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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院儿

2012年02月29日

  井院儿[墙根网]

 

旧京民居院中的大水缸

  近年来,无论是静夜独处,与友人闲谈,还是陪年近九旬的老母亲聊天,都离不开早年在古都生活的历历往事。几天来,记忆的屏幕又定格在了旧宅中的那口老井。

  九年前拆掉的老宅位于西城辟才胡同内梯子(后改云梯)胡同5号院。就在院子的东南角还有一座3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人皆呼之为“井院”,正是得名于小院中央的一口老井。井口有两尺见方,由条石交错砌成。洋灰抹的井壁口小肚大呈圆台状。平时井深近20米,旱季则深,雨季则浅。井水清冽澄净却不能喝,乃因它是一口苦水井。与此井相邻的是一棵紧靠东墙的枣树,还有树下一间高不过膝、屋顶呈人字形的小房子。听老人说,小房子里面供的是井龙王的牌位。反正打我小时候便没人答理这位“爷”了,大人们都去奔嚼裹儿,哪还有烧香拜神的闲工夫。

  老井的水尽管有点苦涩,可居家过日子哪一天离得开洗洗涮涮。不仅洗漱、洗菜、洗衣依赖于它,而且浇花、养鱼也沾溉非浅。每当酷暑时节,这口井还是个天然大冰箱。将屉布包好的西瓜,用绳子系到井下,另一端拴在井盖上,用不了两个时辰,吃起来倍儿凉,那叫一个爽!说起老井的“恩惠”还不止于此。母亲曾跟我说过,当年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本已民不聊生,可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几天给断了水,于是胡同里的老街旧邻们天天拥到井院打水。虽说喝起来有点苦,捞出来的饭吃起来有点涩且发绿,可它是救命之水呀,难怪老母亲念叨起这件事感念不尽。还记得刚解放那几年,一遇旱天,胡同里尘土飞扬。时任街道主任的母亲隔三差五便组织群众“泼街”。每到此时,用不着“擂鼓聚将”,各家各户纷纷拎桶端盆走出家门,用水舀子或瓢取水泼洒,孩子们则穿梭其间撩水取乐。那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堪称京城一景。而院里的井水自然成了舍身荡尘的“无名英雄”。

  小小的井院还是我儿时的乐园。虽然它比不上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有那么多可看、可听、可吃和可玩的,却依然令我童心荡漾。炎炎夏日,鸣蝉在树叶里长吟;静静秋夜,墙根的丛草间不时传来蟋蟀的琴声;抬眼望去,枣树上挂满了小红灯笼。我曾一连数天马步蹲在井台上,两拳轮番朝井下打“栽锤”,那是听二大爷说功夫到了能听见井水咕嘟咕嘟响;我也曾用粉笔画靶形于南墙上,用弹弓夹住自制的泥球连连发射;酷爱京剧的我还曾站在井台上喊嗓子,想借点水音……井院里最富情趣的一幕是: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弟弟用碎砖头砌了个小池子,蓄满了井水,养了几只小鸭子。只见遍体松黄的小鸭或游水,或钻水,或抖翅,那副悠然自得的样子,常常逗得孩子和大人们笑语飞扬,其乐融融。

  甲骨文中就有“井”字。而“胡同”本是蒙古语,指的就是水井。据《京师坊巷志》,清代北京的胡同有一半以上有井,光带“井”字的胡同就有80多条,足见人与水须臾不可离也。老北京管有甜水井的公共水站叫水窝子。早年间,老百姓喝的甜水都是到水窝子去买,然后由水夫送到家。与旧宅相邻的郑王府夹道南头便有一处井窝子,后因水枯而被填平。小时候常去那儿玩,废弃的压水机底盘尚依稀可辨。辟才胡同西口也有一处井窝子,因水头极旺惠及周边几十条胡同,我们家喝的水就是从那儿买的。老北京都知道,干送水这行的多是山东汉子,兴许是身大力不亏吧。上世纪40年代末及50年代初,我所见过的水车已不是那种吱吱扭扭的独轮车,而是两个轮子的木车。车上有一个长两米左右、由木条围起来的近乎椭圆形的水箱。其尾部有两个用布包缠的木塞。拔出木塞,水即喷涌入桶,讲究是滴水不外漏。水夫挑起两桶水径直走进院中,不敲屋门,直接将水倒入门后的水缸,然后自行取下挂在门楣上标着水份的竹牌。据说,也有用粉笔在门框上作记号的。当年,干哪行有哪行的规矩,讲的是诚信。

  史料上说,京城自来水公司筹建于1908年,历时三载才初具规模。虽说可怜的设备对于偌大京城不过杯水车薪,靠井水活命的普通百姓也用不起,但毕竟北京有了自来水。随着时间推移,原先的井窝子陆续被自来水“水站”取代。及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自来水管道伸向四面八方,使得更多的人家直接到住家附近的水站取水。那时,我和姐姐几乎每天都到辟才胡同西头的水站拉水,用的是一辆四个轱辘的小木车,待水桶接满后,再将一块屉布覆盖其上,免得水晃荡出来。自来水是公家的,自然不能白喝,看管水站的官大妈每月来家收一次水费。直到1966年,私房“统归”房管局,这才给我们院接通了自来水,从此告别了拉水的日子。而井院中的那口老井渐趋枯竭,终于在1967年“入土为安”。不得不填上的原因,是房管局“钦定”在我们院沿南墙盖一排简易房。有道是:上命差遣,盖不由己。给我带来过童年欢乐的井院也随之化作尘埃,永远地成了记忆中的念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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