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院胡同与胡同东口
2015年11月21日
今天经过察院胡同。就有了与之相关的下面这些想法与见识。
北京的十里长安街的南面，也就是在西单路口的西南角上有一个佟麟阁路，佟麟阁路为一条南北方向的小型主干路，而察院胡同就在佟麟阁路的北端。我多年前从这儿经过，只知道这儿有一个叫察院胡同的名字而已，万万没有想过它会与我有什么联系。
去年的夏天与几位朋友走进这条胡同的3号、28号才从此注意上了它的存在，也从此再也没有放下过它。
去年夏天的3 号院，是一座刚刚整修过的小型四合院，好像有五间北房，三间西房三间南房。据主人讲这次整修他们花了近四十万。看得出来主人一方面为它自豪，一方面又有一种隐隐的担心。担心它不久于世的命运。
出得3号向西就是28号院，那时我们朋友中的一位女士与28号的主人认识，于是我们得以顺利进入院内。这是一个小型的不太像中式四合院的小院，也许因为像主人说的，这个院子原来与其西边的院子原是一体的，后来分开，这样使它的布局受到了影响，所以它呈现的是一长条状，进入民国时期的西洋式门楼就是一个小过厅，穿过过厅就是前院，前院有一柿树，柿树后为三间高大的正房。正房后另有两间与之相接。穿过正房或经过正房的西侧都可到小后院，后院有一中年枣树与三间南房。
当我们走到正房门前时就见到一位老奶奶站在正房五层高的台阶上，她一只手用力地支持着一根拐杖，另一只手向上抬一下，再抬一下表示欢迎。从相貌上看老人慈祥、安然，因为怕老人累着，我们几个人就到了后院与她的儿子顾先生聊天，顾先生也有六十多岁了。他微微谢顶，个子不高有些发福。聊天中才得知，顾先生正在为这所院子生气，也在打官司中，他说：是他们（指其院落西侧的高楼工地）将我们的房子震裂了，现在我要个说法，不然要拆我的房子时还要说我的房子是老化自然裂的缝，但是我们却输了官司，因为人家说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房子的裂缝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此时他的母亲也通过正房的后门向后院张望。于是我们走上前去与她聊天。一聊才知道老人是原燕京大学毕业，当时的校长是司徒雷登。老人对我们讲了她这些年的不正常一些的经历，如人情无常，世事炎凉。像世事炎凉这种事情从一个93岁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就觉得份量沉沉。
我们扶着老人到了她的正房也就是会客室与她的书房。这才看到老人还要每天写一幅毛笔字或画一幅画。几十年下来其功力也就相当苍老。老人稳坐，头向后微仰，可以看出她完全进入了自己那漫长的岁月当中。
上个月，经过28号时，只看了一眼大门，直觉告诉我：这个院子要发生什么事情或已经发生。走近大门透过门缝向里看时才发现过厅的位置放着一大堆家具。沙发的腿朝上扔在院子里。我叫了几声，没人回答。后来又知道，过了十几天顾先生与拆迁办的人吵了一架，但他们搬到了什么地方，老人家怎样了，就无从得知了。
今天再次来到这条胡同，先看到他的家，大门紧闭上锁。
于是又来到胡同东口，想看一下3号并从这儿走进去。但是在原胡同口南侧有一个帖了大片报纸的房子，内容为“老板不知情，饭馆被强拆”我向里望了一眼，见几个年轻人在打牌。房子的顶部已经塌陷。于是再向南走十多米，只见一个大工地，过大工地向西走，才知道这不是察院胡同，而是文华胡同了，于是想到这个大工地就只能是察院胡同了，于是想拍一下，大工地的保安跑过来，他一方面阻止一方面笑着说：“察院胡同没了。”我说：“没了，在什么位置啊？”他指看几棵树说：“就是那一排树啊。”
于是再一次来到被拆的饭馆，问他们，一个伙计告诉我他们饭馆边上就是察院胡同东口。此时一辆运土的大车（好像叫太脱拉）堵在胡同口。于是进入饭馆，拍了他们的房子，并在他们的帮助下进入饭馆的后院，拍了他们被拆的惨状。在我的右前方就是3号院的残存的北房。此时真是人去也，房空也，只有一股风从地上吹起几片树叶子。
饭馆的位置是佟麟阁路11号，我问主人是什么地方人？这房子与他有什么关系？这房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准备怎么办等等。
他说他是山东梁山人，他是与北京西城区粮食局的万方公司订了一个租房合同，而在之后他自己办了执照，开了饭馆。前十几天拆除时，拆迁公司在他们不在家时就将他的门窗拆了卖了废品。空调、桌椅、一应家具扔在了门外。他接到电话赶紧来到北京。找人家时，人家说他不是房主，拆迁的补偿已经给了万方，但他的经营损失谁来管呢？没人回答。他对我说：“我可以请你吃饭，你看有什么办法。”我说：“我目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只是一直在关注这方面。”我说你不要指望一个报纸说了几句话，一个网说了几句话就起什么作用。你可能也要走上一条许多人望而生畏的道路了——诉讼。”说这话时，我觉得十分的对不住他。但是一定要让他明白，多因一果的关系，而不是将所有希望放在任何别的人身上。尽管就是放在自己身上也不可靠。
告别这位饭馆老板，刚向南走了三十米，就见到了另一幕：三个北京胡同中的男人围坐在另一个大工地的出入口，中间放一小桌，上面又是酒又是菜。一个胖警官站在边上也没有办法的样子。一问才知道，这个工地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多不停工，他们的家就住在边上，他们找了几次工地，但没人理他们，于是一怒之下坐在了工地门口，让那些庞大的车辆门停了下来，工地的工人们也就一边休息一边等着谈判的结果。几个北京男人中的一个说：我就是他妈的无业游民，我就是小市民，我就是没文化，我懂的不许扰民的法，可是你们不懂。今天看谁怕谁，看谁耐的过谁。他说了近五分钟，说完了他问我：“老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吧？”
今天你只要走到任何一个城市，你向四周望一下，你肯定可以见到吊车，而且有时不只一个，我见到最多的一次是三十七个。大变革的时代，老百姓们的命运像面团一样被揉来揉去。而所有人的心态也是过了今天再说，而明天，明天只要多挣钱及怎样挣更多的钱。这让我有一种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怪怪的漩涡中.
北京的十里长安街的南面，也就是在西单路口的西南角上有一个佟麟阁路，佟麟阁路为一条南北方向的小型主干路，而察院胡同就在佟麟阁路的北端。我多年前从这儿经过，只知道这儿有一个叫察院胡同的名字而已，万万没有想过它会与我有什么联系。
去年的夏天与几位朋友走进这条胡同的3号、28号才从此注意上了它的存在，也从此再也没有放下过它。
去年夏天的3 号院，是一座刚刚整修过的小型四合院，好像有五间北房，三间西房三间南房。据主人讲这次整修他们花了近四十万。看得出来主人一方面为它自豪，一方面又有一种隐隐的担心。担心它不久于世的命运。
出得3号向西就是28号院，那时我们朋友中的一位女士与28号的主人认识，于是我们得以顺利进入院内。这是一个小型的不太像中式四合院的小院，也许因为像主人说的，这个院子原来与其西边的院子原是一体的，后来分开，这样使它的布局受到了影响，所以它呈现的是一长条状，进入民国时期的西洋式门楼就是一个小过厅，穿过过厅就是前院，前院有一柿树，柿树后为三间高大的正房。正房后另有两间与之相接。穿过正房或经过正房的西侧都可到小后院，后院有一中年枣树与三间南房。
当我们走到正房门前时就见到一位老奶奶站在正房五层高的台阶上，她一只手用力地支持着一根拐杖，另一只手向上抬一下，再抬一下表示欢迎。从相貌上看老人慈祥、安然，因为怕老人累着，我们几个人就到了后院与她的儿子顾先生聊天，顾先生也有六十多岁了。他微微谢顶，个子不高有些发福。聊天中才得知，顾先生正在为这所院子生气，也在打官司中，他说：是他们（指其院落西侧的高楼工地）将我们的房子震裂了，现在我要个说法，不然要拆我的房子时还要说我的房子是老化自然裂的缝，但是我们却输了官司，因为人家说我们没有证据证明房子的裂缝与他们有什么关系。
此时他的母亲也通过正房的后门向后院张望。于是我们走上前去与她聊天。一聊才知道老人是原燕京大学毕业，当时的校长是司徒雷登。老人对我们讲了她这些年的不正常一些的经历，如人情无常，世事炎凉。像世事炎凉这种事情从一个93岁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就觉得份量沉沉。
我们扶着老人到了她的正房也就是会客室与她的书房。这才看到老人还要每天写一幅毛笔字或画一幅画。几十年下来其功力也就相当苍老。老人稳坐，头向后微仰，可以看出她完全进入了自己那漫长的岁月当中。
上个月，经过28号时，只看了一眼大门，直觉告诉我：这个院子要发生什么事情或已经发生。走近大门透过门缝向里看时才发现过厅的位置放着一大堆家具。沙发的腿朝上扔在院子里。我叫了几声，没人回答。后来又知道，过了十几天顾先生与拆迁办的人吵了一架，但他们搬到了什么地方，老人家怎样了，就无从得知了。
今天再次来到这条胡同，先看到他的家，大门紧闭上锁。
于是又来到胡同东口，想看一下3号并从这儿走进去。但是在原胡同口南侧有一个帖了大片报纸的房子，内容为“老板不知情，饭馆被强拆”我向里望了一眼，见几个年轻人在打牌。房子的顶部已经塌陷。于是再向南走十多米，只见一个大工地，过大工地向西走，才知道这不是察院胡同，而是文华胡同了，于是想到这个大工地就只能是察院胡同了，于是想拍一下，大工地的保安跑过来，他一方面阻止一方面笑着说：“察院胡同没了。”我说：“没了，在什么位置啊？”他指看几棵树说：“就是那一排树啊。”
于是再一次来到被拆的饭馆，问他们，一个伙计告诉我他们饭馆边上就是察院胡同东口。此时一辆运土的大车（好像叫太脱拉）堵在胡同口。于是进入饭馆，拍了他们的房子，并在他们的帮助下进入饭馆的后院，拍了他们被拆的惨状。在我的右前方就是3号院的残存的北房。此时真是人去也，房空也，只有一股风从地上吹起几片树叶子。
饭馆的位置是佟麟阁路11号，我问主人是什么地方人？这房子与他有什么关系？这房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准备怎么办等等。
他说他是山东梁山人，他是与北京西城区粮食局的万方公司订了一个租房合同，而在之后他自己办了执照，开了饭馆。前十几天拆除时，拆迁公司在他们不在家时就将他的门窗拆了卖了废品。空调、桌椅、一应家具扔在了门外。他接到电话赶紧来到北京。找人家时，人家说他不是房主，拆迁的补偿已经给了万方，但他的经营损失谁来管呢？没人回答。他对我说：“我可以请你吃饭，你看有什么办法。”我说：“我目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只是一直在关注这方面。”我说你不要指望一个报纸说了几句话，一个网说了几句话就起什么作用。你可能也要走上一条许多人望而生畏的道路了——诉讼。”说这话时，我觉得十分的对不住他。但是一定要让他明白，多因一果的关系，而不是将所有希望放在任何别的人身上。尽管就是放在自己身上也不可靠。
告别这位饭馆老板，刚向南走了三十米，就见到了另一幕：三个北京胡同中的男人围坐在另一个大工地的出入口，中间放一小桌，上面又是酒又是菜。一个胖警官站在边上也没有办法的样子。一问才知道，这个工地一直工作到晚上12点多不停工，他们的家就住在边上，他们找了几次工地，但没人理他们，于是一怒之下坐在了工地门口，让那些庞大的车辆门停了下来，工地的工人们也就一边休息一边等着谈判的结果。几个北京男人中的一个说：我就是他妈的无业游民，我就是小市民，我就是没文化，我懂的不许扰民的法，可是你们不懂。今天看谁怕谁，看谁耐的过谁。他说了近五分钟，说完了他问我：“老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吧？”
今天你只要走到任何一个城市，你向四周望一下，你肯定可以见到吊车，而且有时不只一个，我见到最多的一次是三十七个。大变革的时代，老百姓们的命运像面团一样被揉来揉去。而所有人的心态也是过了今天再说，而明天，明天只要多挣钱及怎样挣更多的钱。这让我有一种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怪怪的漩涡中.
来源：中国记忆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