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私家园林与士大夫文化
2012年02月23日
朗润园日暮
鸣鹤园
明、清两代都有清华园。明代的清华园位于现在的北京大学西门外，是万历年间武清侯李伟的私园，清代改为畅春园。清代的清华园位于现在的清华大学校园内，这里原来有一座熙春园，在道光年间熙春园一分为二，西半部分改名为近春园，赐给道光第四子奕詝，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东边赐给道光第五子奕誴,以工字厅为中心。后来咸丰皇帝将其命名为清华园。清华园内有荷塘，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荷塘月色》写的就是这里的景致。园内有一座迤东亭，1978年时改名为“自清亭”，工字厅后檐还悬挂着“水木清华”的匾额。
水木清华
工字厅
在圆明园附近还有许多清代私人花园。像蔚秀园、承泽园、自得园、自怡园、澄怀园、近春园。在南边不远的海淀镇还有礼亲王花园、僧格林沁花园、德贝子花园。这里还有清末宫内总管太监李莲英的宅院。在北京西郊的田野、山林中，还有许许多多的私人宅院和园林，像香山上的松林餐厅、玉华山庄、梯云山庄、芙蓉馆等都是当年达官显贵们修建的私人别墅。在离演武厅一里多远的地方还有一座法国花园，是法国驻华使馆营建的。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是苏格兰人，他也学着中国士大夫的样子，在妙峰山樱桃沟村修建了一座私人别墅，名叫“乐静山斋”。这座别墅房间不多，园子也不大，建在山坡上，园中种植有各种名贵花木，还有一块溥仪手书的匾额呢，这座别墅一直保持到现在。现为海淀区卫生局办公地。
李莲英旧宅
北京城内外士大夫宅邸中的园林是士大夫隐逸文化的基本载体，这些园林的面积都不大，从芥子园、半亩园等园名上就可以看出。李渔在《芥子园杂联序》中提到“地上一丘，故名芥子，状其微也。往来诸公见其稍具丘壑，谓取‘芥子纳须弥’之义也。”
以一个小池塘象征瀛海，以三个小土堆象征海上的仙山，是明清时代园林设计中惯用的手法。把本来很小的园林，通过置景和主观想象，当作大千世界，起源于“壶中天地”的传说故事。《后汉书》中记载有个费长房曾担任市椽，他看见集市上有个卖药的老翁，每当集市结束后就钻到药壶里，后来费长房要求老翁带他一同进壶，“惟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这个故事当然是方士们胡诌出来骗人的，后来的士大夫们却十分热衷于到壶中去讨生活。
明清时代的私家园林中名为壶公楼、小方壶、壶隐园、小盘洲、人境壶天、小有天、小玲珑山馆的比比皆是，连皇家园林北海琼华岛的北坡也有一座题为“一壶天地”的山亭，士大夫阶级有条件的隐居于自家的小花园里，没条件的也要在自家的庭院里摆上几盆石榴树、几只金鱼缸，插上几片山石。唐宋时期的文人喜欢漫游各地山川，明清时期的士大夫只喜欢龟缩在自家的小花园里，他们连精神漫游的梦都不做了，干脆将自家园林中的建筑题名为龟壶轩、缩轩、蠢斋、息园、随园、聊且园、懒园，等于承认自己就是一只缩头乌龟。由此可见明清两代的士大夫的人格已经萎缩到了何等的程度。
明清时期的士大夫的人格不仅不能与孔子、庄子等先贤相比，而且也不能与唐、宋时代的诗人相比，他们连隐逸于山林泉石之间的勇气和胆量都没有了，只能在北京、苏州这样的繁华闹市里寻找一小片土地，构筑起一个小小的安乐窝，像一条虫子一样钻进里面不出来。
士大夫的私家园林和皇室、王公大臣的园林虽有大小之别，其精神实质却是相同的。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九洲清晏”就是用来概括说明皇家园林对整个大清帝国的象征意义，将昆明湖比作瀛海，湖中的小岛比作海上仙山，在万寿山上建有须弥灵境、四大部洲等建筑景观，于是一座颐和园就是整个宇宙的象征。北海琼华岛的面积很小，却将岛上的广寒殿左右的小亭命名为“方壶”，“瀛洲”。清代时北海这座面积仅有0.7平方公里的皇家园林里面却安排了海上仙山、西方佛国（小西天、观音殿、西天梵境、万佛楼等）、皇家庭园（画舫斋、静心斋等）、士大夫隐逸景区（濠濮间等），几乎把传统文化和传统园林体系中的所有因素都囊括进去了。
在小小的琼华岛上，也有皇帝理事、引见官员的悦心殿，有永安寺等佛教寺庙，有附会道教神仙的一壶天地、小灵丘、承露盘，有承袭老庄旨趣的得胜楼、抱冲室，还有各种假山、池涧、楼台亭阁，具体而微，应有尽有。
正如封建皇权的极度扩张导致士大夫人格的极度萎缩一样，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了大清帝国的国门，并且登堂入室，对中国瓜分豆剖。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统治者既然没有反抗的实力和勇气，只得像一只缩头乌龟钻进颐和园里，过着醉生梦死、得乐且乐的日子。
私人宅邸园林是士大夫隐逸的场所，他们上朝时是皇帝的奴才，下了朝回到家里后就摇身一变，俨然以隐士自居，写诗、作画、弹琴、下棋、饮茶、喝酒、赏花、观鱼，与三五知己、清客相公聊聊天，都可视为雅事。打几个瞌睡，生几天病也无不可。更何况还有成群的妻妾、丫环，真正是秀色可餐。士大夫们此时此刻的感觉实在比当神仙还好。
中国士大夫的隐逸文化，本来是作为专制皇权的对立面出现的，发展到末世却由维系士大夫独立人格的手段沦落为腐蚀、出卖独立人格的工具，养成了士大夫们的病、懒、庸、迂、困、拙、蠢等多种多样的病态人格。养成了孤寂、偏狭、猜忌、落落寡欢、守拙藏愚、冷淡等性格气质。明朝的唐寅写过《百忍歌》，提倡何时何处都要忍耐；清朝的李渔写过《贫贱行乐之法》，提倡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精神胜利法。可见当时的士大夫的精神境界已经变得十分卑微、萎靡了。
清代皇家宫苑里也不乏随安室、养愚堂之类的建筑，昔日的民族英雄努尔哈赤的后代子孙已变得十分孱弱，清末的几个皇帝没有一个长命的，在虚弱的躯体中，不会产生强健的精神。在清末，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许多士大夫依然那样麻木不仁、苟且偷生，真令人感叹。
