之早,梁实秋堪称超前。
17年后的1926年,故事还发生在致美斋。
当时已经成人的梁实秋留学归国,在前门东火车站一下车,“把行李寄存车站,步行到煤市街致美斋独自小酌,一口气叫了三个爆肚儿,盐爆油爆汤爆,吃得我牙根清酸。然后一个青油饼,一碗烩面鸡丝……”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顿“生平快意之餐,隔五十余年犹不能忘”。
同年,梁实秋还品尝到了来自东兴楼的饕餮盛宴。东兴楼的厨师属鲁菜中的烟台帮,格调很高,在北京山东饭庄里首屈一指。正是基于东兴楼在当时的北京饭庄酒楼中有如此地位,梁实秋才把最奢侈的一次筵席安排在此。
委托梁实秋安排宴请的主人是其同学时昭瀛。身为梁实秋的清华同学,曾任清华学生会主席,后长期任外交官的时昭瀛比梁实秋早一年赴美留学,却晚一 年回国。他刚抵北京,就让梁实秋帮他订一桌筵席,标准是三十元一桌。作为美食家的梁实秋,清楚地知道那时候北京顶级的燕翅席也不过十六元,便力劝他不必铺 张,因为当时小学教师的月薪也不过只有三十余元。但时昭瀛坚持一定要三十元,以表达与留美同学重逢的喜悦。出席的同学后来均成名家,有社会学家吴文藻、作 家谢冰心、经济学家谢奋程、心理学家孙国华等。设宴的具体情形,梁实秋后来回忆写到:“我到东兴楼吃饭,顺便订席。柜上闻言一惊,曰:‘十六元足矣,何必 多费?’我不听。开筵之日,珍错杂陈,丰美自不待言,最满意者,其酒特佳。我吩咐茶房打电话到长发叫酒,茶房说不必了,柜上已经备好。原来柜上藏有花雕埋 在地下已逾十年,取出一坛,羼以新酒,斟在大口浅底的细瓷酒碗里,色泽光润,醇香扑鼻,生平品酒此为第一。似此佳酿,酒店所无。而其开价并不特昂,专为留 待嘉宾。当年北京大馆风范如此。”
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一个吃饭场所,就是选择一种生活状态。正是讲究格调与品位的饭庄文化才会培养出像样的美食家,也就是北京土话里所说的“吃主 儿”。因为他们不仅要品尝美食,还要感受氛围,探究文化。在近现代作家中,周作人、叶灵凤、梁实秋、汪曾祺、唐鲁孙等皆是谈吃的大家。比如汪曾祺,就把对 美食的热爱从饭桌上诉诸到笔端,又带回到厨房灶台上。《扬子晚报》上曾经有文章报道,甚至有主妇因为熟读汪曾祺的美食散文,而学会烧得一手野味好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