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钱铺与银号

2012年02月22日

　　北京的金融业可分为钱铺、银号、票号、金店几类。钱铺也叫钱店，早在明朝末年就有。主要业务是兑换银两，或将顾客手中的铜钱换成银两，或将银两换成铜钱。钱铺中有专营银钱兑换业务的，也有烟铺兼营的，它既卖烟又换钱。还有蜡铺兼营的，叫做烟蜡铺，是最小的钱店。钱店代客兑换银两，有扣平，即少换2%至4%，还有“抹蜡油”的办法，使顾客吃暗亏。清代的有些钱店还经营存放款的生意。

　　清代乾隆以后，北京的钱铺和银号开始发行钱票和银票。这些钱票、银票面额不大，信用也不高，往往因顾客挤兑而使钱铺倒闭。例如清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入直隶，北京城内人心惶惶，持有钱票的人都想兑换成银钱，造成200多家钱铺倒闭。也有的时候是钱铺倒闭使持票人无法兑换银钱，手中的钱票、银票成了废纸一张。咸丰十年就有“正阳门外钱铺关闭，贫民受累者甚多”的记载。

　　除了民办的钱铺外，还有开办于咸丰年间的10多家官钱铺。咸丰初年，因清军与太平军作战造成军费开支巨大，后因缺少铸铜钱的铜，清政府只得采取铸大钱和发行纸币的办法，官钱铺的出现就是为了推行大钱和纸币的。但是私人钱铺拒收纸币，大钱的流通也遇上了麻烦，官钱铺开了没几年又停业了。

　　银号中有些是从票号演变而来。票号也叫票庄或汇兑庄。票号的起源据说是在清乾隆年间有个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在天津开了一家日升昌颜料铺，经营的颜料中有一种铜绿，产地在四川。如果到四川购货需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很不方便，也不安全。于是雷履泰想出了汇兑的做法。商人只需随身携带汇票，到当地票号兑成现钱。于是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票号相继出现。到了咸丰年间，北京已有约30家票号。初期主要经营汇兑业务，后来也经营存放款业务。经营票号的大多是山西人，著名的票号日升昌在全国各主要城市有分号24家。

　　北京的银号的经营项目与钱铺大致相同，不过是规模更大，信用更高。这些银号大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由票号停业、改组产生的，到了1936年北京的银号已有24家。到1946年增加到45家，分成山西帮、冀州帮、山东帮、天津帮几个派别，彼此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北京城里的商家多以同乡关系结成存放款业务关系，例如瑞蚨祥、谦祥益等山东人开设的大绸缎店就与山东帮的银号结成存贷款业务联系。

　　北京银号的地址集中在前门外的珠宝市、廊房头条、施家胡同一带。银号的股东大都是官僚政客、军阀、大地主。这些银号靠放高利贷，从事金融投机，攫取高额利润，在旧中国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狂潮中推波助澜，使千千万万的普通商人和平民百姓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最终导致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

　　清朝初年北京也有从银铺转化而来的银号。银铺主要从事银饰品的制作，也经营金银的买卖。银号的业务是兑换银钱、存放款。北京城里著名的银号有乾隆、嘉庆年间开业的“四大恒”，即地址在东四牌楼附近的恒兴、恒和、恒利、恒源四家大银号，东家都是宁波人。四大恒的资本雄厚，信用良好，又专门结交官僚富商，存放的款项大部分是内务府和各旗籍官员的。“四大恒”也向北京各大当铺发放贷款，成为主要为高官显贵、富商服务的银号，北京人以“腰缠四大恒”作为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北京的各家钱铺、银号惨遭浩劫。据说四大恒的现银八国联军花了三天时间才运完。从此以后北京的钱庄和银号一蹶不振。中华民国成立后，新兴的银行开始取代银号、钱庄，政府的财政部设立官钱局，钱铺、银号发行的钱票也停止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